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转自新史学2022，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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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玮博士论文答辩合影
前排左起：诸葛忆兵教授、张鸣教授、葛晓音教授、李简教授
后排左起：张剑教授、作者本人、马东瑶教授、刘宁教授、刘杰博士
这本书写的是他们的故事，讲述一群士人五十年间在权力世界聚散升沉的经历。而对于笔者而言，它分明也是一本关于我的书。往昔无数可见、可触、可嗅、可感的鲜活瞬间隐伏于字里行间，叠合成独属于我的“记忆之场”。十年来，我早就习惯和庆历士大夫“朝夕相对”，颂其诗，读其文，想见其为人。经由庆历士大夫的自我表述，经由他们或和鸣或争鸣的诸种声音，不断接近这些光明俊伟的灵魂，深入他们所置身的历史世界，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乃至于理解古人也可以成为反躬自省的契机。刘勇强老师在博论预答辩时调侃：“能看出你的写作过程很亢奋，一千年前的人就像住在你家隔壁似的。”当然，在进行研究时首先需要严守价值中立，讲究分寸，适当克制“尚友千载前”的冲动，做“诤友”而非“信徒”，只是这份共鸣终难掩遏，时或倾泻为写作的激情。每每翻览和审订这一篇篇犹然温热的旧文，似乎是在以某种方式重新打开过往的人生，回顾那一段个人学术史以及精神史上的“所来径”。
我“初识”庆历士大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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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研究生课上。彼时，我同时选修葛晓音教授的“山水田园诗研究”和导师张鸣教授（我们都亲切地称他“夫子”）的“宋元文学史专题研讨”，一面受葛师新作《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影响而关注韦应物等“沧洲吏”的诗文创作，一面在夫子指点下开始精读欧阳修的文集，获知滁州是韦、欧政治生涯和创作历程的节点，遂欲接着葛师的话题继续讲，以韦应物、王禹偁、欧阳修三人的滁州书写为中心，由个案观察唐宋地方官创作的承变。通过一番阅读和分析，我惊奇地发现滁州书写颇具文学史意义，它既昭示以“吏隐”“幽赏”为主要表征的郡斋诗创作传统在中晚唐的复兴，也直接开启了北宋中期以降地方官“与民同乐”（或称“众乐”）的写作新范式。我在描述完现象后仍不满足，希望对“众乐”书写的起源问题一探究竟，但很快察觉若局限于文学内部恐怕很难说清。
正当我苦思冥想之际，突然联想到经学史关于孟子升格运动的阐述，便试图自问自答：既然“众乐”话语渊源于《孟子》，那它和这场思想运动有没有关系？思路一打开，便有了推进研究的方向。我查阅大量集部文献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发现以欧阳修、范仲淹、韩琦为代表的第一代“众乐”书写者大多从属于同一士大夫群体。这批士大夫尊孟，同时也是庆历新政的发起者。而以《岳阳楼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经典文本为代表的“众乐”书写在后新政时代大量涌现并非偶然，恰是时代精神的投影。将“众乐”书写放回到庆历之际，就能发现文学之外的诸多面相。它既是庆历士大夫行道兼济的表现，也是他们对庆历初年政治困境的一种回应，承载着庆历新政革新吏治的目标。文章写成后，得到葛师、夫子的肯定，又经进一步打磨，先是被用作博士生中期考试的论文，最终有幸被《文学遗产》录用。我通过这次学术训练第一回尝到文史交叉研究的甜头，心里萌生一个念头：聚焦宋代士大夫作为复合人才的特性，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思想观念贯通起来思考，探寻不同属性的文本间的深层联系，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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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我开始焦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构思和写作开题报告无疑是许多古代文学博士求学阶段的一道坎。要在这个积累深厚的学术领域做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创新，属实不易。像我这样读书不多、根基甚浅的直博生则更是举步维艰，有如筋骨未及长成的稚子被驱逼去长途跋涉一般。我思量良久，最后只得向“老朋友”求助，初步决定以庆历士大夫为研究对象，关注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夫子建议我系统阅读重要作家的别集，并由《全宋诗》《全宋文》泛览整个宋仁宗朝士大夫的创作，同时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书为基础制作政事资料长编，以便把握仁宗朝政治的总体面貌。然而，我愈读愈觉文献庞杂，头绪繁多，如堕五里雾中，一时间实在找不出一条可以贯穿博论始终的主线。政治与文学属于比较传统也比较宽泛的研究课题，还需要一个次级概念或特定视角来统摄论点，将文章支撑起来。我不怵文本解读或具体观点上的创新，这方面，我在前期阅读过程中已有一定积累。如何用一条线索将这些发现串联成一个整体，这才是开题报告迟迟难产的症结所在。
