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表彰Acemoglu, Johnson和Robinson"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贡献。今天，主要通过文字和视频介绍一下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贡献。
容易读懂版学术贡献：
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明星）经济学者，他们为解释国家间繁荣的差异提供了新见解。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A. Robinson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揭示了制度的持久性差异是造成国家间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构建了理论框架，阐释了制度差异为何能够长期存在以及制度变革的机制。
目前，全球最富裕的20%国家的财富大约是最贫困的20%国家的30倍。尽管最贫困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它们与最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显著。这些国家为何未能迎头赶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社会制度的差异。他们找到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为这一现象提供确凿证据并非易事。社会制度与国家繁荣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直接意味着前者是后者的成因。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制度上，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既决定了国家的繁荣程度，也塑造了其制度类型。甚至有可能是繁荣水平影响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而非制度决定繁荣。为了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些获奖者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实证研究方法。
Acemoglu、Johnson 和 Robinson 深入研究了欧洲人在16世纪以来的全球殖民历史。他们发现，殖民者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当前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学者展示了一个“命运逆转”的现象：在殖民时期相对富裕的地区，如今却变得相对贫穷。此外，他们还利用了殖民者的死亡率等数据，揭示了殖民者死亡率与现代人均GDP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殖民地的“危险性”，即殖民者在当地的死亡率影响了所建立制度的性质。
双城记
Nogales这座城市被一道围栏一分为二。当你站在围栏边向北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Nogales。这里的居民生活较为富裕，平均寿命较长，大多数孩子都能顺利完成高中教育。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投资带来的回报。自由election制度为居民提供了更换不满意政治家的机会。
然而，如果你转身向南望去，你会看到墨西哥索诺拉州的Nogales。尽管这里在墨西哥算是相对富裕的地区，但总体而言，居民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围栏北侧的美国Nogales。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使得在这里开办和经营企业充满了风险。虽然墨西哥在二十多年前实现了democracy，但腐败政客的罢免依然困难重重（尽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为何同一座城市的两个部分会展现出如此迥异的生活条件？从地理角度来看，它们共享同一地点，因此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两地居民的根源也颇为接近；历史上，北部地区曾是墨西哥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老一辈居民拥有许多共同的祖先。在文化层面，两地同样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人们食用相似的食物，聆听着风格相近的音乐。
然而，真正造成差异的并非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制度上的差异。围栏北边的居民生活在一个提供更多教育和职业选择机会的美国经济体系中。他们还属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相比之下，围栏南边的居民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政治制度限制了他们参与立法的能力。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指出，Nogales这座被分割的城市并非孤立现象。相反，它是从殖民时代就开始的一个清晰模式的一部分。
殖民制度
当欧洲人踏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殖民之路时，他们对当地原有的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模式。在某些殖民地，殖民者的目标是剥削当地土著人口并掠夺自然资源以获取利益。而在另一些地区，殖民者则为了欧洲移民的长期利益，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决定殖民地发展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潜在殖民地的人口密度。人口越密集，预期的抵抗也就越强烈。然而，一旦成功征服，较多的土著人口也为殖民者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机会。因此，欧洲殖民者往往较少迁移到人口密集的殖民地。相反，在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由于抵抗较少且劳动力资源有限，更多的欧洲殖民者选择定居在这些地方。这种模式反过来深刻塑造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演变。在殖民者稀少的地区，他们往往建立或接管了掠夺性的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服务于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福祉。在这些地方，选举制度缺失，政治权利极为有限。与此相对照，在那些拥有大量殖民者的地区，即移民殖民地，为了激励殖民者努力工作并投资于他们的新家园，需要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这进一步促使他们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以便能够分享到经济利益。当然，早期的欧洲殖民地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democratic国家，但与那些欧洲人鲜少定居、人口密集的殖民地相比，移民殖民地提供了更广泛的政治权利。命运的逆转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通过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早期殖民制度的差异是导致今天国家间巨大繁荣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国Nogales和墨西哥Nogales为例，这两个地区的生活条件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地（后来成为墨西哥）和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所引入的制度。
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中都有出现，并不局限于特定某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无论是英国、法国、葡萄牙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一模式都有所体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约500年前相对繁荣的殖民地，如今却变得相对贫穷。例如，阿兹特克时期的墨西哥城市化程度远高于当时的北美（即现在的加拿大和美国）。这是因为在那些最贫穷且人口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有助于长期繁荣的制度。而在那些最富裕且人口密集的殖民地，制度则更具掠夺性，对当地居民而言，实现繁荣的可能性更小。
