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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是被西学逼出来打出来的学问

历史研习社 · 公众号 · · 2021-03-02 21:39

正文

作者 | 李零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当时有个口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有个非常古老的梦，这个梦叫“大同世界”（见《礼记·礼运》），谁都希望朗朗乾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

但《圣经·旧约》上不是有个故事吗，上帝害怕人类齐心合力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上出重霄，扰乱了天上的安宁，故意制造了语言差异，让大家说不到一块儿。

我们这个世界被两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六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分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哪怕夫妻，两人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都没法做同一个梦，中国话叫“同床异梦”，无可奈何呀。

汉学（sinology），本义是中国学。 中国只有一个，但研究中国者，看法未必相同。 不一样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想了解对方，了解彼此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自外观之有自外观之的好处，自内观之有自内观之的好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才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当然我理解的交流是平等的交流。

今年是法国汉学200周年纪念。这200年怎么算？现在是从1814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开始。如果加上传教士汉学的历史，有人说，何止200年，恐怕得300年。

当然，法国汉学的黄金时代还是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沙畹（mmannuel-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和沙畹弟子的时代。

▲沙畹

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186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

沙畹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第四位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年）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年），都出自他的门下。

中国有个词叫“泰斗”。什么叫“泰斗”？“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泰山是五岳之尊，北斗是众星所拱。前两年，我上泰山，在山顶过夜，等待看日出。夜里，抬头一看，繁星密布，北斗横陈。我看见的北斗是泰山上的北斗，真正的“泰斗”。

当时，我想起一个名字，这就是沙畹。 法国汉学，沙畹是真正的“泰斗”。 他读中国古书，迷上的是《史记·封禅书》；壮游中国，迷上的是泰山。他是把泰山当中国早期宗教的象征。

▲沙畹在河南永昭陵

泰山博物馆的馆长跟我说，法国给泰山博物馆送去一套老照片，希望他们按照片上的景点拍一套新照片作为回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沙畹写过很多东西，其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投龙》。投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教仪式。

在他之后，中国出土了很多新资料，泰山出过唐宋两代的封禅玉版，嵩山、衡山、武当山，还有太湖、西湖、济渎祠，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投龙简。特别是华山脚下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秦骃玉版。这一发现一下子把这类活动与它的先秦背景连在了一起。

秦骃玉版是秦惠文王占领华山后祭祀华山的遗物，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铭文将近300字，样子跟投龙简很像，功能也很接近。出土地点，我调查过，就在华山脚下的那个停车场。

这个地点是战国秦汉太华山祠的故址。1999、2000和2010年，我在三篇文章中特意提到他的著作，感谢他对我的启发。

法国人曾经做过中国梦。18世纪是大帝梦。19世纪，拿破仑之后，这个梦好像没人做了。20世纪的梦是什么？21世纪的梦是什么？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说，欧洲宗教没意思，中国宗教好玩。我的法国朋友，远东学院北京站的朋友，他们迷上的主要是中国的传统宗教，我没说错吧？

现在，法国汉学已经衰落，无可奈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说，美国学生已经不读沙畹及其弟子的书，令人痛心。

中国人呢，懂法语的人本来就少，懂法语又通汉学的人更少。我学过五年俄语，忘了，又学英语，也没学好，法语一点不懂。

不过，我很幸运，我的法国朋友，他们不但喜欢中文，而且喜欢住在中国，特别是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住好多年，真心跟中国人交朋友，既不拿糖端谱，也不吃拍受捧，用我们的政治语言讲，就是“长期蹲点，跟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

他们非常看重与中国学者作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愿意在我们这里用中文出书，包括《法国汉学》，这多好呀！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也看懂了。

法国远东学院在远东设站，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殖民时代已成历史，但入乡随俗、脚踏实地是人类学的基本精神，这个精神还是很重要。

我看， 在文化交流方面， 法国远东学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时移世易，有人说，不用英语发表，就是自绝于国际学术。

施舟人教授不服气。1998年，我请施舟人教授在北大讲过一堂课，他说汉学的工作语言应该是汉语。这话我爱听，但汉学家未必同意。很多汉学家宁愿用英文发表，也绝不愿用中文发表。他们觉得，英语才是真正的国际语言。英语对他们还是更亲近也更方便，汉语太麻烦。

▲施舟人

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1979年施舟人来到中国专门从事文化研究，历时二十余年不辍。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他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道教正一派道士，中国首家西方人文典籍图书馆“西观藏书楼”创办人。

法国远东学院大概是个例外。他们每次活动都请中国学者和法国学者直接对话。活动地点在中国，规模不大，但主题集中，每年有个重点。讨论就是认真讨论，没有虚头八脑的仪式，工作效率很高。

