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谈一下在研究中国经济中的一些感受。但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一直在金融机构做中国经济研究。因此，虽然研究的过程中不乏对经济理论的思考和对公共政策的关注，但最终着眼点主要还是在于资本市场。因此，无论是研究的出发点和范式，都不同于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当然，这些研究都是互补的，放在一块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更加全面。中国经济这样一个无比复杂，却又迅速变化的对象，无疑需要多视角和多层次的研究方法。笔者在日常工作中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也常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以下所说的，可能连心得都算不上，只是一些朴素的感受。
首先，中国经济需要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全球的很多问题也要从中国来看。从中国看中国，很多问题往往看不清楚。例如，不从2014年开始的全球通缩环境出发，就很难全面理解中国经济在2015年的下行压力为何如此巨大，而去年又明显复苏。又比如从2009开始，新兴市场经历了资本流入，流出，再流入的大幅波动。如果不从这个大周期出发，就很难理解中国在2014-15年的时候为什么资本外流压力如此之大，之后又出现了明显缓解。只有从全球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和资本流动，才能够对未来做出更好的预判。
中国经济出现的很多现象，从中国本身出发当然可以有一些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些现象往往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从背后看到一些共同的线索。例如，今年以来，中国的CPI通胀低于预期。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国本身的因素来解释，比如像食品价格的低迷等。但同时，美国、日本和欧元区都出现了CPI大幅低于预期的情况。同一现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现，是否告诉我们一些全球经济运行深层次的因素？只有看清这些影响全球的因素，才能对中美欧日四大央行的下一步行动有更好的判断。
这就好像传统史学是从中国看中国，而现代史学则更倾向于从全球史看中国。比如传统史学家在讨论明朝灭亡时，主要讨论的是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这样的内容。但拥有全球视野的现代史学家，则会注意到十七世纪欧洲，美洲和亚洲都同时出现了大的动荡，即所谓“十七世纪全球危机”，因此会从气候变化，白银全球化以及军事技术近代化等角度来研究明亡清兴，将此置于环境史、货币史和军事史的背景下来讨论。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反过来又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这一轮全球再通胀中，中国经济学家明显比其他地区的同行有优势。原因在于，通胀受大宗商品的影响很大，而对于大宗商品特别是工业金属，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015年底，当全球金融市场尚且沉浸于“长期停滞”的悲观情绪中时，中国经济学家已经看到周期复苏的曙光。而当今年年初全球市场仍然沉浸在再通胀交易之中时，中国经济学家已经在预判再通胀将行之不远。
全球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机制的系统，各国经济共同塑造了深层的周期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反过来影响各国经济。例如，如何判断美元的走势。这个问题就可以在很多层次上回答，一个层次可能是美联储今年加不加息、加几次，等等。但在另一个更加深刻的层面，决定美元这种全球核心资产走势的，不是美联储，而是全球经济的大周期。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取决于本国和全球经济状况。事实上，美元（以及油价）的走势，决定于全球经济的深层力量，而这种力量同时也决定了美联储加息与否。换言之，美联储只是美元走势的催化剂，而不是决定因素。回到中国，美元走势对人民币至关重要。所以在去年年底看人民币，如果只看国内因素，就容易高估贬值压力。只有从全球视角出发，才能预判今年以来的走势。
第二，经济学理论很重要，但不能照搬理论。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比如国际经济学中许多理论，听上去头头是道，但实践中常常不成立，或者需要很多限制条件，大家常说的“不可能三角”就是一个典型。一种是时代改变导致理论的适用性下降。比如货币数量论在历史上很有效，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货币数量论的预测能力也在下降。事实上，货币数量论本身就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天然就成立的。弗里德曼之所以要写《美国货币史》，原因就在于希望通过历史上的一系列自然实验，来验证从货币到经济的因果关系。而且，即使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成立，现在也未必成立。
还有一种情况是理论往往需要和制度细节相结合。比如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学的主流观点是下一次危机将发源于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从而逼迫美国实体经济出现调整。很少有经济学家预计到危机最后爆发在货币市场上。原因就在于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制度细节了解不多，所以很难看到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房贷违约率的上升，导致MBS作为回购抵押品出现价值缩水，使得货币市场上出现了挤兑。传统上经济学理论对银行挤兑有很多研究，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下，挤兑从商业银行发展到了货币市场，挤兑者从个人储户变成了货币市场基金，这就需要理论能够与时俱进。
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学理论往往建立在单一均衡之上。均衡的唯一性有利于模型求解，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无可厚非。但经济学家往往自觉不自觉的假设，不论是股价还是汇率，存在一个由基本面决定的均衡水平，这个均衡价格就像地心引力，将资产价格向均衡水平拉过去。但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更多的时候是遵循“看图+故事”的走势。给定过去一段时间的价格走势，人们会选择性地相信和这个走势相一致的解释，而这样的“故事”会进一步强化之前的走势，导致“图形”和“故事”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直到故事讲不下去了，钟摆又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摆动。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既可以说多重均衡，也可以说是无所谓均衡，所以索罗斯一直对以均衡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持怀疑态度。
第三，需要从微观看宏观，也需要从宏观看微观。不看微观的宏观往往流于空洞抽象，而不看宏观的微观也容易一叶障目。春江水暖鸭先知，微观层面的数据可以帮助预判宏观周期。关于这一点，格林斯潘是典范。甚至在他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每天仍然查看废钢的价格，从而帮助判断美国经济的状态。伯南克曾在自传中评价格林斯潘知道很多“奇怪”的事情，应该指的就是格林斯潘对微观数据的熟悉程度。
微观的证据不一定局限在国内。比如很多人认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出口真正失去竞争力。但笔者每年去韩国和台湾的时候，听到的却都是中国在整个东亚电子产业链上的扩张。这时就需要考虑，在工资的上升的同时，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是也在上升。
而宏观层面的判断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行业和企业的趋势。比如经济起飞的时候，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都会特别大，所以北大的宋国青教授在2002年的时候就指出，“房车路”是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而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以及服务业的兴起则是新的趋势。中国近年来崛起了一批优秀的科技，制造和消费类公司，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大趋势。笔者在平时和企业的交谈中，发现企业经营者对未来的判断往往基于最近的订单，其实看不了太远。这时宏观和行业的判断，就对投资者选择好公司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宏观的判断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微观的信息。比如，随着工业占比的下降和服务业的上升，发电量对于中国经济的指标意义在下降。而随着影子银行的兴起，新增贷款对于经济的先导作用也在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