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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查理·布鲁克聊了聊《黑镜》、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讽刺

BIE别的  · 公众号  · 国际  · 2016-11-06 15:10

正文



“我曾坚信我会全身起火死在核战当中,这是一种极具精神创伤性的想法,它会一直跟着你,我觉得这种恐惧在《黑镜》中就体现出来了。”



反思所谓的 “当下现实” 其实是一种西西弗斯式徒劳,因为所有的 “当下现实” 都稍纵即逝。然而和2011年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的《黑镜》在英国电视上首播时的那个世界相比,今天世界的变化还是令人大吃一惊。《黑镜》第一季由三集单元剧构成,每一集都对科技与社会的交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整个系列面绘出一幅近未来的画卷,既充满黑色娱乐性又真实得令人不安。

但在今天,在这个可怕梦魇般的2016年,你很难判定我们究竟是比以往更需要《黑镜》这种剧集,还是这部剧早已成为一种多余。既然现实已经这么糟糕,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在电视上展现这种可怕?

坐在伦敦一家餐厅的角落里等候布鲁克的到来,我不知道即将见到的这个人究竟是热情幽默,还是愤世嫉俗。怀疑他会不会属于后者并非空穴来风,对于《黑镜》系列的一种批评的声音,特别是来自占观众群一大比例的 “自以为是的千禧族”,认为这个系列已经变得有点像 “老人家发牢骚” 了。《黑镜》到底是一种文化批判,还是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抱怨现代人没事老喜欢看 Instagram?

“我绝对属于受不了社交媒体相关行为的那一代人。” 布鲁克非常坦诚,“我属于觉得自拍很别扭的老人家,但我能理解相比于翻看自己2006年拍的那些垃圾日落照片,翻看自己曾经的自拍照。看看这些年来自己的容貌有了多大变化,也许是件更有意思的事情。”

话虽如此,但他并不觉得《黑镜》是一个道德批判的载具,或者是在谴责我们与大大小小的屏幕的胶着关系。“我基本上不反对科技,我只是多虑。我会担心这杯茶会不会呛到我,或者这把勺子会不会挖了我的眼睛。” 他一边说着,一边以可怕的速度把一把银制的小茶勺戳向自己的眼睛。

既然《黑镜》不只是一种反乌托邦讽喻,那么人们是不是对这部剧存在误解?他会不会介意 “黑镜” 已经成了一个一切与科技有关的负面事件的代名词?“我不介意,就当是免费宣传了。不管发生什么鸟事,人们都会提到这部剧。三星的手机炸了,人们就说,‘哎哟这个好黑镜。’ 这对于这世界或许是个坏事,但对于我这个品牌倒是个好事!”

他大笑起来,但是当我向他提到部分观众看完《黑镜》之后持有的 “科技已经走上了歪路” 的极端看法时,你很难不察觉到他语气中的一丝失望,“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们在讽刺科技的时候,忽视了它的自知性。有时我觉得他们做得有点过头了。”

鉴于21世纪势如破竹、迅猛飞速的发展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而招致说教和惩处,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黑镜》从来没有刻意让人看上去显得很蠢,与之相反,这部剧的目的从来都是把人描绘得更像人:不完美,受过伤,缺乏必要的软件去应对数字时代的威胁与机遇。

以《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为例,这一集绝对是《黑镜》第二季,乃至整个系列的最佳故事。在这一小时的悲伤故事中,一个年轻女子利用她亡夫在社交媒体上遗留下的痕迹作为身份蓝图,把丈夫克隆出来。这一集并不是在说教,故事中的角色到最后都充满迷茫和道德困惑,就和观众一样。在这个越来越极端的世界,这是否就是讽刺作品的转变方向 —— 变得越来越悲悯个体的伤痛?