对话者，中国学者不懂法语，法国学者不懂汉语，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交流。他们请了很好的翻译。除了口头交流，每年还结集出版，用中文发表。沟通中国与世界，法国汉学曾经起过很大作用，我希望，今后也能如此。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给过报告，做过评论，为《法国汉学》第14辑写过代序。我认为，《法国汉学》是个创举。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刊物的编委会。在这个编委会里，中法学者坐一块儿，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大家很轻松，大家很愉快。

这种气氛很难得，怎么说呢？四个字，古风犹存。好就好在古风犹存。法国汉学200年，我更喜欢这种老派的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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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研究，跟法国不一样，它有三大特点， 一是美国中心，二是非常国际化，三是厚今薄古、学以致用。 归齐了，就是一句话，气魄很大。

这种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战后的美国，钱大气粗腰杆壮。传统汉学不得不让位于一门新的以美国为中心，延揽天下英才，通吃天下、包打天下的学问。

其服务对象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好像他们的“全球鹰”（Global Hawk），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居高临下，从天上看这个世界，从网络看这个世界，所有事情，一览无余，全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有一次，我和夏德安教授在华盛顿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个语言学家，据说给《星球大战》配过“宇宙语”。这位先生说，我们的语言学家本来都是研究印第安方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政府导向，全部转向东亚，改行研究日语、韩语和汉语。

我们中国也有类似情况，1949年后全学俄语，1959年后发展西班牙语，1980年以来是如火如荼的英语热。

现在，我的美国同行，人们仍然称他们为汉学家，但大学里却没有汉学系。美国人，真是气魄大呀。中国太小，已经不够一盘菜，只能跟日本、韩国搁一块儿，才够一盘菜。他们只有东亚系或亚洲系。中国这几颗松花蛋是搁在东亚这个盘子上。

汉学家人少，“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跟Chinese studies的队伍根本没法比。美国研究中国，重点是海禁初开以来的中国，特别是近现代千变万化的中国。

研究early China，在很多人看来，最没理论，最保守，也最没用。美国的时髦理论，很多都从贵国进口，不是来自老气横秋的法国汉学，而是来自非常时髦的“后现代”。法国时髦是时髦在这里。

中国太小了吗？好像也不对。美国汉学家说，中国块头太大，简直是个“混沌”。他们开过一个会，用公孙龙先生的方法（“白马非马”论），把中国大卸八块，号称“解构永恒中国”。

他们有个定义，“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们手拿一把快刀，顺手一切，四大边疆没了，再切几下，中国史也没了。结果怎么样？中国史只剩下汉族史，汉族史只剩下朝代史，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史。

2000年5月29日—6月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参加法国远东学院组织的国际讨论会，讨论“宗教与中国社会”，有个美国学者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呀，居然还讲“中国”，以后不要再讲了。中国学者听了，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就坐我旁边，别提多着急。你瞧，咱们研究中国，中国都没了，这叫怎么闹的。他是替汉学家急呀。

现在，中国是什么？理解有点乱。但有一点我还明白，我是待在中国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老土老土。维基网站说我是汉学家，不对。其实，我哪儿是什么汉学家呀。

汉学，本来类似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和印度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 研究者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欧美学者，我们是被研究者。 两者的位置不一样，就像花鸟虫鱼不等于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

我想，几乎没有哪位中国学者乐于说自己是这样的汉学家，哪怕他负笈海外受过系统的汉学训练。

不错，我说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和汉学研究还不是一码事，更不同意说，我们的研究就是汉学的一部分。这里既包括文化背景、学术训练、工作语言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包括观察角度、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这些不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不同。

不同才需要交流，才需要相互学习。这里根本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既然不是汉学家，那你就是国学家了。有人推论，事情只能如此。但我说，不。我也不是什么国学家。

国学是什么学？有人长篇大论，云山雾罩，越说越玄。我的理解很简单， 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 。中国，这100年变化太大，国早就不是原来的国，学也不是原来的学。

如果非叫“国学”，那也是一门土洋并举、中西合璧带有过渡性质的学问，有人叫“新国学”。但语言学是新小学吗？考古学是新金石学吗？哲学史是新子学吗？文学史是新集学吗？怎么听怎么别扭。

有人说，国学是中国人用中国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纯之又纯的学问，好像国学在中国从来就有。其实， 中国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却从不以国学自居。

中国也当过老大。老大都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只有“外人”（others），才入于蛮夷列传诸藩志。殖民时代，东方学就是西方人的蛮夷列传诸番志。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什么你的我的，全是我的，我的还不就是你的。如果自己就是一切，当然没必要另立名目。

这就像欧洲只有东方学，没有西方学。西方学，我们叫西学。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明代晚期以来，西方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最早的西学。其实，只有从我们的角度讲，才有所谓西学。

西学和国学是欢喜冤家。我理解， 国学是西学东渐，被西学逼出来打出来的学问。 西学未入，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以前没这个叫法。有这个叫法，目的是为了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传统，不甘作西学附庸。不但不甘，还想反客为主，重当世界文化的老大。

