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那英历险记”的幕后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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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像一阵猛烈狂风，在整个华语乐坛正掀刮起巨大的尘土。

所有事情最开始的“震源”，在于综艺节目《歌手2024》的「直播」形式。对于一场音乐竞赛类节目来说，直播竞赛属于一种开创性举动。但节目搭上了直播这条亮眼的船，却驶入了娱乐行业波涛汹涌的暗流区域。全开麦、不修音、一次性演唱、不采用还唱形式 （促成假唱） ，让只敢活在录播室、被流量包装精美的一众歌手“吓破了胆”。原本与湖南卫视策划团队商议好的常驻嘉宾纷纷“落荒而逃”，选择拒绝签约参赛。《歌手2024》作为一面“照妖镜”揭开了华语乐坛的“遮羞布”——舆论风眼起初限于在这一步，倒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 美国歌手香缇·莫 Chanté Moore（左）和加拿大籍摩洛哥裔歌手Faouzia（右）

《歌手2024》第一期的竞赛结果分别由美国歌手香缇·莫（Chanté Moore）和加拿大籍摩洛哥裔歌手Faouzia占据前两位，中国歌手那英位列第三。这桩普通的事情随即变了质，“五旬老人那英守国门、大战八国联军”的话语之藤随后迅猛生根蔓延，缠满大众舆论的网；一众华语歌手很快“主动请缨”，「我是歌手xxx，申请出战」的口号声势浩大地袭来。

这场“征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由网络大众群体发起并推动。 对于以90、00后为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互联网技术与民族主义在个人身份建构的过程中紧密结合。 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不同，新生代民族主义者将“追星”的模式套用到国家层面，即“像爱护爱豆 （idol，指偶像） 一样爱国”。网络粉丝民族主义者是充分投入了情感的，认为有责任在本土打响的这场“国际竞争”中保卫“吾国之胜”。这便是第一期《歌手2024》播出后有大批网友为那英“在线征兵”“勇猛宣战”背后的行为动因。

▲ 除了热血沸腾的歌手们，《歌手2024》也让广告商们疯狂，超15家品牌“申请出战”。

“爱豆政治”因而也具有带头作用。 明星或名人可以利用其影响力传达立场并影响粉丝群体。在网友造势之下，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歌手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宣布“请战”；而粉丝群体往往具有强烈的团体认同感和忠诚度，在面对偶像的言行时很容易产生共鸣，甚至转化为实际行动。与此同时，这些情感被过度放大并用于商业目的，节目投资人、制作方有了利用民族主义制造话题、增加热度、赚个盆满钵满的契机。

很明显，这又是民族主义被“战略消费”的故事，或者至少说是被“有意调用”。路数基本相同，而且早已被“模式化”。 2024年还未过半，被利用的民族主义已迎来了数次狂欢，比如娃哈哈和农夫山泉的“被迫对决”，再往前一点还有“起诉莫言”风波。网络民族主义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其开放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使民族主义情绪得到迅速传播，带来了颇受争议的社会政治新现象。民族主义本身具有两重性，即使在同一事件中，既有狂热偏执的一面，也有冷静理性的一面。 但二者在低成本、低代价的网络环境中的观点表达往往具有极端性，且在“一来一回”的观点碰撞中更加超越极点。

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媒体创作者也经常在内容中融入民族主义主题，以引起受众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自媒体创作的形式多样，中国传统乐器表演的全球传播、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国际体育赛事评论、有关对中国看法的收集整理，不一而足。这些创作者还经常利用民族主义来渲染娱乐新闻和事件，比如国际电影上映、名人新闻，甚至全球文化现象都经常通过民族主义的视角来呈现。这种叙事框架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观众的思维模式，让他们习惯性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待全球问题。

然而，娱乐政治化也存在风险。民族主义与娱乐的融合可能会过度简化复杂的问题，减少文化多样性，甚至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自媒体可能会传达出错误信息，加剧两极分化，而处于信息茧房的观众并不自知。此外，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力可能会掩盖理性思维和建设性对话，从而破坏公共话语的质量。《觉醒年代》中的辜鸿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温良，温良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而这种温良却慢慢溟灭在这娱乐至死的年代。” ——《歌手2024》再次放大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