“也许吧,” 布鲁克点头同意,“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但很有可能。如果现实世界的荒诞已经超越了虚构世界,那这就是讽刺作品的发展方向。”

最能体现虚构世界的荒诞被现实世界赶超的例子,莫过于《黑镜》前两季中两个极富预言性质的故事:第一季的《国歌》(The National Anthem)和第二季的《沃尔多时刻》(Waldo Moment)。这两集的故事都和后来现实中的两起政治事件 ——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X猪丑闻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 —— 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不过,虽然故事惊人地相似,但这两集更多的是展现这位编剧对于暴民政治和民主没落的恐惧。那么他的这种恐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图片来源:《黑镜》第三季剧照

“你今年多大了?” 他问我。

“25岁。” 我回答道。

“我今年45岁,比你大了整整20岁,你个小兔崽子。” 他感叹道。“你知道吗,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核战阴影。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真的在为一场核战做准备。当时出现了各种关于核战的纪录片、戏剧,我觉得我快死了,这都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我曾坚信我会全身起火死在核战当中,这是一种极具精神创伤性的想法,它会一直跟着你,我觉得这种恐惧在《黑镜》中就体现出来了。”

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布鲁克带着一种夸张的漫不经心,这也是他多年来频繁参加电视讨论会所练就的说话风格。他用这些精炼的措辞耸了耸肩,让即将来临的末日听上去有如咖啡溅到他的衬衫上一样不值一提。

“这也是我最担心我孩子的地方。” 他笑道,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但他的笑声仿佛在说:等待我孩子的世界再怎么可怕我都无所谓。“哪怕他们在2030年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一切感知,只知道带着 VR 设备吃全息图像之类的都无所谓,我更担心的是那些放在发射井里随时准备发射的核弹。”

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恐惧,或者至少对政治充满不信任的人来说,我很好奇他是否有碰过政治。“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家庭传统。我是在一个工党派家庭长大,所以我绝对偏向左派。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意见,我已经越来越没把握了。”

他告诉我,英国当下的政治气候让他愈加怀念卡梅伦和克莱格时期的单纯日子。“我怀念那段时光,就在几年前,一切都很简单,那时所有的政客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既无聊又安全又乏味。全民公投后我给克里斯·莫里斯(Chris Morris)发了封邮件说,‘你应该做一集关于英国脱欧的《火眼金睛》(Brasseye),’ 就像粉丝给偶像发邮件提建议那样。然后他回复我说:‘可以是可以,问题是没有相关政治势力来颠覆的话就不好笑了。’ ”

这个问题探讨的越多,他就越有精神。“真的感觉我们正处在一个疯狂时期,各方都蹦出了极具个人魅力的人物 —— 或者是怪物,具体取决于你怎么看。然后又冒出科尔宾(Corbyn)这种人,他就像个独立音乐人,类似 Arab Strap 组合那种,有着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你不得不钦佩他,但你没法想象这种人能够突入主流。我确实欣赏他,但我现实而理性的一面在质问:不会吧?你们真的以为这么做有用吗?”

“《2016 Wipe》的制作开始了吗?” 我问。

“这么说吧,通常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开编剧大会讨论节目制作,但这个会今年我们在七月份就已经开了。”

采访临近尾声,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和查理·布鲁克的一部老剧相关。而当我一说出内森·巴利(Nathan Barley)这个名字,他就连忙插进来:“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内森·巴利》有一集中,《Sugar Ape》杂志推出了一期《The VICE Issue》,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影射,这完全是巧合,真的是巧合。那一集播出后,很多人都说:‘啊,这不就是在黑《VICE》杂志嘛。’ 我心想:完了!人们肯定会往那个方向想!最惨的是那个杂志的 logo 还真有点像 VICE 以前的 logo。我们肯定看过《VICE》,但那一集绝对不是故意黑你们。”

“现在重新看这部剧,感觉很奇怪,” 误会澄清之后他继续补充道,“我们原本设计了第二季的剧情线,不再围绕第一季的流行杂志展开,而是关于他的经济支援被切断的故事,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会是一部更加贴近 ‘千禧族’ 的故事。他在一个逐渐崩塌的世界飘荡不定,对于很多事情他也不那么自信了。”

采访结束后,他所描述的内森·巴利 —— 喜欢挖苦讽刺却抓不到点,内心又充满挣扎 —— 依然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个角色很像布鲁克,倒不是说他抓不到点,而是说作为编剧,他经常会被人们误解为愤世嫉俗,但实际上,他只是想传达出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迷茫(当然他自己是不会这么说的)。

正如他所说:“我觉得要是我自认为能够通过一部虚构剧就能改变人们的想法,那我未免太自大了。我很肯定有人做到了,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


作者:安格斯·哈里森(Angus Harrison)

翻译: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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