人都是没啥想啥。我觉得，“老大”是个很无聊的想法。

国人倡言国学久矣，但什么叫“国学”，谁也说不清，没法说清。前些年，国学网选“国学大师”，什么叫“国学大师”，根本没标准。

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流沙坠简》按简牍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析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苍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典籍。第二大类是屯戍丛残，其下又按内容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项。第三类是简牍遗文，汇集各式书信。第一，三类由罗振玉完成，第二类是王国维撰作。

其实，王国维是靠西学起家，《流沙坠简》是利用沙畹的考释。虽然他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有一个梦，将来的世界还归孔子领导，“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但就连他老人家都主张“学无古今中外”，我不信，中国学问只能按纯之又纯的传统方法研究。

“学无古今中外”是我的一个梦 。承认差异，理解差异，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才能实现这个梦。

中国有取经传统，只取经，不传教。早期留学海外者，都是为了取经。他们差不多都有雪耻争胜的冲动，但学成归来，毕竟无法画地为牢、固守藩篱。

比如傅斯年，他是个“汉胡不两立”的强烈爱国者，有人称他为“义和团学者”。他的口号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但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以philology改造中国的经学、小学，以archaeology改造中国的史地之学。

▲胡适与傅斯年（左）

中国现代学术，什么都师法外国。取经回来的人，个个是祖师爷。如考古学从美国学（李济、梁思永），语言学从美国学（赵元任、李方桂），思想史从美国学（胡适、冯友兰），艺术史从日本、德国学（滕固），汉学史从法国、德国学（陈寅恪、傅斯年）……

中国学术与法国汉学有缘，两者的缘分是什么？是王国维说的 “五大发现”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各文明古国都遭遇“探险式考古”。这五大发现，至少有三大发现是中法学者共同关心，既和罗王之学有关，也和法国汉学有关，双方是借发现连在一起。

一是“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二是“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三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

和三大发现有关，简牍学、敦煌学、金石铭刻、西域南海考证（方言考证、史地考证和名物考证），以及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回教），还有蒙元史、突厥史，一直是法国汉学的强项。

对中国学者来说，法国汉学的吸引力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重经史考据，对法国汉学擅长的philology（西方的考据学）情有独钟。中国的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有很多陆路往来和海上往来，文化背景很复杂，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很难有深入了解。

此学是汉学基础，最难，陈寅恪学了半天，回国后，“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比起法国学者，毫无优势而言，不得不“捐弃故技”，还是缩回到他更擅长的本土之学。

第二，法国汉学以西域探险为背景（这种探险到处都是考古学的先声）。这一背景当然有殖民时代的历史印记，和中国学者的感受不一样（何止不同，简直相反）。

晚清以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内的感受是“瓜剖豆分”，对外的感受是“虎视鹰瞵”。四裔之学，因而成为经世之学。冯承钧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主要就是介绍法国汉学对中西交通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冯氏是伯希和的学生，对介绍法国汉学有大功。我们都很感谢他。

冯承钧（1887—1946）湖北夏口（今汉口）人，字子衡。早年留学比利时。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伯汉学家伯希和。冯承钧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冯通晓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兼及古回鹘语、吐火罗语和蒙语八思巴字，并精通中国史籍，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遂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著译等身，是民国时代重要的中外交通史家。

同样，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看重什么，也很说明问题。

1933年，伯希和访华。他说，在他心目中，中国学者真正够得上世界级水平，只有两人，不是胡适，不是陈寅恪，而是 王国维和陈垣 。

伯希和为《王国维遗书》写过书评，他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对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陈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他看重这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外语有多好，对西方研究多熟悉，而是因为有共同兴趣，双方都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 没必要跟西学抬杠 。土有土的好处，也有土的坏处。洋有洋的好处，也有洋的坏处，重要的是互补，而不是抬杠。

中国，不光中国人可以研究，谁都可以研究。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不必争高下。

汉学家研究中国，特点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跟我们相反。他们掌握语言多，对中国四周的邻居了如指掌，比我们有世界眼光，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及。我们学不了，可以让孩子们学。

现在，美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很多人都把美国当作梦。

有一位中国流亡者说过一句话，刻骨铭心，我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

他说，他到美国的最大感受是： 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 研究中国，一定要居高临下从天上研究吗？不一定吧。

太阳挂在天上，月亮挂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

地上很好玩。从地上看天上，很好玩。

中国道教，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服食金丹大药，最后两臂生羽，身轻飞举，岂不快哉！但《彭祖经》的建议是，天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耐不住天上寂寞，最好还是留在地上做地仙。

苏东坡说得好，月亮看着漂亮，其实冷冷清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他没上过月亮，但事情还真让他给说着了。那地方温差太大，白天摄氏127度，晚上零下183度。

我以为， 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 土地很重要。对我重要，对汉学家也重要。

我们还是待在地上，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吧。

2014年1月2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文章原标题：

《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我对法国汉学、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的点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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