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裔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其1940年发表的自传《大海》（The Big Sea）中，如此描述当他离开纽约前往非洲时的兴奋心情。他把带在身边的美国书扔到大海中，“就好像从心中扔掉了数百万块砖头”。他正前往“非洲，黑人的祖国”。很快他将经历“真实的事物，去抚摸它们，目击它们，而不仅仅是在书中读到它们”。
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因此，身份认同的观念受到如此广泛的推崇——从大众层面上对爱护邻居的呼吁到抽象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和社群主义的自我定义——也就并不奇怪。
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我们突然被告知，我们不仅仅是卢旺达人，而且更是胡图人（“我们憎恨图西人”），或者我们并非只是南斯拉夫人，而且更是塞尔维亚人（“我们极其讨厌穆斯林”）。根据我自己对幼年所经历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骚乱和分裂的记忆，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很快就转变成7月份那些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与残暴无比的穆斯林。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杀人者在大屠杀的指挥者的操纵下只是做了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事。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
认同感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他人，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最近由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精辟阐述的关于“社会资本”的见解，清晰地揭示了同一社区中对他人的认同可以如何使该社区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社区归属感被视为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
这种理解很有意义，但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认同感可以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砖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
在世界范围内，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即使卢旺达和刚果两国中冲突势力的力量对比已有所转变，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暴力仍然没有停止。在苏丹，由于对伊斯兰身份认同的富有进攻性的唆使和对种族分裂的利用，在这个高度军事化国家的南部发生了针对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的强暴与杀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仍然承受着因身份认同上的截然对立而带来的恐惧，彼此都随时将复仇的怒火发泄到另一方。基地组织（AlQaeda）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培养和利用一种进攻性的伊斯兰身份来反对西方民众的。
在阿布格瑞比市（Abu Ghraib）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报告：一些美国或英国的士兵本来被送去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包括了那些以极其不人道的方式来“软化”（softening up）战俘的事情。针对敌方士兵或可疑异教徒的生死的无限权力在战俘与看守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种”）。这常使一方完全拒绝考虑敌对方所具有的不那么带有对立性的特征，包括他们也属于人类这一事实。
对相互竞争的社会联系的认可
如果基于身份的思考可以受到如此粗暴的操纵，那么，有无补救的办法呢？试图全部压制或禁止对身份认同的思考是几乎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身份认同固然可以导致暴力和恐怖，但它也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并且将身份认同视为一种普遍的恶将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必须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当然，这里也可以包括我们所共有的人性这种宽泛的认识，但还可包括我们每个人所同时拥有的许多其他种身份。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划分人们的方式，从而减少对某种单一划分的好战性的利用。
迫于压力，一个居住在基加利市的胡图族工人也许不得不把他自己仅仅看做是一个胡图人，并被召引去杀害图西人，但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一名胡图人，而且也是基加利人、卢旺达人、非洲人、工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人。只要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无法避免的不同身份间根据其各自的切合性和相关性进行选择，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单一划分的幻象还是得到了许多善意的支持，这些支持甚至不少来自受人尊敬的——有些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思想学派，其中包括坚定的社群主义者和彻底的文化理论家。前者将社群身份视为无可匹敌和最高的认同，并且似乎是预先注定的，以至于不需要人们的自由意志（只需要“认可”——如果用一个大家常喜爱用的字眼），而后者则将全世界的人都按不同的文明分割开来，并将他们塞入彼此分离的小盒子中，其后果是严重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做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我们同时归属于它们。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等，使我们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每个人同时属于这许多个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她一种具体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被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种单一的成员划分。
约束与自由
许多社群主义思想家往往主张，一种支配性的社群身份仅仅关涉到自我实现，而与选择无关。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个人在决定她所归属的各个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时竟然毫无选择，而她只需“发现”（discover）她的身份，就好像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比如确定是白天还是黑夜）。事实上，在我们不同的归属与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更为优先，哪怕只是在下意识地这么做。在各个不同的我们所属于其中的群体之间决定我们所忠于的对象和优先事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它，重视它，并保护它。
当然，可做选择并不等于说没有约束。事实上，选择总是被认为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而选择身份的可能性则取决于个人的特点和外部环境，这些将决定何种可能性是向我们开放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件大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来做选择的。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基本和普遍的事实了，即在各个领域里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具体的限制条件下做出的。比如，当我们决定去购物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即我们所可以花的钱是有限的。“预算约束”（budgetconstraint）——经济学家如此称呼——无处不在。每个买家必须做出选择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预算约束，而只是意味着他的选择必须在他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之内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