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蒋方舟写了自己的“相亲史”。今年，她和徐静蕾上节目。徐静蕾说：“我根本不关心男性怎么看我。”蒋方舟觉得自己，“在两性市场上还处于被挑选的位置”。
蒋方舟就这么成了“大龄愁嫁女青年”的样本，甚至于被认为，太不女权，太作践自己，简直不配当新时代的女青年。
这是蒋方舟昨天的一次演讲，讲的是她身为女青年、女作家，感受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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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今天我不太想讲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奋斗史，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比较有公共性的话题，聊聊这个社会对于才女的荒诞想象。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我自己相亲的经历，其实是一篇非常无聊的文章，我大概两个小时就写完了。但是意外的是那篇文章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第一个讨论，比如说在文章当中我写到我去相亲，结果被相亲对象嫌弃丑。他不仅嫌弃丑，还把“觉得蒋方舟太丑了”这条微博发了出来。当然我写这个的意思是说我并不喜欢被人公开的议论长相。你背地里跟网友说，我昨天相了一个太丑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公开发到微博上觉得有点不礼貌。但是我把这个经历写出来之后，我发现竟然有一些网上的大V发起了网络投票，他们问网友，你们觉得蒋方舟真的丑吗？丑请按1，不丑按2。
第二个我意料之外的讨论是，我一下子被当成了一个大龄愁嫁女青年的样本，很多女生她们大失所望，觉得蒋方舟你竟然这么作践自己，竟然去相亲，你太不女权了，你太不配当新时代的女青年了。
第三个讨论，其实是我发现我逃避了很多年，我不想像一个典型的女作家一样去讨论两性。
比如说有一份杂志想让我重新相亲起来，写一些情感问题的文章。我发每一篇微博底下都有网友在问，说蒋老师你今天相亲了吗？媒体找我约稿的时候也会跟我说，感谢蒋老师在相亲之余赐稿。开始我觉得这些都是玩笑，但是到后来我确实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恐惧。
我害怕自己就此被历史定了性，然后在我死之后，我的墓志铭上写着“蒋方舟，生不祥，卒不祥，相亲派女作家”。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其实作为一个女性的写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你的文本会被淹没，你的才华会被淹没，你对艺术专业的追求会被淹没，你的独特品质会被淹没，最后能够代替你，能够定义你的只有这段经历。
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有一位自杀的台湾女作家叫做林奕含，她把自己少女时期被性侵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完之后她选择了自杀，一夜之间她的名字占据了台湾和大陆所有的媒体。性侵、抑郁症、才女、美女，一切林奕含生前最讨厌的标签，突然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方式加注于她。的确，她身上的确是聚集了所有抓人眼球的元素，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并没有耐心去看她的小说，只是看了她的采访、视频，甚至只看了这些标签，就去轻率地想象，粗暴地怜悯，轻浮地评价。
但是如果你看了她的书，你会发现，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无知少女，她对自己，对世人的观察是非常冷静和犀利的。林奕含在书中写到，原来人对他人的痛苦是毫无想象能力的，总是把自己无法理解的痛苦看成是一个庸钝的语境，一出8点档的电视剧。其实，她早就看清了这些，所以她不愿意自己的经历只是一个抑郁症的精神病例，或者是一 个狗血的社会新闻。
所以她竭尽自己的笔力，用一个身为小说家的自觉写了出来，她要用自己的声音去讲出这个故事，所以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书写者。她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新闻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女作家。
林奕含的经历其实让我再一次感慨作为女性书写者的明星，就是观众选择忽视你的书写，而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签定义你。我曾经问所有我见过被贴上才女标签的女性朋友，我说你们讨厌这个称呼吗？有些人享受，有些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大部分被我问到的人她们会反问我说，“你呢”？我说我越来越讨厌被这样叫了。我愿意被叫做是一个女作家，因为女作家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但是所有的女学者、女教授、女导演、女摄影师都被非常暧昧的称之为“才女”，她们的专业技能被模糊掉了，好像“才”只是“女”的一种修饰，一种超值大赠送。“才女”既不是一个职业定位，也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而更像是某种供需关系的产物，男性社会需要才女的点缀，所以他们把才女制造出来。
中国古代才子自古有“红袖添香夜读书”，艳福想象，陪他们读书作伴的当然不能是什么也不懂的柴房丫头，最好是有一些文化的美女能够和他们一唱一和。我一直以为这种腐朽的想象早就消失了，实际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媒体称赞一个16岁的“诗词女神”，媒体意淫说，她满足了我们对古代“才女”所有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时代的进步其实很小。
