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裔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其1940年发表的自传《大海》（The Big Sea）中，如此描述当他离开纽约前往非洲时的兴奋心情。他把带在身边的美国书扔到大海中，“就好像从心中扔掉了数百万块砖头”。他正前往“非洲，黑人的祖国”。很快他将经历“真实的事物，去抚摸它们，目击它们，而不仅仅是在书中读到它们”。
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因此，身份认同的观念受到如此广泛的推崇——从大众层面上对爱护邻居的呼吁到抽象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和社群主义的自我定义——也就并不奇怪。
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我们突然被告知，我们不仅仅是卢旺达人，而且更是胡图人（“我们憎恨图西人”），或者我们并非只是南斯拉夫人，而且更是塞尔维亚人（“我们极其讨厌穆斯林”）。根据我自己对幼年所经历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骚乱和分裂的记忆，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很快就转变成7月份那些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与残暴无比的穆斯林。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杀人者在大屠杀的指挥者的操纵下只是做了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事。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
认同感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他人，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最近由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精辟阐述的关于“社会资本”的见解，清晰地揭示了同一社区中对他人的认同可以如何使该社区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社区归属感被视为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
这种理解很有意义，但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认同感可以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砖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
在世界范围内，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即使卢旺达和刚果两国中冲突势力的力量对比已有所转变，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暴力仍然没有停止。在苏丹，由于对伊斯兰身份认同的富有进攻性的唆使和对种族分裂的利用，在这个高度军事化国家的南部发生了针对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的强暴与杀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仍然承受着因身份认同上的截然对立而带来的恐惧，彼此都随时将复仇的怒火发泄到另一方。基地组织（AlQaeda）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培养和利用一种进攻性的伊斯兰身份来反对西方民众的。
在阿布格瑞比市（Abu Ghraib）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报告：一些美国或英国的士兵本来被送去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包括了那些以极其不人道的方式来“软化”（softening up）战俘的事情。针对敌方士兵或可疑异教徒的生死的无限权力在战俘与看守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种”）。这常使一方完全拒绝考虑敌对方所具有的不那么带有对立性的特征，包括他们也属于人类这一事实。
对相互竞争的社会联系的认可
如果基于身份的思考可以受到如此粗暴的操纵，那么，有无补救的办法呢？试图全部压制或禁止对身份认同的思考是几乎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身份认同固然可以导致暴力和恐怖，但它也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并且将身份认同视为一种普遍的恶将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必须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当然，这里也可以包括我们所共有的人性这种宽泛的认识，但还可包括我们每个人所同时拥有的许多其他种身份。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划分人们的方式，从而减少对某种单一划分的好战性的利用。
迫于压力，一个居住在基加利市的胡图族工人也许不得不把他自己仅仅看做是一个胡图人，并被召引去杀害图西人，但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一名胡图人，而且也是基加利人、卢旺达人、非洲人、工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人。只要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无法避免的不同身份间根据其各自的切合性和相关性进行选择，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单一划分的幻象还是得到了许多善意的支持，这些支持甚至不少来自受人尊敬的——有些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思想学派，其中包括坚定的社群主义者和彻底的文化理论家。前者将社群身份视为无可匹敌和最高的认同，并且似乎是预先注定的，以至于不需要人们的自由意志（只需要“认可”——如果用一个大家常喜爱用的字眼），而后者则将全世界的人都按不同的文明分割开来，并将他们塞入彼此分离的小盒子中，其后果是严重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做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我们同时归属于它们。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等，使我们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每个人同时属于这许多个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她一种具体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被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种单一的成员划分。
约束与自由
许多社群主义思想家往往主张，一种支配性的社群身份仅仅关涉到自我实现，而与选择无关。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个人在决定她所归属的各个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时竟然毫无选择，而她只需“发现”（discover）她的身份，就好像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比如确定是白天还是黑夜）。事实上，在我们不同的归属与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更为优先，哪怕只是在下意识地这么做。在各个不同的我们所属于其中的群体之间决定我们所忠于的对象和优先事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它，重视它，并保护它。
当然，可做选择并不等于说没有约束。事实上，选择总是被认为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而选择身份的可能性则取决于个人的特点和外部环境，这些将决定何种可能性是向我们开放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件大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来做选择的。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基本和普遍的事实了，即在各个领域里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具体的限制条件下做出的。比如，当我们决定去购物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即我们所可以花的钱是有限的。“预算约束”（budgetconstraint）——经济学家如此称呼——无处不在。每个买家必须做出选择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预算约束，而只是意味着他的选择必须在他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之内做出。
这个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道理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领域内也成立。即使某个人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被其自身或者他人视为——法国人、犹太人、巴西人、非洲裔美国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尤其是在当代政治骚乱的环境中），他仍然可以决定相对于他所同时归属的其他身份，该身份的重要性。
说服他人
但是，即使我们自己明了我们希望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也许仍然很难劝说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们。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时期，一个有色人无法坚持要求他人把她单纯地视为一个人，而不管她的肤色如何。她可能无法避免地被划入国家和社会的统治者为她准备好的某个类别中。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在别人眼里，我们在维护个人身份方面的自由可能是极有限的。