这种繁荣态势的逆转在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在研究几个世纪前的殖民前城市化情况时，并未发现相似的模式：那些当时城市化程度较高且更为富裕的地区，依旧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富裕状态。此外，在研究未曾经历殖民的地区时，也未观察到这种所谓的“命运逆转”。
诺贝尔奖得主们的研究成果还指出，这种命运逆转主要与工业革命紧密相关。例如，直到18世纪中叶，如今印度地区的工业产出仍超过美国。然而，自19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表明这种逆转主要是由制度差异所驱动的。在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只有在那些建立了普惠性或者说包容性制度的社会中，才能真正扎根并蓬勃发展。
移民死亡率
殖民地所建立的制度类型最直接的解释在于欧洲移民的数量。移民数量越多，建立一个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还指出，导致制度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疾病在移民社区中的传播程度。
在美洲，致命疾病的流行程度南北差异显著，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非洲，其中赤道附近的地区与南部地区相比疾病更为流行。同样，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面临的疾病挑战远比在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所遭遇的更为广泛和致命。历史上殖民时期的死亡率数据显示，疾病的发病率与当今的经济繁荣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对欧洲人来说疾病风险最高的地区，如今往往是经济体系最不健全、最贫困、腐败最严重、法治最薄弱的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殖民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地区建立或维持了掠夺性的制度。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为我们理解全球国家财富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与地理和气候有关。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提出著名观点以来，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温带气候区的社会比热带地区更具经济生产力。确实存在这样的相关性：靠近赤道的国家往往更贫穷。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气候的原因。如果仅仅是气候因素，那么历史上的繁荣与贫穷的格局就不可能发生如此巨大的逆转。
诺奖得主们指出，这种繁荣逆转主要与工业革命有关。例如，直到18世纪中期，现今印度的工业生产水平仍高于美国。但从19世纪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表明这种逆转主要是由制度差异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只有在那些建立了有利于大众的制度的地方，才能真正生根发芽。因此，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炎热国家之所以更贫穷，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可能未能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从而导致了与温带气候区国家在经济生产力上的差异。
逃离困境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揭示了一条清晰的因果关系链：旨在剥削大众的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而那些确立了基本经济自由和法治的制度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政治和经济制度往往有着漫长的生命周期。尽管掠夺性经济体系可能为统治精英带来短期利益，但引入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减少掠夺行为并加强法治，将为社会各阶层创造长期的益处。
那么，为何精英们不主动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解释集中在政治权力的冲突以及统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信任问题上。只要政治体系保持对精英有利的状态，大众就难以相信精英会真正执行改革经济体系的承诺。一个允许大众在自由election中撤换不履行承诺的领导人的新政治体系，将有助于推动经济体系的改革。然而，统治精英担心在新体系下，他们不会得到大众对他们失去经济利益的补偿。这被称为“承诺问题”，它难以克服，可能导致社会陷入一个循环：一方面，掠夺性制度导致大众贫困，另一方面，统治精英则保持富裕状态。
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也指出，在缺乏可信承诺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出现向democracy过渡的现象。即使在非democratic国家，大众可能缺乏正式的政治权力，但他们拥有一个令统治精英忌惮的力量，即数量优势。大众有能力动员起来，形成革命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可能涉及暴力，但实际上，如果这种动员是和平的，革命的威胁性可能会更大，因为这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protest活动。
在这种威胁最为严重的时候，精英们面临一个困境：他们希望维持权力，并试图通过承诺进行经济改革来安抚大众。然而，这样的承诺缺乏可信度，因为大众明白，一旦局势恢复平静，精英们可能会迅速恢复旧有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权力，引入democratic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提出的模型揭示了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变革环境，该模型包含三个核心组成部分。首先，它涉及资源分配以及决策权的持有者，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之间的冲突。其次，大众有时通过动员和威胁统治精英来行使权力，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权力并不仅限于决策权。最后，存在一个承诺问题，这可能导致精英们最终不得不将决策权交给大众。这一模型已被用来解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的democratization进程。以英国为例，选举权的扩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普遍的罢工和广泛的抗议活动。面对这种革命威胁，英国精英未能通过可信的承诺来实施社会改革；相反，他们常常被迫不情愿地分享权力。瑞典的情况也同样如此，1918年12月关于普选权的决定是在俄罗斯革命后出现严重暴乱的背景下作出的。该模型还可以用来解释某些国家为何在democracy与非democracy之间摇摆，以及为何那些缺乏包容性制度的国家难以实现与拥有这些制度的国家相等的经济增长。此外，它还能说明为何统治精英有时可能通过阻止新技术的引入来获益。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针对影响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因素进行了突破性的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殖民时期所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类型的关键作用。这些学者的理论研究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改革掠夺性制度的难点所在，还指出了在某些情况下改革仍然可能实现的条件。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未来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对制度如何塑造经济繁荣的深刻见解表明，倡导和支持民主及包容性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视频: Acemoglu和Johnson的媒体发布会, 全程高能50分钟
