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这个老和尚为何能安立于强势君王之侧

文 | 陆波

编按：明朝和尚姚广孝的故事，可参阅上篇《愿承杀名姚广孝，功过是非任凭说》。

▍四、生前繁华终虚幻，死后哀荣已是空

靖难之役的残酷征战及朱棣对建文帝朝廷旧臣的残暴屠戮，已远远脱离道衍和尚辅佐明君，为天下众生开创祥和太平景象的初心。天下的确已是强君的天下，但儒家倡导的君王仁政仅方孝孺一案就彻底幻灭。而朱棣开创永乐之年，道衍和尚已近七旬，古来稀有，身随心境，均已垂垂老矣。

永乐二年，道衍和尚被朱棣亲赐姓名：姚广孝，并高度评价其在靖难之役居功至伟，“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拜僧录司左善事、资善大夫及至太子少师，这是正二品的官位，于一位僧人也是破例。朱棣对姚广孝从不直呼其名，总是“少师”、“少师”以示敬服。他命姚广孝蓄发还俗，不要僧俗两界来回忙活，不如真正成为大明的权臣重器，还赐予姚广孝两位宫女侍候，并准备为其建一所漂亮的宅邸。但除了接受“姚广孝”这一名字，朱棣的其他要求，一律被婉拒了，这种不识抬举拒绝君王，而且还是拒绝朱棣，甚为罕见。朱棣赏赐的金银财宝姚广孝全部散发给乡里，他“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后世称其为“缁衣宰相”。世人只是艳羡其身份显贵，但不在意他退朝后匆匆卸下朝服，换上僧衣，赶回他住持的庆寿寺，依然做个跏趺而坐的世外僧人。

姚广孝被后世诟病的重点就是他没有守住僧人本分，是“异僧”，既然出世，却不愿困囿于十方丛林，似个儒士臣僚入世事功，一双虎眼总是关照人间事态，如何了然脱生死，获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之正等正觉？姚广孝亦是一位诗人，他留给后世九卷诗集，确有对世间大业的热情执迷，如洪武年间尚为青壮年的姚广孝途径丹徒北固山，曾写下这样仰慕古贤功业的诗句：“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一旁的僧人宗泐听后，颇不以为然，说：这是释门弟子说的话吗？对小南朝如此上心。（参见：《罪惟录》列传卷十六）

作为为朱棣斩获帝业的功臣姚广孝，在燕王藩邸时期只是幕僚而已，即使过从密切，20年的光阴基本消磨在庆寿寺的梵音香火之中，而朱棣大业已成之时他已是垂暮之年，功名的意义不知何在？他以少师身份曾回故土苏湖赈灾，为乡里族亲所厌弃。他拜见自己的亲姐姐以及少年时期朋友王宾均被拒之门外，民间广泛传言他亲友的回绝之辞：“和尚误矣！和尚误矣！”这个传说的故事虽然有些许夸张，因为从王宾留世的文集里他始终对姚广孝保持深厚情谊和敬重，但借王宾之名义，反映了即使在当时姚广孝的品性已被民间人士质疑。

在读姚广孝年谱时会发现他在永乐时期主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负责撰修所谓《永乐大典》，二是继续做宗室继承人的老师。曾经侍学的朱高炽已荣升皇太子，而姚广孝在1407年被指令继续教导皇长孙朱瞻基。这两位后来都位尊皇帝，也是对姚广孝始终心存感念的人。他们仁慈宽厚，施政贤明，开创了明朝最好的“仁宣之治”时代，与这位佛教徒老师不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姚广孝作为佛弟子，晚年最重要的贡献还包括主持铸造永乐大钟。铸钟的缘起今天已无从考证，是朱棣深为杀业惶恐，还是姚广孝会意祈旨，都不得而知。或许是同样对佛教有深入研究的朱棣与姚广孝再次达成的默契。从朱棣角度当然是为彰显其丰功伟绩，以期皇天后土，基业永昌，同时是不是靖难三年、南京屠城，需要安抚那些四处游荡的冤魂野鬼，超度那些不安的亡灵，也是原因之一呢？