确实，有时我们甚至不能充分了解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因为这与我们的自我认知是两回事。一个流传很久的意大利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故事发生在法西斯主义迅速在意大利各地蔓延的20世纪20年代。一名法西斯党的征募官员要求一名来自农村的社会主义者改变信仰转而加入法西斯党。“我怎么可以加入你们的党？”这名被征募者答道，“我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的祖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实在不能加入法西斯党。”“这算什么理由？”这名法西斯党的征募人员不无理由地批评道。“你会如何去做呢，”他追问这名农村社会主义者，“如果你的父亲杀过人，你的祖父也杀过人，你会如何去做？”“哦，那样的话，”这名被征募者答道，“那我肯定会加入法西斯党。”
在划分他人的身份时，也有合情合理的时候，甚至是极其友善的情况，但是这种划分常常也可以是恶意诽谤，由此来煽动对被中伤的人的暴力。“犹太人是人，”让保罗·萨特主张人类的共性一直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时间反对将人错误归类的思想的一部分。在2000年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中，一名争辩者如此反问布里古（Bhrigu，一位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所提出的支持种姓制度的理由：8“我们都有欲望、愤怒、恐惧、悲伤、焦虑、饥饿和劳苦，那我们的种姓差别究竟在哪里？”
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的身份的幻象。“曾经有一个我，”英国演员彼得·塞勒斯在一次著名的采访中说道，“但我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把它摘掉了。”摘掉身份是一次大挑战，但同样考验人的是他人来为我们移植一个“真实的我”，把我们描绘成不同于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那种有组织实施的身份归类往往是各种迫害和扼杀的前奏。
再者，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难以说服他人接受与自己被指控的身份（以及相关的扭曲描述）不同的其他身份，这也并不等于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人们的这些其他身份。比如说，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如果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今天的犹太人除了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外没有其他身份，那才是纳粹主义的永久胜利。
同理，在否定单一身份和拒绝成为对某一目标人群进行暴力攻击的帮凶时，应该强调合理选择身份的重要性。对人们进行宣传，使得他们改变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是世界上许多暴行的原因，它使许多老朋友变成了新敌人，让可憎的分裂分子一跃而成为权势熏天的政治领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基于身份的思考中，推理与选择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不可有丝毫闪失。
对选择与责任的否定
如果确实存在着选择，但却假定它们不存在，那么推理就会被毫无批判的服从行为所取代，而不管这种行为本身何等荒谬。在通常情况下，这种顺从行为具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它往往起到维护旧习俗与旧传统的作用，而不遵从理智审查后的结论。确实，传统意义上的不平等——诸如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不公正地对待妇女（甚至使用暴力），或歧视其他种族成员——所以得以延续，往往应归咎于人们对传统信念的不加反思的接受（包括传统弱者对于卑微角色的接受）。许多传统的做法及其所公认的身份划分应当受到质疑与审查。但即使在一国或一种文化里，传统也会发生变迁。让我们回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遭遇，不无裨益。他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在1874年出版后，许多英国人都将它作为穆勒离经叛道的确凿证据，其结果是，由于公众对该书几乎不感兴趣，它成为穆勒唯一一本让他的出版商亏本的著作。
但是，不加反思地接受某种社会身份并不总是与传统有关，它也可表现为对自己身份的突然转向，作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发现”，而不包含理性的选择。这可在暴力的孕育中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所记得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骚乱就是一例，我当时看到了——在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孩子眼中——政治分裂之后的大规模的身份转移。许多人原来的身份仅仅是印度人、次大陆人、亚洲人或者是人类的一员，这些原有的身份似乎被极其突然地抛弃而转成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锡克教徒。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人们的盲从行为，似乎他们突然地“发现”了自己的进攻性身份，而且对此不假思索和审视。同一个人突然之间判若两人。
文明的禁闭
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的一个显著的用途，就是成为“文明的冲突”这个受人关注的主题的基本分类框架。该主题近来颇受重视，尤其是在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他那影响很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之后。这一视角的困难在于，早在冲突——或者没有冲突——之前，它就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类观。事实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是依附于按所谓的文明圈对人类进行单一分类这一统摄性力量的，而后者又往往趋同于各大宗教之间的划分。不少人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这些宗教划分上。亨廷顿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等等相对立。宗教之间的各种被宣称的对立，被凝结进了一种对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尖锐而又不可逾越的分裂的认识。
显而易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的人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归类，而每一种都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有的甚至是息息相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政治立场，等等。虽然最近一些年来，宗教立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我们不可以假定宗教上的差别足以抹杀其他差异，更不能将它们视为划分全球人类唯一的体系。一旦将全世界的人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佛教世界”，支配性分类的分裂作用也就被体现出来了，即它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入了一组坚固的小盒子。其他分类原则（比如富人与穷人、不同阶级和职业、不同国籍和居处、不同语言，等等）则被淹没在这种所谓的看待人类差异的基本视角之中。
还在我们讨论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前，文明冲突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上的困难，因为它假定某种单一分类是唯一相关的。确实，“文明之间是否相互冲突”这个问题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认为人类能够被先在地划分为彼此有别且分立的文明，而且人们之间的千差万别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而且是几乎不失其原意地说——被看做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的基本缺陷在我们开始面对各个文明之间是否必然相互冲突这一问题之前，就存在了。
令我担心的是，这种还原主义的视角通常还混杂着一种极其粗糙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首先忽略这些文明体内部的差异性，其次它还有意忽略了所谓不同文明之间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的范围与影响（我在第三章将对此展开讨论）。此外，这种观念的误导性不仅仅在于能够吸引那些支持相互冲突主题的人（从西方的沙文主义者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且也在于它让那些试图争辩但却仍然在其设定的概念范围内回应的人落入圈套。
这种基于文明视角的思维既是关于文明之间必然相互冲突理论的根本缺陷，也不利于近期普遍让人关注的“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那种将人们之间的友好相处仅仅看做是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并予以追求的高尚和令人兴奋的努力，很快地将多维度的个人缩减到一个单一的维度，从而抹杀了人类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以及对人类有共同兴趣的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活动。这些联系和活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为跨疆域的交流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背景。如果追求世界和平的诚挚努力只是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类世界的完全虚幻的认知之上，那么它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本文选自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