三位获奖者在该领域的主要文章汇总如下：
1.Acemoglu, D. (2003),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620-652.2.Acemoglu, D. (2005),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Weak and Strong States”, 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 52, 1199-1226.3.Acemoglu, D. (2006), “Modeling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in R. Blundell, W.K. Newey, andT. Persson (eds.),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inthWorld Congress, pp. 341 –380.4.Acemoglu, D., D. Cantoni,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11), “The Consequences of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3286-3307.5.Acemoglu, D., F. A. Gallego, and J. A. Robinson (2014), “Institutions, Human Capital, and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6:875–912.6.Acemoglu, D., C. Garcia-Jimeno, and J. A. Robinson (2015),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A Network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2364–2409.7.Acemoglu, D., Hassan, T.A., and Robinson, J.A. (2011), “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895–946.8.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369–1401.9.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7, 1231–1294.10.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A. Robinson (2005a). “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of Long-Run Growth”, in Aghion, P.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 1A, Amsterdam, NL: Elsevier, North-Holland.11.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A. Robinson (2012),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895–946.12.Acemoglu, D., S. Johnson, J. A. Robinson, and P. Yared (2008), “Income and Democra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808–842.13.Acemoglu, D., S. Johnson, J. A. Robinson, and P. Yared (2009), “Reevaluating the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 1043–1058.14.Acemoglu, D., S. Naidu, P. Restrepo, and J. A. Robinson (2015), “Democracy, Redistributionand Inequality”, Chapter 21 in Atkinson, A. and F. Bourguignon (eds.), Handbook of IncomeDistribution, Vol. 2B, Amsterdam, NL: Elsevier, North-Holland.15.Acemoglu, D., S. Naidu, P. Restrepo, and J. A. Robinson (2019), “Democracy Does Cause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47–100.16.Acemoglu, D., T. Reed, and J. A. Robinson (2014), “Chiefs: Elite Control of Civil Society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 319–368.17.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0a),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5, 1167–1199.18.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0b), “Political Losers as a Barrier to Economic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126–130.19.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91, 938–963.20.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6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Democra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1.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6b),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115–131.22.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08),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267–293.23.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13),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NY: Crown.24.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2023), “Weak, Despotic, or Inclusive? How State TypeEmerges from State versus Civil Socie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17(2), 407–420.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三位获奖者的个人情况以及学术研究演化。
Kamer Daron Acemoğlu，是一位拥有亚美尼亚血统的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自1993年起，他就在MIT担任教职，目前是经济学领域的Elizabeth和 James Killian教授。Acemoğlu教授在2005年荣获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并在2019年被MIT授予学院教授的荣誉称号。