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把饭局上的姑娘当做是“菜”，在男性社会看来，所有的“才女”只是一道雕工更好的“菜”。才女的才华被限制在了一个很有限的空间。女性当然被鼓励拥有一种刚刚好的才华。男性需要女性明眸善睐，圆融识大体，但是又不能具有攻击性。而当女性的才华真正地冲击和挑战到了男性权威的时候，她就不再享受才女的优待了。男人对才女“才”的欣赏，有点像一个成年人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做乘法，成年人当然会喝彩、鼓掌。但是如果这个5岁的孩子竟然熟练掌握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话，那么成年人更多的反应是恐慌、不知所措，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我们举个例子，以李清照为例，那个史上最著名的才女。现在我们恐怕非常难想象她当时要进入一个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学圈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在她生活的时代，所谓的词体文学一直是男性模仿女性的口吻，他们在填词的时候会想象歌女是怎么唱的。作为一个女性的词人应该怎么自我表达呢？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来争取文坛的认可，她讲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男歌伶故意穿得非常的落魄，非常的破败去参加一个宴会。所有人都对这个闯入者是非常不屑的，因为觉得他穿得破破烂烂，直到他展露歌喉，所有人才心悦诚服地为之罗败，卑微的人终于获得了荣耀。
李清照在这个故事中显然是把自己比作那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她希望自己是以才华被衡量，而不是被细节衡量。但是她的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遭到了精英文人的批评。男性文人说她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蚍蜉，是一个狂妄的妇人。接着男性的评论家又在暗示李清照在丈夫死了之后又结了一次婚。男性评论家说李清照或许有才，但是无德，而她的才华必须为她的失节负责。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性把握了所有的书写权的时候，那些仅有的女性作家所遭受的阻力和屈辱是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她们时而压抑、时而妥协、时而自我审查、时而奋起抗争，为后来的女性写作者争取到了书写的权利。
如果我们当今的女作家沉溺在男性对于“才女”的赞美里，或者不断地自我暴露情感经历来装饰自己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在写作上面的自我发展，我们浪费了努力争取来的权利。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写作是好的女性写作，什么样的写作是自我发展的女性写作。在我看来女性写作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女性的阶段，在维多利亚时期，即使是那些女性写作者，无论是我们熟知的温顺的简•奥斯丁，还是叛逆的乔治桑。她们都忍不住把自己带入到写作的女主角的性格当中，通过和男主角发生恋爱而发掘自己身为女性的力量。所以是一种模仿式的写作。
第二个写作阶段是女权的，这个是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女权运动结合。女性写作者她们非常厌恶被看作是女性。她们讨厌自己像一个妈妈。她们在小说里面一次又一次扮演着男性，好像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只有一个故事可以讲述。就是男性世界多么可恶，讲完这个故事她们就精疲力尽了。这个让我想到，在小说《洛丽塔》中，作者纳博科夫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讲到这个植物园当中有一个猴子，这个猴子有一天得到了一幅画架和颜料。结果这个猴子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它把笼子上的铁条画了出来。这就像当时女权主义写作者她们的一个隐喻，她们把自己的视野困在了身为女性的困局上。
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现在很反感舆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指责为“直男癌”，因为我觉得当你树立这种对抗关系的时候，也牺牲了自己的疆域和远见。
第三个女性写作的阶段，我向往的是人性的。我向往的女性写作者他们走出了女性的性别，同时也走出了性别的压迫，她们既不顾盼生姿，也不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抱歉。她们讲述的是身为人类的不公，而不讲述作为女性的不公 。
她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独特的语言，以最真、最善、最美，同时也是最严苛的文学标准来要求自己，来探索社会的秘密，而她们的语言具备公共的力量。我向往所有的女作家在被人提到时，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某某书的作者，而不是她们的某段经历，或者她们和谁谈过恋爱。我向往的女性她们选择成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以这些身份挖掘 、塑造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类各种伟大的可能性。
她们每一次面临她们可以躲在性别的洞穴里就可以逃避风暴的时候，她们没有选择逃避，她们挺身而出，对自己赌咒发誓，我要做得更出色，更完美。这一次真付出行动，这一次我竭尽所能。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转自“腾讯娱乐星空演讲”（ID：tx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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