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的自发式“记者联盟”：身份、环境、伦理

正文

本文试图研究特定地域范围内记者在专业微信群中的话语互动，以及由话语互动所引发的同行间合作现象。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这种同行间合作现象称为“记者联盟”，以此来表述他们话语的共同体特征、行为的合作需求与利益的一致性。现实中，记者们不得不形成“联盟”来对抗其他职业群体，维护群体利益。不同机构的记者在长期的话语互动和合作中，逐渐增强身份认知和共同体意识。

本文中的“记者”专指传统媒体的职业记者，不包括公民记者和新媒体记者等。因此，“记者联盟”指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传统媒体中一线记者（其中也有少量传统媒体的网站记者）的共同体及其行为方式，包括其职业生存、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共通性，以及协同“作战”中形成的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此外，本文的“记者联盟”更多地指向自发的底层记者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突破了媒介竞争的惯性思维），以与自上而下组织化的“记协”相区别。

（一）共同体与记者共同体

新闻编辑室（newsroom）之外的共同体（community）研究已有一些代表性成果。Zelizer（1993）将“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概念引入新闻学研究，她认为“记者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通过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而‘联合’在一起”。随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在“阐释共同体”的基础上研究记者的集体记忆。张志安、甘晨（2014）探讨了中国记者们对重大公共事件（如孙志刚案例）的集体记忆，将新闻界看作社会史和新闻史的阐释社区。白红义（2015）以对《南方都市报》的社会记忆为研究对象，讨论“记者如何作为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来纪念他们曾供职过的新闻组织”。实际上，阐释共同体并不限于对集体记忆的阐释，它原本是一种以解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文本的意义并非它自己拥有的，而是来源于他们所在的阐释共同体的互动作用（Fish，1980：335）。本文所探讨的“记者联盟”现象与阐释共同体有一定关联：他们在微信群中对一些新闻事件开展阐释性的话语表达。但是，本文所研究的“共同体”并非仅仅阐释，它还要与新闻生产进行功能性结合，即从线上“阐释”延伸到线下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形成共同身份和利益。

本文所研究的共同体接近但不同于Wenger（1998）提出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概念，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学习和互动。Meltzer和Martik（2017）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理论化，认为“实践共同体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共同处理某项事情，并分享他们对事情的忧虑和热情，而且在定期性互动中共同学习”。这篇文章聚焦群体行为，追溯“实践共同体”的兴起与应用，探讨边界性工作和元新闻话语的框架，同时运用媒体案例来揭示不同记者群体是如何形成“实践共同体”的。

（二）社群记者与网络社群

Carpenter等（2013）研究了在线社群记者(online community journalists)，他们认为社群记者是一个离散的群体，以不同的标签（如乡村、黑人、邻居）为区域特征，通过技术提供的信息平台使人们相互关联、相互合作，从而形成共同体。这些特征与本文研究的“记者联盟”有一定共通性，但“记者联盟”中的成员并非“社群记者”，因为他们发布信息的目的并非服务受众，而是帮助同行完成任务，成员之间并非单向的服务关系，而是交叉性的协作关系，为不同成员提供新闻源或新闻素材，终极目的在于共同开展新闻生产。当然，“记者微信群”或“记者QQ群”可以看成一种专业性的“网络社群”。

（三） 记者身份与记者阶层关系

陆晔和潘忠党（2002）提出了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方式之一——“同行认可”，即“正式”与“非正式”方式的相互渗透。记者在微信群中与同行的对话可看作一种“非正式”交流。这个社群中也存在着“非正式”的“大腕”，比如群主。这其实涉及到职业记者的身份问题，陆晔与潘忠党（2002）认为记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专业人士，又是媒体组织的雇员；是专业群体的成员，还是公众人物。记者在微信群里面的互动，也是多重身份的：同事、同行、朋友、专业人士，甚至异见人士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这个“微信群”的话语呈现着组 织内外、行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不同特征。职业记者在微信群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与正式报道之时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同的场域对他们的话语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本文主题衍生出来的次级问题。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某一深圳记者微信群。该群为深圳本地最大的综合记者群（深圳同时还存在各种栏目群、财经记者群、深度记者群等，但在成员数量和类别数量上均不及该群）；其成员覆盖了各种传统媒体类别，年龄结构也较为均衡（70后、80后和90后占比大体相当），同时还包含了突发型、调查型、财经、时政等多种类型的记者。更重要的是，该群虽然是一个本地社群，但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的外地记者（本地驻站）。这些外地记者所属机构包括央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广东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等省级媒体，以及国内其他重要的城市。鉴于以上特征，本文 将该微信群视作记者群体的一个缩影，观察他们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平台加强新闻生产合作。群成员“基于本地但又突破本地”特征为该群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如上所述，该群设置了地域限制：成员必须是本地媒体或在深圳本地驻站的外地媒体，但不能是海外媒体。此外，该群还有一定的职能限制，即只对一线记者（包括文字和摄像）开放。虽然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时向新闻机构管理层、编辑、主持人、技术员等媒体从业人员下发记者证，但这些非一线记者均被拒绝入群，这种职能限制将该微信群的功能局限于采访、写稿、拍摄等新闻生产的核心部分。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采取网络民族志（包括社区观察、在线访谈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该微信群进行了300余天的观察和记录，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记者的微信群互动建构了怎样的身份？