1989年，他在约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在1992年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在加入MIT经济系之前，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讲师一年。Acemoğlu教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尤其以与Simon Johnson和James A. Robinson的长期合作而闻名。他们共同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与Robinson合著的书籍包括"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2006年出版）和《国家为何失败》（2012年出版）。后者是一本探讨制度对国家经济成果影响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2011年的一项针对美国经济学家的调查中，Daron Acemoglu在“60岁以下最受欢迎的在世经济学家”名单中排名第三，紧随Paul Krugman和Greg Mankiw之后。这一排名反映了他在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根据《经济研究论文》（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RePEc）的数据，Acemoglu在2015年被评为过去十年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此外，根据开放大纲项目（Open Syllabus Project）的数据，Acemoglu在经济学课程的被引用次数也排名第三，仅次于Greg Mankiw和Paul Krugman。这些荣誉和数据点共同突显了Acemoglu教授在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学术生涯
Acemoglu于1992至1993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担任经济学讲师。1993年，他被任命为MIT的助理教授，1997年成为Pentti Kouri经济学副教授，并于1998年获得终身教职。2000年，他晋升为MIT的正教授，并于2004年至2010年担任Charles P. Kindleberger应用经济学教授。2010年，Acemoglu被任命为MIT的Elizabeth和James Killian经济学教授。2019年7月，他被授予MIT学院教授的头衔——这是MIT授予教师的最高荣誉。
截至2019年，他已指导超过60名博士生，其中包括Robert Shimer、Mark Aguiar、Pol Antràs和Gabriel Carroll。2014年，他的收入为841,380美元，成为MIT收入最高的教授之一。
Acemoglu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并于2005年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2006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14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他还担任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的高级研究员，并是多个学术团体的成员。2011至2015年期间，他曾担任计量经济学会出版的学术TOP5刊《Econometrica》的主编。
Acemoglu已撰写数百篇学术论文。他表示，自己大部分研究的动机是为了理解贫困的根本原因。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增长理论、经济发展、创新、劳动经济学、收入与工资不平等，以及网络经济学等。在2011年，他提到过去15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时他也为劳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
自1993年起，Acemoglu与英国政治学家James A. Robinson保持着长期且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他们联合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共同撰写了数本书籍，主要聚焦于增长和经济发展议题。此外，他们还与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研究与出版物
Acemoglu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研究受到了Joel Mokyr、Kenneth Sokoloff、Douglass North、Seymour Martin Lipset和Barrington Moore等学者的深刻影响。
书籍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该书是由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深入分析了democratic社会的形成与稳固机制。作者们提出，democracy得以巩固的条件是精英阶层缺乏推翻democracy的动力，而这一过程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1）公民社会的力量，（2）政治机构的构建，（3）政治与经济危机的特征，（4）经济不平等的程度，（5）经济结构，以及（6）全球化的形式和范围。
Romain Wacziarg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他认为书中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理论上的一次重要整合。具体来说，它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即认为制度变革是富裕的统治阶级与贫困的大众之间分配斗争的结果，且这种斗争主要由经济力量所驱动，与Barry Weingast和Douglass North的观点相结合。North认为，制度改革可以视为精英阶层通过将执行权委托给那些不会推翻改革的利益相关者，以此作为承诺未来政策的一种手段。
William Easterly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关于democracy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Edward Glaeser也将其描述为“极为重要的作品”，并认为它是对该领域的一大贡献。
国家为何失败
2012年，Acemoglu 和Robinson联合撰写的《国家为何失败》一书入选了《金融时报》年度商业图书奖的候选名单。
在这部著作中，Acemoglu 和Robinson阐述了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政治稳定，以玛雅文明为例，指出其因缺乏这一条件而未能持续发展。他们还探讨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认为没有对垄断和寡头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创造性破坏便无从谈起。他们以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为例，指出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
Acemoglu 和Robinson坚持认为，国家间的发展差异完全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并对其他理论，如将这些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实践知识等，持否认态度。他们以苏联为例，说明苏联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时曾实现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创造性破坏，到了20世纪70年代增长动力逐渐丧失。
这本书面向大众读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的瞩目。《华盛顿邮报》的Warren Bass评价这本书是“激动人心、内容丰富、雄心勃勃且最终充满希望的著作”，并认为这本书“实际上可能是一部杰作”。
在《彭博新闻》上，Clive Crook发表评论，认为这本书确实配得上它所获得的诸多好评。而在《外交事务》的一篇评论中，Jeffrey Sachs批评Acemoglu 和Robinson系统性地忽略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技术发现和自然资源等因素，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读者愿意听到“西方democracy不仅在政治上有益，而且在经济上也能得到回报”的观点。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表示这本书“极其令人失望”，并认为作者的分析“模糊且过于简化”。对此，《经济学人》的编辑Ryan Avent回应说：Acemoglu 和Robinson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他们抓住了正确的问题。”
The Narrow Corridor