我和夫子反复商议，把题目暂定为“北宋庆历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与文学书写研究”，想借助社会角色理论来搭建整体框架，并撰写了样章“梅尧臣、苏舜钦西事诗中的角色想象与人格征象”。老实说，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想象力的选题。夫子和我虽认为该选题算是补上了研究视角，有可行性，但都不大看好，觉得它上限不高，远未达到我们的预期。一则，社会角色理论很早就被马自力等学者用于古代文学研究，即便现在迁移到宋代士大夫身上，也已失去首创性，落入了第二义；二则，我的实操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如何把理论和研究对象贴合起来，如何运用理论切实推进文学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对文本形成新认识，如何避免出现政治与文学“两张皮”的窘境，都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三则，整体结构虽有理论支撑，但仍缺乏体系，思路略显杂乱，章节设计犹如拼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各章之间也没有内在联系。
老师们在开题环节果然就结构松散及套用理论等方面指出了不少问题。同期开题的两位同门师姐都拿出了比较成熟且亮眼的选题，我所谓“政治角色与文学书写”的研究相形见绌。那篇急就章式的开题报告倒是通过了评议，但这不过是将我的压力分散、延展，结构性的问题依旧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深深的挫败感和自我怀疑之中，对阅读、思考和写作统统提不起兴趣。况且，现有框架近似一盘散沙，我也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幸好，直博生开题早，相应的，写作博论的时间也相对宽裕。我索性花费一些时日调整心态，并尝试用一种非功利的眼光重读庆历士大夫的文字，发现他们也不乏畏惧、焦虑和挣扎的时候，心有戚戚焉。随着阅读的扩展和深化，我虽没有积累多少材料，但对仁宗朝的政治与文学慢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直到那一天，我恍然醒悟，士大夫看似纷繁复杂的言说并非无迹可寻，完全可以转换视角，靠自己从中抽绎出仁宗朝政治变迁的内在脉络，从而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无劳刻意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在我的自我认知里，这个时刻才是博论写作真正的起点。我于是选择从范仲淹《遗表》和欧阳修
《祭资政范公文》两个文本切入，联系《朋党论》《近名论》《上资政晏侍郎书》等论争性质的文本，以此剖析那个众声喧哗的权力世界，抉发仁宗朝士大夫在价值观和政治言论上全面对立的现象，进而将范、吕党争还原为士大夫基于不同理念的聚合或对抗行为。由此而言，庆历士大夫在党争中不顾自身安危，于朋党、近名、言事、改革等多项公共议题上自辩其“罪”，为原先被主流污名化的行为正名，既是政治风骨的体现，更反映出他们批评旧传统、宣扬新理念的决心。仁宗朝之“士风丕变”，实质是士阶层价值观的整体转向。这正是庆历士大夫最大的历史功绩。而在“振作士气”的过程中，言说是他们最锋利也最可靠的武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庆历士大夫如何通过言说描述同时定义他们置身的权力世界，如何为自身和同道的政治行动阐明乃至创造意义，如何说服时人和后辈自愿追随他们走上复古行道的征程。
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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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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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在师门读书会上宣读了上述思考，并着手写作。适逢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教授来燕园讲学，我第一次知道“剑桥学派”，接触到“历史语境主义”，这些新奇的名词、知识和方法都让我大开眼界。我随即阅览相关学者的论著，其中斯金纳关于革新思想家如何利用修辞策略促成某些社会行为合法化的讨论非常吸引我。受此启发，我力图对庆历士大夫独特的党争方式和论辩策略做出更具学理性的阐述，了解到修辞层面的褒贬转换实则指向政治理念的革命。