永乐大钟，是中国迄今现存的体量最大的青铜钟，外观恢弘、工艺精湛，是青铜铸钟的卓绝奇迹。大钟铸好后，先挂在宫中，明万历年间移置万寿寺，清雍正十一年移置觉生寺（即今天的大钟寺）。此铜钟通高6.75米，钟壁厚度不等，最厚处185毫米，最薄处94毫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经文的书写者是被朱棣成为“我朝王羲之”的沈度。就经文部分，朱棣把他亲自撰写的《大明神咒回向》铸到诸经环绕的最醒目部分，更多地是彰显其以儒入佛，期许以儒家精神披载佛教形式，教化臣民建立和巩固他所理想的大明社会秩序，维护“大明一统”永驻世间的愿景。其主要十二大愿为：“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虽说此大钟还是以保佑皇权永固为根本的政治大钟，但古往今来，以铭刻近23万字佛教经文的铸钟且可以鸣钟警示人间的方式，必须承认是一次具象弘化佛法的壮举。同样，老和尚居功至伟。

▲ 永乐大钟

然而在晚年，在世间，姚广孝已看到了世人对其的质疑之心，但他并未因此而动摇在世间的行动力，他坚信自己践行的是他心目中的“菩萨行”，虽然个中复杂故事远非他理解的佛教义理可以解释。他的积极心态始终如一。从年谱记载看他坚持上朝几近坐化前夕。“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春天，姚广孝已临近人生的终点，重病中，朱棣多次到庆寿寺看望他，史书说是“谈甚欢”，还亲自赐金痰盂，这是他们相处36年以来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时光，朱棣对和尚的尊重与友善始终如一，这也是朱棣冷酷多疑残暴个性中罕见的。从史书记载看，36年里他们的关系没有过嫌隙出现，和尚也从未因什么过失而受到处罚，朱棣把自己的长子长孙均交由和尚教育便是最大的信任。这时候，他问姚广孝还有什么要求，姚广孝提出请求赦免建文帝时的主录僧溥洽。朱棣一直疑心建文帝是假冒了僧人逃遁出南京城的，而其中僧官溥洽嫌疑最大，所以一直将溥洽关押了十多年。和尚说：“关太久了，放了他吧。”朱棣允诺，同意立即放人，和尚伏地叩谢。

没过多久，姚广孝在庆寿寺坐化圆寂，终于走完了以高僧面貌示现人间的艰难长途，世寿84年。朱棣悲痛，辍朝两日（也有载三日）。有传闻说，朱棣将姚广孝养子姚继叫来问话，问，你父临终时可有话说？养子叩首不止说：我父亲说请皇上厚待我们家。朱棣当即翻脸，说：“我和你父亲相处这么多年，他从来没为自己利益提过丁点要求，明显你要欺君吗？”后来还是给这个养子一个尚宝司少卿（五品）的官去做，但很快养子也死了。姚广孝作为僧人的一生没有后代，连养子也没有承袭多少荫庇。

朱棣对姚广孝品性的尊敬不能允许哪怕是其养子的玷污。他亲自为姚广孝撰写碑铭，而其他臣僚无人获此殊荣。朱棣还命建姚广孝墓塔，位于今天的北京房山区常乐寺村北，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砖塔，高约33米。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一座，至今基本完好保存。

▲ 姚广孝墓塔

姚广孝死后，他的英名延续至仁、宣二帝，仁宗朱高炽刚一坐上皇帝宝座就加赠“少师散官勋爵，谥号悉如旧”，配享成祖庙庭，并亲自撰文歌颂和尚的功绩。他盖棺姚广孝的功绩为与其父皇“相与合德协谋，定大难，成大功”不要说姚广孝的僧人身份，牌位能够供奉在成祖朱棣庙堂已是给与姚广孝最高的荣誉。明太祖、太宗开国两朝配享太庙的十六位功臣名单中，自中山王徐达以下，全部是为朱家王朝出生入死的武臣。以文臣身份位列功臣配享荣誉的，仅姚广孝一人。朱高炽在祭文中提到的这一句非同一般：“生则同其富贵，殁则陪其祀享”，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朱棣与姚广孝一生相伴因缘的解读。