在《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2019年）中，Acemoglu 和 Robinson 提出，只有当国家的权力与社会的力量达到大致平衡时，自由社会才能实现。
Power and Progress
由Acemoglu 和Johnson在2023年合著出版的《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深入探讨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本书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新机器和生产技术的引入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技术促进社会的福祉，以及当前人工智能（AI）热潮的根源。
《Power and Progress》提出，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福利，其带来的利益常常只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书中对人工智能持有批判态度，指出它可能对就业、工资分配和democratic制度产生负面影响。
Acemoglu 和Johnson还提出了一种愿景，即如何将新技术用于增进社会福祉。他们认为，进步时代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此外，书中还讨论了一系列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政策建议，包括：1）实施市场激励措施，2）拆分大型科技公司，3）进行税制改革，4）投资于工人的培训和教育，5）加强隐私保护和数据所有权的法律，以及6）征收数字广告税。这些建议旨在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论文
社会项目与政策
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Acemoglu提出，最低工资和失业福利的政策能够促使就业结构向高薪酬岗位转移。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状态下，就业结构往往倾向于低薪酬岗位。通过这些劳动市场法规的介入，可以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并且有可能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他还指出，最低工资的设定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对非技术员工进行培训，从而增加这些工人的培训机会。
democracy与经济
Acemoglu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发现，democracy制度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正面影响，并推测democratization进程从长远来看能够使人均GDP提高约20%。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们还发现democracy对GDP中税收的占比有显著影响，但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并不稳健。
社会democracy与工会
在2001年的研究中，Acemoglu和Philippe Aghion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工会解体现象并不是不平等增加的根本原因，但它通过消除工会对工资的压缩效应，加剧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能偏向性影响。Acemoglu 和Robinson指出，工会在历史上对西欧民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企业利益和政治精英之间保持了权力的平衡。
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中，Acemoglu、Robinson和Thierry Verdier共同提出，正是美国社会这种更为“残酷”的竞争环境，促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建立在全面社会保障、福利国家体系和较少不平等等基础之上的“温和”社会模式。文章最终得出结论，尽管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像斯堪的纳维亚那样广泛的安全网和更平等的社会结构，但如果美国从其“残酷资本主义领袖”的角色转变，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在2015年为《The New York Times》撰写的专栏文章中，Acemoglu反对美国采纳北欧模式，他认为如果美国的税收水平提升至丹麦的水平，可能会减少创业的回报，从而对增长和繁荣产生负面效应。尽管如此，他也对斯堪的纳维亚在减少贫困、为公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对此，Lane Kenworthy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早于残酷和温和政策的分化，并且指出在发达国家中，不平等与创新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是Acemoglu、Robinson和Johnson在2001年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至今仍然是他们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Graham Mallard评价这篇文章是“Acemoglu作品的一个绝佳例证：一篇具有深远影响力并引发广泛讨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指出欧洲殖民者在非定居型的殖民地建立了掠夺性制度，而在他们选择定居的地区则没有建立此类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他们估计，制度上的差异大约占到了前殖民地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四分之三。那些历史上被掠夺性制度主导的国家，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欧洲的殖民统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Income and Democracy》中，Acemoglu和Robinson提出，尽管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和democratic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当控制了国家的固定效应并消除了人均收入与各种democracy衡量标准之间的联系后，发现收入水平对democracy并没有因果影响。在2022年的文章《Non-Modernization》中，他们进一步指出，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这是因为现代化理论假设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并且预设了一个明确的终点，例如“历史的终结”。他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了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关于Acemoglu大神，1.鬼才,"Daron Acemoglu生产函数"诞生了！2.中国学者好! 我是MIT的Acemoglu教授, 我又在Top 5的JPE上发文了！3.阿西莫格鲁获MIT最高教师荣誉—"学院教授"，4.毛咕噜论文中一些有趣的工具变量，5.诺奖争夺战！这三个最有有望的诺贝尔经济学家！6.阿西莫格鲁获MIT最高教师荣誉—"学院教授"，7.40年里在top5刊物上发文最多的大神到底是谁？8.为五大刊而生的男人! 一天不得诺贝尔奖, 就年年把五大刊物发到手软！9.最后一位诺奖得主逝世了, 张五常所在NIE学派将何去何从？毛咕噜能否独挑重担？30年前的一份syllabus首公布！10.AER, JPE, QJE, RES期刊最新一期, 又见毛咕噜大神在讨论机器人与劳动市场！11.男神毛咕噜最新Top5大作, 另外, 有序因变量依然使用OLS回归! 12.使用OLS回归发AER的Articles专辑！13.Acemoglu大神, 又在TOP5期刊刷文了！把20-60个观测值的截面数据做绝了！14.Acemoglu又出版了两本经济学教课书！15.Acemoglu终于对中国学术界的问题下手了！16.Acemoglu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必读作品！17.刚2022年, Acemoglu就在QJE上发文了！OLS+IV走遍天下都不怕，18.Acemoglu,22年QJE文章被史学家爆炸了！19.MIT毛咕噜大神又有新动作! 首次将其毕生心血课程资料免费开放！20.TOP5收割机的毛咕噜出新书了! 对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下手了！21.毛咕噜TOP5: AI自动智能化给普通劳动者的灾难性影响已经发生！22.毛咕噜又发一篇TOP刊, 再次闯入商学研究创新了！23.所有商学院最恨得咬牙切齿的文章, 毛咕噜恐无法踏入商学院大门了！２４.这篇毛咕噜花2年才发表在TOP5刊的实证文竟无任何中文资料, 真感到遗憾！
