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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开始了治理天下的历史。有一天,他与开国功臣刘伯温谈到孔子的《论语》,刘伯温对孔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孔夫子一生并未认真当过官,他的《论语》也不过是和弟子们坐而论道的记录。他就很怀疑,如果宋朝的赵普真的是用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岂不是说,背熟了《论语》,人人都可以得天下吗?可见赵普没有讲真话。这话对于朱元璋来说。可谓是正中下怀。朱元璋当即就说:“太对了,我就曾试过在《论语》里找治国之方,可是没有找到。”
朱元璋不仅不用《论语》治天下,反而将《论语》等儒家学说划归“异端邪说”加以严厉禁止。他曾下令全国停止对孔子的祭祀,意欲贬低孔子的“儒家教主”地位,而对孔子的嫡系子孙“衍圣公”更是百般的打压和责难。这也彰显了朱元璋这位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特立独行的性格和作风。
“衍圣公”是孔子嫡系后裔的世袭封号,各朝皆置。因为汉以后“独尊儒术”,孔子家族在各朝都受到特殊优待,从而使孔氏嫡裔子孙特别是坐落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即孔府,已经成为“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圣人之家,号称“天下第一族”。而被朝廷封为“衍圣公”的人,即成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更享尽风光和荣华,哪怕是皇帝,也会给他表面上极大的尊崇。然而,这个常规在朱元璋手里被打破了。在他坐上皇位不久,就逼迫 正在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来朝见皇帝。
据《明史》记载,洪武元年初春,即公元1368年3月,徐达攻占了山东济宁,这个时候虽然战事远未完全结束,但朱元璋已经登基,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天下大势已定,当时的“衍圣公”孔克坚病卧在床,为了让新王朝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印象,立即派遣儿子孔希学前来拜会徐达。徐达将孔希学送到南京。孔希学上奏,解释父亲不能前来朝贺新朝皇帝的原因。朱元璋看了奏折很不高兴,当即给孔克坚下了一道“手谕”,其中明确说道“称疾则不可”。身为“衍圣公”的孔克坚自然清楚“不可”这二字的力量。于是,孔克坚“惶恐兼程进”京朝见新皇帝。
孔克坚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他。朱元璋问他多大年龄,孔克坚说已五十三岁。朱元璋说:“卿年未迈而疾婴之,今不烦尔以官,惟先圣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宜俾之进德修业,以副朕怀。”即日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第二天,朱元璋对侍臣说:“先圣后裔,宜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因此,朱元璋对孔克坚一直没有封什么官职。两年之后,也就是洪武三年的春天,孔克坚再次以疾告归,结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身为“衍圣公”孔克坚,在元朝被封为国子监祭酒,也是个不小的官,而在明朝却无官无职,可见朱元璋对孔子后人早有提防之心。他对孔子的后人如此,对孔子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惊的诏书,诏书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这在当时令所有的读书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雳。虽然这是皇帝的圣旨,但不少大臣表示不敢苟同。刑部尚书钱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
侍郎徐程也上疏称:“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尽管钱唐、徐程都说得有理,但朱元璋均不接纳,仍一意孤行。后来,他觉得这一做法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义为本”自相矛盾,只好收回了成命。
其实,身为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挑战“儒家教主”孔子的嫡系子孙“衍圣公”,说到底是治理天下的路线之争。古人早就有所谓“治统”和“道统”治理天下的说法。简而言之,“治统”,就是指实施用实际政治权力以治理天下;而“道统”,则是指管理社会,指导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和理论。“治统”由掌握强大国家机器的君王们传承,其威力随处可见;而“道统”虽然似乎比较空幻,但它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源远流长的。古代的文人对“道统”看得极为神圣,因此,古时有许多文人,即便住在穷乡僻野,家徒四壁,但是,一有机会还是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笑看风云,旁若无人。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是“道统”的继承人。
帝王之统是为“治统”,儒家之统则是“道统”,过去的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也都认可的儒家的“道统”,然而,到了朱元璋这里,这一套行不通了,他不仅要当掌控政治权力的皇帝,还要当意识形态的“教主”。他刚刚即位,就命令病中的衍圣公来南京朝见,因为朱元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这个新兴王朝的态度,更是意在删除一切代表“道统”的符号,让天下文人明白,看老黄历行事已经是不行了。试看今日之域中,已经不是孔家儒学的天下,而是朱明王朝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