换言之，庆历士大夫凭借系统性的修辞战略重建儒家理想主义的正当性，彻底改变了仁宗朝政治文化的范式结构，最终开创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庆历士大夫在逆境中依靠“言”“行”争取信任和尊严的曲折经历，正是北宋新型士人觉醒并成长为历史主体的过程。由此，我终于把捉住了那条苦苦追寻的主线：发生在宋仁宗朝的政治文化转型。它既是庆历士大夫言说及力行的结果，同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题和背景。采用这一动态、综合的新线索，一则可以超越文学与政治研究传统的单向视角，重点发掘文学书写对政治的作用，对思想的塑造，而这正是既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地方；二则有助于呈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学之间互动以及联动的复杂图景；三则能够重构旧框架，串联各章节，使博论真正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以上种种在开题阶段都曾深深困扰过我，
从此皆不成问题。
我于是振作士气，很快就写出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范、吕党争”，又抓住庆历士大夫参与论争的主要议题，确定第二章“名的自觉”（声望、名节）、第三章“宁鸣不默”（舆论、言事）要写的内容，并把“众乐”书写和梅、苏西事诗整合进新框架，分别构成第四章“忧乐之际”（贬谪、吏治）和第五章“儒者奉武”（边事、文武关系）的主体部分。因为庆历士大夫创造性地扮演或想象政治角色也是他们革新观念的具体表现。我将调整后的结构交予夫子审阅，终于获得认可。在夫子建议下，我们敲定博论题目：北宋仁宗朝政治文化转型中的庆历士大夫及其文学研究。至此，博论初具雏形，接下来只需逐步完成规划即可。我很快发现，思路一变，问题意识较之前大为突出，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顺畅了许多，原先纷繁的历史变得明晰，论述所需的文本和史事亦源源而来。如行山阴道中，风物应接不暇。感觉自己好似可以逆料事件的走向，预判士大夫在其中的言行和抉择。即便是一些直觉式的判断也往往经得起材料的检验。一系列正反馈大大增强我的自信。刘老师所说“
亢奋”的写作状态，在此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心无旁骛赶稿的日子至今仍引人怀想。
其后，我顺利完成博论，依次通过预答辩、外审和答辩，得以按时毕业，并获
2018
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现在看来，作为学术论文，这篇仓促写成的文章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想，正因如此，它才可以说是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它呈现的是那种青涩、粗粝而又不乏生气的学术气质。
我和庆历士大夫的“缘分”并未因博论杀青而告终。博士毕业后，我暂时留在中文系做博雅博士后，在尝试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同时继续围绕庆历士大夫展开思考和写作。来到武汉大学文学院工作后，我也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这些年，我一方面将若干章节修改成单篇论文投出去，利用这种方式删改或补充旧文，另一方面仍不忘从大处着手，探索方法，充实主线，期望从整体上提升博论的理论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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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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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决意集中精力全面增订博论。不料这一做就是两年，修订工作的艰辛和繁琐远超预期，学术上的收获亦不小。除细部的删修以及文字上的润色外，比较大的改动共计有三处。
首先是把书名改定为《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博论题目由于要将“宋仁宗朝”“政治文化转型”“庆历士大夫”“士大夫文学”几个关键词捏合起来，所以稍嫌冗长，也没有办法凸显文学的地位和特性。修改时决定采用主副标题的形式，先拈出“言以行道”这一庆历士大夫提出的言道关系新命题作为主标题，将士大夫文学包纳进来，并突出它的能动性和及物性，以期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副标题则具体阐述主题。一如标题所示，本书讲述庆历士大夫如何通过以言行道的实践来推动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致力于观察士大夫文学何以有为，何以能为。