但是如此开国功臣其辉煌荣誉至宣帝朱瞻基过世后就迅速陨落了，一方面是和尚无后，没有沿袭的血脉族亲，以僧人身份浸染世俗亦在佛教界也不会得到很高评价。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晚年为佛教辩护而批驳以程朱为代表的“辟佛论”（指斥佛教，驳佛理），写下洋洋万余字《道余录》，该文于1417年11月整理完成，是在他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可见老和尚的为佛教而战只争朝夕的精神。

纵观《道余录》，不能说这是一部以学理思辨胜出的学术著作，更像一篇批判稿。和尚列举二程（程颢、程颐）28条，一朱（朱熹）21条辟佛言论，重点针对的是“略识佛理”的朱熹，给与一对一的答辩批驳，而它激扬义理的说服力，如非佛教徒的一般读者很难信服。而朱熹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自官方至民间影响甚大，可称为三朝的官方哲学，被视为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儒学义理圣人。所以，可以理解姚广孝为佛教辩解不能得到当时乃至后续社会的接受。《道余录》问世后甚至被姚广孝的朋友厌弃，他的友人张洪“但见《道余录》，辄为毁弃”。①无论官方民间一致认为其诋毁先儒，为君子所鄙视。如果不是作为姚广孝的崇拜者的李贽积极收集并校阅，在万历四十七年（1617年）由钱谦益出资出版，恐怕今人难得再见此文。

而纵观《道余录》，集中于姚广孝对二程一朱在“佛经之辩”“本体论之辩”“修行之辩”上，其说服性的弱势在于佛教儒教根本是不同体系不同认知的哲学思想范畴，程朱只为扬儒而抑佛，对不存在孰对孰错比较基础的认知哲学牵强分别，姚广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直指朱熹是为强儒学而辟佛，这是一种私心私利，毫无公正可言，他还举出朱熹早年的一首诗证明其从佛法中获益良多，暗讽其“格物致知”恐怕也曾受益于佛家。换言之，他认为以如此功利思想而不能客观评价佛、道之说是有失公允的。

姚广孝的佛教徒本质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发表《道余录》只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程朱思潮提出一点佛家的建议，那就是其前言所云：“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并称这三位排斥佛、道“必当据理，至公无私，则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 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虽然姚广孝始终没有形成三教合一的哲学观点，也不愿意论及儒释道互为体用缠绕，但其一生的经历践行了他对儒学道学一切利益世间学说的吸纳和运用，因为本质上说他认同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与佛教的“无”是相通的。

他意识到后世对《道余录》发生误解，故而他也写道：“士君子，有过余览是录者，知我罪我，其在兹乎！”连天下杀名都可以承受的和尚，告诉后人：你们对我的理解或者怪罪都在这里，显示其不以介怀。

老和尚留在世间的著作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类稿》五卷、《道余录》《净土简要录》《佛法不可灭论》及《诸上善人咏》各一卷。均收录于《四库丛书存目》集部第二八册，对于研究他的佛学思想、政治理念、人生态度，他交游广泛，文人墨客、官僚公卿，佛道高人，各地古刹名寺秀美山川亦都留下过足迹，他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一生。

▲ 姚广孝《跋邓文原急就章》

▍五、老和尚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说

姚广孝有一幅画像留存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那就是所谓的“南熏阁《姚广孝像轴》”。当年乾隆在检视所藏的历代帝王皇后及名臣的肖像时，要求重新装裱收藏于南熏阁中，其中历代名臣肖像21幅中，便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姚广孝着紫色僧衣跏趺而坐之肖像，根据画像上的金字题识：“敕封荣国恭靖公赠少师姚公广孝真容”，这说明画此像时已是朱高炽洪熙元年追赠少师之后所绘。

