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与政治间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工作坊在沪召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章可通过对“人道主义”在“后五四时代”所呈现出的腹背受敌的窘境的研究，探讨了其在思想和理论层面的伦理性缺失与在社会和实践层面受到左翼革命理论的冲击，从而使得其普适性遭受了削弱和消解，最终通过共产革命对“人道主义”概念的改造，进而演变成了以“阶级和敌我区分”为核心原则的“革命人道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王锐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参与者对国家问题的关注”的问题意识入手，结合彼时的思想语境和相关史事，讨论了陈独秀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与思考，对其思想言说和政治实践均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就如何处理陈独秀那一代学人的历史遗产，如何实事求是地熟悉中国现实状况，将远西之学内化为贴近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和见解。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韩戍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为基本史料，通过详细地史料查考，对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最初蒋介石与《申报》并无直接关系，主笔陈冷在言论方面也能基本与蒋和睦相处；而随着史量才辞退陈冷，全权接管《申报》舆论并引导其不断走向与蒋的对立面，最终激怒了蒋决定暗杀史量才；同时随着史的被暗杀，蒋反而不再谋求直接控制《申报》，从而使得后者可以继续维持其“民间报刊”的身份。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胡悦晗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为基本史料，以天津地区在战后的1945－1949年间的情况为例，对其伤兵滋事并不断制造军民纠纷和军警冲突，而国民党地方政权却因军事与政治双重危机而只得以有限的慰劳活动和福利给予以安抚伤兵的情况做了深入考析，并进而深入讨论了国民党军、政机构联动治理失败的内在动因。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卢华主要分析了1924年国民党在一大后，因确立“以俄为师”、“联俄容共”而接受了列宁主义，从而在处理如何将其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互接榫的问题上，围绕党与革命、阶级与国家和以“主义”塑造革命“新人”等问题，形成了三种革命方案，即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伦理化国族方案、以陈公博为代表的整全性革命方案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共和—社会主义方案，并就三种方案的形成过程、内在理路和政治实践做出了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范玉亮以“戴季陶主义”为中心，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的角度分析了其所具有的的理论特色及其在国民党意识形态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并以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身份深刻影响了1930－1940年代的中国。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本届工作坊的与会人员同样对晚清知识人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敏锐地注意到晚清京师政治中“同治”话语所发生的嬗变，从辛酉政变后以有“当代睿亲王（多尔衮）”之称的奕䜣为核心的取法“顺治朝”的含义，到了同治中期，随着以慈禧太后为主的两宫权威的增强而嬗变为仿效“元祐之治”的概念，以期为两宫与清流的权威拓展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而1880年后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又激发了新一代清流渴望期待宋神宗与王安石式的“君相同治”，从而促成了“同治”话语含义的再次嬗变，最终被慈禧太后以威权手段强行终止，也宣告了“同治”局面的失败及其相关话语的日渐空洞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洁以《共和语境下的“忠义”书写》为题，报告了对武昌起义至民国成立过程中的殉难官绅的心态、精神和行动的深入思考，结合《辛亥殉难记》、《恽毓鼎澄斋日记》、《郑孝胥日记》等史料还原了彼时复线的历史，呈现出辛壬鼎革之际，殉难者的不同伦理资源和记录者在共和时代记录“殉难”，造成的“忠义”随着语境变迁所发生的含义变迁，为更为深入地理解彼时中国共和话语的内在矛盾和暧昧复杂的历史景况提供了新的路向。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侯庆斌通过对陈福勋、葛绳孝和金绍城的深入研究，考察了晚清上海会审公廨谳员群体的地位、来源和权势升降，指出会审公廨设立后，谳员成为沟通华洋当局的重要窗口，兼具司法和行政等多重职能，周旋于华洋各派势力之间，既要成为华洋当局的缓冲带，又要维护清政府在租界的法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终却因缺乏固定的品秩和行政资源，导致其势力日益受制于西人，从而也成为租界日渐沦为“国中之国”的动因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通过对1920年代南京高等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学衡》派与北京大学、新文化主流人物的“南北之争”的深入考察发现，这场“南北之争”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包括“无政府主义”流行等在内的“新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焦虑，而南北之间的老师辈与学生辈在态度、立场等方面均存在着态度的歧义和暧昧的联系，同时以胡梦华与马修·阿诺德的译介为例对其所利用的西学资源及其产生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葛飞以中文、英文、德文、俄文等多语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译介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坛对左祝梨《关于亚克与人类的故事》的译介与解读，并对在此过程中所反映的彼时知识人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做出考察，通过比对各语种间的文本及中文译本中鲁迅与胡愈之的译本，分析了鲁迅在左转之后，尽管只是在并未公之于众的私人谈话和书信中才表达了对“将来命运”的种种隐约，但通过对其译介作品的深入查考，仍可窥见这种不便明言的对“将来的黄金时代”的深深隐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通过对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种文本的查考，以关于“变化”的关键碰撞和知识生产为题，讨论了全球史视域下的汉译《斯宾塞尔文集》，指出《斯宾塞尔文集》作为跨语际实践的结果，其原文与译文的差异不但成为考察彼时英、中、日三种语言圈的交叉与互动的重要例证，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彼时三国知识人的观念碰撞和思想抵牾提供了可能，而通过全球史的考察更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方法论视域。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研究员邓军以《近代中国世界语与“无根”的世界主义》为题，以世界语为切入点，讨论了近代中国接受世界主义的“根”性问题，认为在晚清民初，世界语和世界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和新青年群体所接受，看似只与未来相关，实则业已建立在民族主义的根基之上。及至1920年代后，虽然世界语逐渐普及，世界主义却随着意识形态化的逐渐加强和以“国际主义”为指归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挑战而日渐式微，最终在1949年之后，彻底脱离了世界主义的情怀而沦为众多语言中的一种，而通过对这一过程中的梳理，也有助于我们破除对世界主义一元的理解，并进而探究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获得自身正当性和实践可行性的诸多可能。

在随后进行的圆桌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对本届工作坊做了总结，并就如何创新工作坊的会议机制，从而使其更好地成为学界同仁交流思想、砥砺学问的平台向与会学者征询了意见。日本同志社大学全球化研究科村田雄二郎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本届工作坊论文质量总体较高，讨论热烈深入，并就近代史如何与古代史、世界史互通，思想史研究的全球史转向，左翼知识人的精神史考察等问题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同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