其次是重写绪论和结语。尤其在绪论部分花费了很多心力。在写作博论时由于时间紧张，我最后只能把“政治文化”概念嫁接到开题时的旧绪论上，又草草写完结语，让博论从表面看不失完整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外审和答辩。自己其实对此一直很不满意，但感觉重写首尾亦非易事。因为我发现博论涉及士大夫的文学、思想和政治诸方面，却又不像传统的文学史、思想史或政治史的研究，似无先例可循。而自己虽以修辞勾连三者，但先前限于学养，在方法上的思考还不太成熟。趁着这次大修，我又花几个月重新过了一遍材料，再作通盘考虑，决定分三步走。先由复数的“庆历”引出庆历士大夫的定义，再从讨论“政治文化”概念入手揭示本书的研究宗旨，最后通过细读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自然过渡到斯金纳的学说，确证庆历士大夫的言说与北宋政治文化的变革本就关系密切，以避免理论水土不服。以上大都是近年来思考所得，尽力在方法论层面弥补博论写作的缺憾，从整体上提升论著的质感和新意。
最后是结构调整。调换博论第二三章的前后次序，第四五章如法炮制，以符合逻辑上或时间上的顺序。增补第六章“何以为士”，揭示庆历士大夫在新政失败后至宋神宗朝的公共活动，确保著作覆盖庆历士大夫的整个政治生涯，同时补充说明他们对后辈士大夫的影响，俾使论述有始有终。
经上述修订和调整，本书定稿呈现现在三期六章的格局。每章分别以若干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起讫不一，各自反映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的一个侧面，又能辐辏而成北宋政治文化转型的大势。其中，前三章合为一个单元，分别以朋党、言论和近名三个议题为中心，考察庆历士大夫在仁宗朝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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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政争和论争发动的一系列理念革命运动，由此梳理北宋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脉；第四章和第五章合为一个单元，返归宝元、庆历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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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情境，以宋夏战争和庆历新政两个关键事件为切入点，聚焦庆历士大夫在应对边事和吏治一外一内两大问题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落实、思考和宣扬新观念，如何在文武关系、贬谪心态和忧济思想上做出新的探索；第六章自成一个单元，以庆历新政失败为起点，经嘉祐、治平之治，直至神宗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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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庆历士大夫中晚年的政治经历、思想转变和代际互动，着重揭示宋代的新型士大夫文化在两
代科举士大夫之间的承变。
我时常自嘲是“善变”的研究者，喜欢自诘，喜欢折腾，老是看过去的结构、论述或文字不顺眼，不由自主就上手涂抹起来。是故，博论从开题到出版共换了三个标题，经历了两次结构性的调整，一次大幅扩充，小修小补更是不计其数。对我来说，每一回自我变法都是向着心目中那本唯一之书的全力一跃，都是为了不辜负这场同古人的神交和契会。如其所是地理解庆历士大夫遭遇的困境，做出的抗争，发出的呐喊，展开的思考，以及造就的影响，一直是我探讨宋代文化的重心所在。也正是在这反复修订的过程中，我略微窥见了学术研究的门径。各个阶段的思考层累在一起，篇幅较博论几乎增加了一倍，终令本书成了现在这副笨重的模样。
当然，我并非贪多务得，增加的章节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都在探讨庆历士大夫之言说与政治文化革新的关系，都是为了完成博士期间就已做好的架构规划。更何况，庆历士大夫知识结构之博大，社会实践之多元，文化影响之深远，绝非一言二语所能说清，必须全面铺开，分成若干议题一件一件讲透彻。再者，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本就要求大工作量。斯金纳说，要理解其中一个文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要深入掘探庆历士大夫的言说和思想，不仅要把握北宋中期的文学、政治和思想，也要了解宋前的政治文化史和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需要看到无数文本之间或隐或显的联系，也需要在这样庞大的文本网络之中切实地推进解读和研究。为此，我一直全力以赴，也期望在书中呈现这种丰富性，同时注意强化而非埋没论述的主线。
宁过而无不及，这既是自身秉性使然，或许也和庆历士大夫的熏染不无关系。我切身感受到这批儒家理想主义者的感召力，但同时也警惕此种认同感对学术研究的潜在影响，毕竟庆历士大夫远非北宋中期历史的全部。我同样需要尊重那些和研究对象对立或游离的士大夫，以免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窠臼。