姚广孝画像总共有四幅，三幅僧服像，一幅官服像，但惟独存世的这幅画像是他身后之作，因为他生前对每一幅自己的画像都做了如“本色衲子言”般的题赞，其中供奉于崇国寺（即后来的京城护国寺）的画像上他自己如是题赞：“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露骨露风流，有时摇动龟毛拂，真得虚空笑点头。”②这幅画像非常有名，因为明清之间有不少文人游览崇国寺时都观赏过此画，并留下观后感，但乾隆游历崇国寺时题写的游记诗已不见提及，《日下旧闻考》也称这幅画像无存，推测流失于乾隆早年。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唯一一幅老和尚身后画像也有着一番不凡的因缘，在画像上有另一位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的题赞：“染衣而官，蝇点冰颜。以道反常，慈波奚宽。知公罪公，星有定盘。咦，接的无初传正脉，从来明暗不相参。”题赞署名：“万历壬辰冬十月望后四日题于潭柘山嘉福寺一音堂 后学释真可。”也就是1592年冬天，紫柏真可云游潭柘山某寺庙偶然见到了这幅画像。“接的无初传正脉”是说，原本寺院的住持僧无初和尚是姚广孝的法脉传承人，这位僧人来自日本，永乐年间经姚广孝举荐被成祖钦命为潭柘寺住持，姚广孝晚年也常来此住住，至今寺院里还有“少师静室”，便不难理解这幅画像与潭柘寺结缘，但最终又是怎么回到故宫南熏阁，个中曲折便无人得知了。

▲ 姚广孝像轴，故宫南熏殿存

紫柏真可对姚广孝的评价比较中性，他的批评点非常明显：“染衣而官，蝇点冰颜”，对高僧出仕为官还是不能释怀。但“以道反常，慈波奚宽”似乎又是极大的赞赏，也就是说，虽然和尚的行为形式有违释家，但其行为本身的本质是以反常规的方便之道，方便法门行菩萨大化人间的善行，故慈波奚宽，利益众生。“知公罪公，星有定盘”，从这句话可知，真可和尚是读过《道余录》的，即是与“知我罪我，其在兹乎！”对应。但 “知公罪公，星有定盘”，还是关心后世的人心尺度，后人的评说，追求“自有公道”，而并不是姚少师“知我罪我，其在兹乎！”的真实意思。求真大义者，只是告诉后人，理解我也好怪罪我也好，均由此出，他并不在乎人世间的功过评说。

李贽云：“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③他认可在朱棣这般强势君王之侧，姚广孝是目光高远大智慧者，而单论理学经论教条不可能获得如此大成就。所以他总结明朝至万历年的200多年的安稳和平仰赖朱棣姚广孝。

靖难三年，南京屠城，的确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灾难，具体到那个时代反朱棣阵营里面，就是具体的个人与家族的灭顶灾难。以中国传统文化君权天授思想主导下，朱棣的功过自在另一个评价体系之内，总体而言，成就伟业获得四海宁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稳固，国家的强盛，这些可以轻易淡化其实施过程中的残酷暴行。而姚广孝则完全不同，他毋庸置疑要背负天下杀名，而且是以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佛教徒的身份背负这个杀名，这也令佛教界倍感尴尬也无法为其入世参政做出更好背书的地方。

姚广孝晚年作诗《少师真容自跋》，也是为其某幅画像而题，其写道：“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④这段自跋倒是概括了他对自己平生作为、心路历程及佛弟子看待世间态度的真实写照。

“成佛在人间，人成佛成，是为真现实”，这是近代高僧太虚法师提出的“人间佛教”概念，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而早在明初的姚广孝用一生紧系世间，竭尽全身心为朝廷行事。背负杀名而行大义者，不为取悦众生而行小善，或许更接近概括少师的生平。其实，把姚广孝看作只是一位有佛教信仰的佛弟子入世为官也好，把他拔高为行菩萨道的度化人间者也好，这些都不重点，他只是随着机缘，遇到了那个雄心勃勃的俗世帝王，不论出于怎样的发心，制造了一场保后世200年太平岁月的大事件，赞誉与毁谤无非是人们的口头是非，并无关紧要。我们也不应该抱着品评和尚一生功过的心去看那些消失的人和事，“随缘而住，任运而行”，诸法平等，万法为空，和尚就是和尚，衲子言，衲子心，一切空性了无踪迹。

（全文完）

【注释】

① 明史稿《姚广孝传》。

②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第50页“崇国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③ 李贽《续藏书》卷九。

④《四库全书存目》第28卷“逃虚子诗集”。

本文题图为影视剧中的姚广孝与朱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