2.“记者联盟”处在怎样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3.“记者联盟”是否带来媒介伦理的挑战？

（一）“深圳记者微信群”的整体观察：成员身份、对话风格和话题特征

根据罗伯特·V·库兹纳特（2016/2010：41）对线上社区参与者的分类标准（即新手、混合、信徒和行家），本文对该群成员进行了粗略归纳：新手成员约180人，无论线上或线下他们与群体都缺乏紧密联系，对业务探讨和资源共享无甚兴趣，基本属于“潜水者”；混合者约70人，他们是社区的友善者，与社区大部分成员保持强关系，经常调侃式地参与话题探讨，但不愿意参与信息分享或无资源提供分享；信徒约130人，他们与社区成员只有浅层联系，平时不愿意参与空洞和休闲的话题探讨，只在诉求、求证和提供资源的时候出现；行家成员约30人，他们与其他成员无论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强关系（即朋友），并对新闻资源共享有深刻认同，这类成员在微信群对话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群。

（二）“深圳记者微信群”的主体功能

微信群成员的不同类型也暗示着功能的多样化：一部分人在微信群中对新闻生产的贡献最大，比如经常进行业务交流和信息分享的“行家”，一部分人对新闻生产虽然没有直接贡献，但营造了“共同体”氛围，重塑了同行间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比如“混合者”，在网络社区中经常被称作“交际花”（库兹纳特，2016/2010：41）。鉴于对群内对话的观察，可以从功能性贡献和功能性障碍两个维度来分析“深圳记者微信群”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1.功能性贡献：现实层面的业务合作

信息分享是该微信群的一项主要功能。根据观察和记录，微信群的信息分享功能在数量上最多，至少包括：选题信息分享、采访对象信息分享和采访内容信息分享等。在某些情况下，微信群成员不仅互相提供采访对象信息，而且还能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进行浅层次交流。信息分享伴随着经验交流，从而同行之间进行的功利性学习也经常发生，对于刚入行的记者来说，每天都在开展鲜活的案例学习，在这种氛围中能轻松获得采访经验、写稿经验和拍摄经验。从这一点来看，信息分享这一部分功能与上文提及的“实践共同体”有共通之处。资源整合也是该微信群的一项重要功能，这种功能更多存在于摄影、摄像记者同行之间。从300余天的观察来看，“深圳记者微信群”的功能停留在现实层面的功利主义合作与需求满足，缺乏理想层面的行业共鸣。

2.功能性障碍：理想层面的思考缺位

调查记者提出过三项困境：“严苛的新闻管制环境、较高的新闻职业风险、不尽合理的薪酬体系”（张志安，2013）。实际上，在笔者的在线访谈中，很多与本文作者关系较熟的记者表现出同样的职业焦虑，但是，在“新闻整合微信群”的聊天中却充满了相互戏谑的欢乐氛围，在线访谈与微信群的话题指向呈现出两个极端。特别是“混合者”成员在微信群中起到的调节气氛功能，这种氛围完全掩盖了记者们的职业焦虑。

为什么该微信群未能成为职业记者们表达职业焦虑、探讨职业出路、共商职业理想的一个平台呢？一些记者在访谈中透露两点原因：其一，微信群中成员太多，不便进行深度交流；其二，微信群中的活跃成员（即“混合者”与“行家”）大多数为毕业三年左右的90后年轻人，他们对新闻职业尚无深切的体悟，对个人发展也未有成熟的思考，而资深记者们则一般选择沉默（即“潜水者”），或只在具体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时出现（即“信徒”）。

在现实层面业务合作时，成员之间仅仅提出一些具体操作要求，如记者们在分享新闻图片时，拍摄者会提示“某某未成年人在发稿时最好打上马赛克”，但较少有关于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想等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在一般情况下，微信群中的成员关系融洽，氛围和谐，较少出现“专业辩论”。微信群中发红包、发表情包、发段子，以及互惠互利的信息分享所制造的欢腾假象掩盖了职业记者的焦虑与记者职业的危机，更阻碍了记者们对专业精神的继续思考。

（三）职业共同体：针对不同行业的集体意识

在长期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中，微信群中的记者同行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共同体，他们绕开了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个人发展思路等精神层面的探讨，但却极其关注现实中的职业生存，比如在微信群的不少对话中，记者们不关注某种报道方式会不会侵犯被采访对象的权益，但更关注记者采访中会不会被打，甚至在公关性质的选题分享时还会在群里标注采访的“车马费”金额（一般而言，“车马费”话题是很少在有陌生人的公共场合提及的）。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记者”的身份等同于任何一个以生存为底线的普通职业。

通过微信群中的对话可以看到，记者在采访时代言的“公共利益”已成为一个虚化名词，其本身不具备说服力。在这一背景下，记者群体的权益也可以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时常发生的记者与民众、企业或职能部分之间冲突事件，更能刺激记者们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我们观察到记者们的焦虑情绪，但与上文所讲的为职业未来发展和专业伦理的理想焦虑不同，这只是关于职业生存的现实焦虑，他们所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在这种“兔死狐悲”的现实焦虑中显得更为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