博论能获北大优博，并得到国社科基金资助出版，离不开我的导师张鸣教授的教诲。回想起来，从本科学年论文一直到博士学位论文，夫子都是我的指导老师。夫子善于启发学生，鼓励我们发散思维。无论多么微小的灵感，都能被他敏锐地捕捉到，并立即加以点化。夫子的评语往往金句迭出，一再让我领略到学术的趣味和真谛，也时刻提醒我对每一篇论文都不能松懈，都要有独到的见解。夫子所言传身教的，不仅是真学术更是真学者应有的境界。他常嘱咐我们要做“为己之学”，要学会以寸铁杀人。我逐渐明白，人文学术需要“从自性悟出”，需要自己去寻找直指问题本质的方法。同时，学术研究也是反观自身、成全自我的过程。理想的研究应该达到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境界，浸透研究者的性情和才气，
既接地气亦兼逸气，令读者一见即知其人。因此，作为文学研究者，先要做一个有个性、有态度的人。
其次，还要感谢博士后合作导师葛晓音教授。葛师的学问深厚而精密，见其人，读其文，听其课，方知何谓宫墙数仞。我从博一开始就时常拿习作向她求教。从遣词造句，到论文布局，研究思路，再到具体论述，葛师每次都耐心指导，一一解答，手把手教我如何从事学术思考和写作。葛师强调读懂文本是一切学问的关键，认为只要是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来的问题，都可以算是文学本体研究。葛师对文本解读的坚持，对文学研究的通达态度，以及她写出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洲吏”》等一系列内外结合的典范之作，一直激励和引导我在文史交叉这条路上走下去。
在博论写作过程中，我还多次得到李简、刘勇强、潘建国、李鹏飞等北大中文系老师的指点。老师们的肯定、质疑和建议不断校正我博论写作的航向，指引我拓宽理路，加深思考。诸葛忆兵、刘宁、张剑、马东瑶教授在答辩环节的评议一针见血，也让我受益良多。出道以来，李贵、林岩、刘成国、叶晔、马里扬、汪超诸师友对于本人博论以及相关论文的关注和评论，他们的鼓励和提醒，无不令我感佩，并让我深深体会到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温暖，还有压力。此外，和邓小南教授门下丁义珏、张亦冰、吴淑敏、杨光等友人的交往，使我对宋史及其研究者有了一种别样的亲切感。
时常怀念在夫子门下和师兄弟姐妹们相伴读书求学的日子。感谢王建生、李飞跃、张蕴爽、周剑之、罗旻、姚华、岳娜、谭清洋、韩世中、董岑仕、宁雯、黄柯柯、李恩周、李真雅等师兄师姐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姜西良、陈琳琳、刘杰在博论写作各环节担任秘书，为我奔走操劳。感谢张卉、程海伦、王萧依、毛锦旖、袁苗苗、周磊、友美等同门的陪伴，张门因为你们而增添了许多生趣和风采。当然，必须要感谢师母无微不至的呵护，让我们在张门也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馨。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行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是你们让我踏踏实实地活在此时此刻，让我明白，生活不只有学术，而学术却需要生活的历练。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外论坛》《励耘学刊》《国学学刊》《北京社会科学》《海峡人文学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感谢匿审专家和编辑的意见。我在修订博论时发现，但凡发表过的章节就无需过多改动。想起葛师曾说，著作可以注水，唯论文都是干货。信然。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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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
作于武昌南湖
附记：拙著《言以行道》以本人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从选题到出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常感说来话长。谭徐锋教授的邀约和鼓励，给了我梳理成书因缘的勇气和动力。适逢出版社通知重印，可以补上后记，遂决定以后记的形式回顾十年来围绕庆历士大夫展开的探索和思考，袒露这一段心曲。写成以后，发现自己无意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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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线性叙事结构讲述了一个在曲折中通向光明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某种后见之明吧。努力一定会有收获，也多会有回报，只是直博、青椒生涯的个中甘苦，文字恐怕无法道尽，而亲历过的读者自能默会。
《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
