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从古田开始，又不止从古田开始
■李景璇
△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资料图
成功从古田开始。
这是镌刻在福建古田会址动车站站前广场主题雕塑下的一句话。
来到古田，稍稍留心，这7个字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成功，是那段历史赋予古田的一个注脚。
现在读来，依旧余音袅袅。
90多年前，古田只是闽西上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
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里和闽西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受着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在闽西的长汀，一条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醒目地印在了城头，“革命者来”：
这是1927年的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径闽西长汀、上杭、永定等地时，播撒下的革命火种。
在闽西的蛟洋，一则“新闻”刊登在国民党反动刊物《狂涛》上，“大土劣傅柏翠……煽动农民联络十八乡图谋不轨，封仓收米，焚契灭据，无恶不作”：
这是1928年6月，出身蛟洋第一大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傅柏翠，将自家土地全部交给农会进行重新分配，引发的一场农民运动。
在闽西的漳平，一个群众家里的墙壁上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九斤，大洋贰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礼（里）。
”：
这是1929年8月，红四军由闽西向闽中行军作战途中，战士们买米找不到卖主，主动写给群众的一封留款信。
1929年的闽西，风雷激荡，红旗跃过汀江。
从井冈山入闽，红四军攻克了400年来无人攻破的上杭城，夺取了有着闽西“小上海”之称的长汀城，全歼盘踞在龙岩城的国民党军阀陈国辉部队，从农村到城市，战地黄花分外香。
如果单单以当年的闽西来看，革命的烈火的确是越烧越旺。
但闽西之于闽省，始终是一个局部；
闽西之于中国，更是一个小小的局部。
放眼于当时中国，白色恐怖依旧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
这也造成当时的共产党和红军中，有的人犯了革命急性病，也有人产生了悲观的念头。
一旦认知脱离了实际，往往会导致错误思想的产生。
只看到局部的胜利，而不关注全局走势，就可能做出“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式的决断来；
只拘泥于眼前的困境，而看不到浩浩汤汤的潮流，也许会得出“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式的疑问来。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
中国革命就是在不断对标国情和形势中，校正着自己的航线，最终抵达胜利的彼岸。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5个条件。
其中，第5个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如何能让组织有力量，政策不错误，成为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亟需解答的历史考题。
1929年3月，在红四军攻下长汀城当晚，毛泽东就让人找来《汀州府志》《长汀县志》进行查阅，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经济状况。
但志书上的记载毕竟不够全面和具体，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变化，为此，毛泽东特意把长汀县委宣传委员黄亚光找来，决定要开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流氓头子6种人的调查会，而且特意要求他们都要在各自行当干了20年以上的时间。
△辛耕别墅。资料图
没几天，黄亚光就把6种人找来了。
在红四军前委驻地辛耕别墅，经过毛泽东一番循循善诱的引导，他们七嘴八舌地讲开了。
老佃农饱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讲的是地主豪绅占有的田地和剥削情况；
老裁缝师傅有机会为市民商贾做衣服，对这些人的生活状况说的头头是道；
老教书先生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民情风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
老钱粮师爷肚子里装的是旧政府纳税完粮的一本账；
老衙役和盘托出了豪绅地主与官府衙门勾结的底细；
流氓头子则最明了当地社会各种势力的状况，把是非纠葛介绍得绘声绘色……毛泽东一边仔细地听，一边认真地作笔记，还不时问问这问问那。
调查会开得很成功。
陪同毛泽东进行调查的黄亚光对这位红四军前委书记也心生敬意：
自己虽然是本地人，又在本地生活工作了多年，但是掌握的情况，还不如毛泽东这次调查得来的材料多。
其实，终其一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都极为重视，也是这方面的行家和高手。
从这些调查活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调查，目的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
因此，调查也往往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在结束调查工作的当晚，对长汀城各方面情况都已熟稔在心的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起草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
其中写道：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
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
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复制件）。中国军网记者李景璇 摄
这个文告，鲜明地阐述了红四军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争取商人和知识分子站在革命的一面取得了很大作用。
作为红四军入闽后的“首次重要亮相”，这个文告不仅稳定了当地民心，也为红四军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文告发出后，红四军及长汀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各项工作也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
长汀城在革命军队到来后，依旧正常运转，依旧繁荣似锦，继而红军被服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等也建立起来，支撑起了红色政权的骨干工业体系，成为了党领导下的红色“小上海”。
这其中重要的缘由，是毛泽东对这座城市社会经济状况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和对各阶层民众生活处境细致入微的认知了解。
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作祟，如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导致会议开得很不成功。
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
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在闽西地方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依旧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时任闽西临时特委书记的邓子恢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地文昌阁。资料图
在中共闽西一大召开前夕，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了文昌阁，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在交谈中，毛泽东发现很多代表对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甚了解，便和邓子恢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时间，要求代表们赶回去再花些时间就土地、政治、党务、物价等项目进行全面的社会调查。
毛泽东本人也深入到当地合作社详细询问物价、生产等情况，掌握了开会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闽西一大的推迟，在闽西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于这一点，他曾明确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代表们熟悉了各地区的情况，为大会讨论制定纲领、决议做好了准备。
在大会召开后，代表们畅所欲言，毛泽东也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6个有利条件和建立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
通过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及关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妇女问题等多项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是由邓子恢等执笔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
邓子恢在后来的回忆中讲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闽西革命形势和任务能够做出如此精辟的分析，是与他高度重视并且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闽西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闽西有600多个乡村进行了土地改革。
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村的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万亩的土地始终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