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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23日，广受瞩目的2019年度“中国好书”获奖名单揭晓，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莫砺锋讲唐诗课》入选。这是该书继入选中国出版协会2019年度30本好书、《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之后，所获得的又一项荣誉。

《莫砺锋讲唐诗课》，莫砺锋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58.00元

《莫砺锋讲唐诗课》是一本介于学术与普及之间的古典文学读物。分为四个部分：“诗人评说”的4篇文章讨论了谁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并详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王白居易等三位诗人；“名篇细读”的2篇文章是对《春江花月夜》《秋兴八首》逐字逐句的精讲；“名篇小札”的30篇文章，系从唐诗名篇中抽绎出问题并作解答，带领读者探究赏析若干名作，并对唐诗接受史上人们对一些诗人和作品的误读与偏见作了辨析，等等；“问题探索”的4篇文章分别涉及唐诗意象密度、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等学术问题。

日前，莫砺锋先生接受记者采访，围绕该书出版缘起和一些具体论述作了讨论，并分享了他关于唐诗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的一些思考。“我本人的研究确是偏重文艺学方法的。况且我在文献学、考据学方面功力薄弱，对别人的优秀成果只能心向往之。”谈到自己的学术工作，莫老师一如往昔地谦虚。“（我）只愿意研究自己喜爱的诗人。……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像李、杜那样的人物，历经千百年读者和论者的严格审查，其人品确是第一流的。”谈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莫老师充满感情，并自然流露出一股“正大”之气。这些地方，都让我特别地感动和起敬。

莫砺锋 ：“精粹”二字万不敢当，但说拙著是“一本有一定学术性的唐诗普及读物”，也许不算过分。本书的编选完全是由程千帆先生的《唐诗课》引发的。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程先生的《唐诗课》。该书共收11篇论文，大多是关于唐诗的。其中有一篇是程先生与我合写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度高上——读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札记》，编辑来信请我授权，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得到样书。《唐诗课》出来以后，反响很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闻风而动，派出编辑登门约稿，请我也编一本《唐诗课》，跟程先生的书相衔接，表示薪火相传的意思。我的唐诗研究本是程先生手把手地教出来的，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程先生表示感谢，于是接受了约稿。我的主观愿望是尽可能在学术性与普及性之间达到平衡，尽可能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向读者讲解有关唐诗的基本问题，但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本书能获奖，是对我从事普及工作的极大鼓励。

莫砺锋 ：不但是唐诗，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主要风尚就是实证性研究，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近年来在各种学术评奖活动中获奖的成果，几乎都属于您所说的几个方面，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罕有所闻。在唐诗研究方面，重编《全唐诗》是受到学界瞩目的大工程。因为《全唐诗》乃清人所编，错误、遗漏相当之多，现在有两所大学正在重编《全唐诗》，南大所编的今年就能出齐，复旦所编的也不久就能问世，这对唐诗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文献学范畴的重要学术成果。总之，偏重文献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等方面的唐诗研究成就有目皆睹，已成风尚。但是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我们的学风特色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程千帆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两者不可偏废，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是两者兼长的。我也对两者都很重视，但由于我在古代文学界是一个半路出家者，是从研究生阶段才始操此业的，我其实只是个唐诗宋词的爱好者。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来从事研究，往往会偏爱艺术分析。所以我本人的研究确是偏重文艺学方法的。况且我在文献学、考据学方面功力薄弱，对别人的优秀成果只能心向往之。

中华读书报 ：您在个人《学术小传》中写道，“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当我研究他们时，就会带着几分感情”。读您的文章，确实觉得您笔端常带感情，很有感染力，但是，太喜欢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话，会不会过于美化和偏袒他们？比如我们知道李白、杜甫都有通过干谒求名求官的事，这可能是他们不算很光彩的一面，但您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求官是为了安邦定国或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与有些人为了富贵求官不可同日而语。

莫砺锋 ：我从事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从兴趣出发。也就是说，我一般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愿意研究自己喜爱的诗人。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著，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唐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李、杜、韩、白和王维、李商隐等人。在宋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人。我的研究重点则是杜甫、苏轼、黄庭坚和陆游。由于中国人评价文学家时向有“人文并重”的传统，凡是人品较差的文学家，都已遭古人批评乃至舍弃。所以像李、杜那样的人物，历经千百年读者和论者的严格审查，其人品确是第一流的。至于干谒求官，则是当时读书人的惟一出路，李杜当然也未能免俗。我说他们求官的根本目的是安邦定国，是由于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读到此类表述。叶燮说得好：“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我认为一首歪诗是可能言不由衷的，好诗却必然是真情的流露。如果言不由衷，岂能瞒过千古读者的眼睛？

中华读书报 ：大著第二部分“名篇细读”解读了两篇作品，其中之一是《春江花月夜》，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明代才受到人们重视（距其问世已经过去了大约六百年），为什么数百年间人们都不能认识这篇作品的优秀呢？

莫砺锋 ：这个问题在程先生的《唐诗课》中已有很好的回答，就是那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程先生从文献学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历代总集或选本中入选与否的情况，发现在明代以前，除了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外，现存的唐宋元文献中都不见此诗踪影，而《乐府诗集》又是对乐府诗不论优劣一概收录的，所以仍可断定明代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此诗。而自从明初高棅《唐诗品汇》选入此诗，特别是在李攀龙《古今诗删》选入此诗之后，它就成为重要唐诗选本的必选之作了。历代诗话中的情形也与之类似。程先生的结论是，《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随着初唐四杰而升沉的。初唐四杰的地位在陈子昂之后逐步下降，《春江花月夜》也就湮没无闻。直到明代，在“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之背景下，“前七子”中的何景明等人对初唐四杰，尤其是四杰的七言歌行提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四杰一派歌行之杰作的《春江花月夜》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注意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照中，程先生又发现了王闿运、闻一多以来流行甚广的一种误解，即把《春江花月夜》看作一篇宫体诗。他指出，宫体诗风在隋代已得到部分的纠正，而四杰一派的歌行，即使是涉及男女爱情的，也已与宫体诗划清界限，所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已经不是宫体诗。程先生的这篇论文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并重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