王启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
3
月
ISBN
：
978-7-5227-3174-2
宋仁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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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宋思想、文学、政治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并形成自身特色的关键历史阶段。此期的儒学复兴、诗文革新和政治变迁彼此交融互渗，均主要由庆历士大夫这一复合型士人群体来承当和推动。本书聚焦北宋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由党争、改革、言事、舆论、声望、贬谪、吏治、边事、文武关系、代际互动诸议题入手，全景展现庆历士大夫在长期被污名化的境遇下如何经由体制内外的一系列言说活动展开自我辩护，在阐发本群体政治亚文化的同时为我方饱受争议的社会行为正名，进而重建儒家理想主义的合法性，最终促成仁宗朝的理念革命与权力重组。本书力图借助典型个案，超越传统上政治影响文学或文学反映政治的单向视角，一面在历史语境中打开文本，一面从修辞维度重估士大夫文学在政治中的位置和功能，深入揭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学之间互动以及联动的复杂图景。
王启玮，
1990
年生，浙江杭州人。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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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师从张鸣教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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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合作导师葛晓音教授。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思想及政治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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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目录
绪论
一 何谓“庆历”，何谓“庆历士大夫”
二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庆历士大夫
三 “言”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
第一章
修辞转换与理念革新：政治文化视阈下的范、吕党争
第一节 仁宗朝前期士大夫“言论—观念”的结构性对立
第二节 歧异的士风评判和当代史书写
第三节 “党争”的展开：一系列基于观念的呼应与对抗行为
第四节 从“两截事”到一以贯通：由角色丛考察观念冲突的缘起
第五节 仁宗朝前期精英士大夫的派别和谱系
本章附录：仁宗朝前期士大夫言论关系表的文献来源
第二章
宁鸣不默：庆历士大夫的“言者”风采与仁宗朝舆论权力的兴起
第一节 庆历之际公共言论空间的盈缩轨迹
一 仁宗亲政初期公共言论空间曲折扩张的过程
二 庆历谏官与庆历新政中的舆论战线
三 新政失败后宋廷对“私说”的禁抑
第二节 “犯颜纳说”何以为忠——范仲淹上晏殊书所见士人言论观的转向
一 从修辞明道到以言行道
二 仁宗与“老成”的批判及其渊源
三 庆历士大夫的反击与避嫌
第三节 通向“不讳之朝”：景祐党争与仁宗朝政治舆论写作的展开
一 景祐党争的传播诸相与舆论动向
二 “公是公非”：庆历士大夫的政治舆论写作
三 “四贤一不肖”：用书写构建独立的政治评判机制
第四节 被惩戒的“醉歌”：政治与诗学交错中的“奏邸狱”
一 多重文本网络中的“奏邸狱”故事
二 《傲歌》及其背后的文化谱系
三 苏舜钦、王益柔与庆历之际的馆阁风气
第三章
名的自觉：庆历士大夫主导的声望观革命及其与文学的联动
第一节 “近名”褒义化运动的背景及展开
一 宋初政坛“远名”原则的盛行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二 仁宗与老成士大夫反“近名”的表现和理据
三 庆历士大夫与“近名”褒义化运动
四 庆历士大夫对积极近名论的补充
第二节 北宋中期“声望政治”的形成与解体
一 初显：仁宗亲政与景祐党争
二 高潮：宝元、庆历之际的危机与改革
三 回归：从后新政时代到嘉祐、治平之治
四 解体：熙丰变法
第三节 美劝与言道：“声望政治”背景下的书体文新变
一 欧阳修、石介明道二年上书的修辞术与行道观
二 仁宗朝以美为劝的书体文新范式及其内涵
三 书体文与“声望政治”的关联
第四节 变异的颂声：《庆历圣德颂》的文本结构与舆论效应
一 《庆历圣德颂》与新政前后的政治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