Simon H. Johnson，是一位英裔美国经济学家。他目前担任MIT斯隆管理学院的Ronald A. Kurtz企业学教授，并且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Johnson教授曾在多个学术和政策相关岗位上服务，包括在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2007年3月至2008年8月，他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首席经济学家。研究与出版物
Johnson教授是《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一书的作者之一，该书于2010年出版，由他和James Kwak共同撰写。此外，Johnson还与James Kwak合作创立了经济学博客“Baseline Scenario”，并且经常在该平台上发表文章。他还单独撰写了《White House Burning: Our National Debt 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2013年），与Jonathan Gruber合著了《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2019年），以及与Acemoglu合著了《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2023年）。Power and Progress
由Acemoglu 和Johnson在2023年合著出版的《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深入探讨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本书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新机器和生产技术的引入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技术促进社会的福祉，以及当前人工智能（AI）热潮的根源。《Power and Progress》提出，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福利，其带来的利益常常只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书中对人工智能持有批判态度，指出它可能对就业、工资分配和民主制度产生负面影响。Acemoglu 和Johnson还提出了一种愿景，即如何将新技术用于增进社会福祉。他们认为，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此外，书中还讨论了一系列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政策建议，包括：1）实施市场激励措施，2）拆分大型科技公司，3）进行税制改革，4）投资于工人的培训和教育，5）加强隐私保护和数据所有权的法律，以及6）征收数字广告税。这些建议旨在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James Alan Robinson，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目前担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全球冲突研究Richard L. Pearson教授和学校教授——最高荣誉。在2004年至2015年期间，Robinson教授曾是哈佛大学的教职工，此外，他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过教职。Robinson教授的研究专注于国家间的差异，尤其是那些导致某些国家繁荣而其他国家却陷入冲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他与Daron Acemoglu合作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The Narrow Corridor》、《Why Nations Fail》和《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等。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2006年）
在《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书中，Robinson与 Acemoglu共同探讨了democratic社会的形成与稳定。他们提出，democracy得以巩固的前提是精英阶层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推翻它。这一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1）公民社会的力量，2）政治制度的架构，3）政治与经济危机的特点，4）经济不平等的程度，5）经济结构，以及6）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在《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根源》中，Acemoglu和Robinson阐述了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而玛雅文明等例子表明，缺乏这种稳定将阻碍发展。他们讨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强调对垄断和寡头权力的制度性约束是实现创造性破坏的关键。例如，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这些约束提供了基础。他们以Denis Papin在1705年建造的蒸汽船在德国被拆毁，而他后来在伦敦继续发表研究成果，以及Thomas Newcomen在Papin工作基础上改进蒸汽机并取得商业成功为例，说明了制度环境对创新的重要性。Acemoglu和Robinson坚持认为，国家间的发展差异完全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反对将这些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实践知识的理论。他们以苏联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时的快速增长，以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缺乏创造性破坏而失去动力为例，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The Narrow Corridor》（2019年）在《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中，Acemoglu和Robinson论证了自由社会的实现只有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大致平衡时才有可能。在2008年的文章《Income and democracy》中，Acemoglu和Robinson指出，尽管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和democracy程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在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并消除了人均收入与democracy衡量标准之间的关联后，收入水平对democracy并没有因果效应。在2022年的文章《Non-Modernization》中，他们进一步批判了现代化理论，认为该理论无法解释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因为它假设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制约，并预设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如“历史的终结”。有关今年奖项的更多信息，包括科学背景，请访问www.nobelprize.org，可以在其中观看媒体的视频片段，会议，诺贝尔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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