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音乐奖74年首位获奖华裔女作曲家：视窦唯为偶像，想做的事情太多，“来不及死”

凭借歌剧作品《天使之骨》（Angel's Bone），

杜韵成为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华裔女作曲家

杜韵。摄影｜肖南 

普利策音乐奖得主杜韵：

她也爱“卡拉OK”，视窦唯为自己的音乐启蒙老师，她对音乐几乎不挑食。也因为她将流行元素带入古典音乐之中，以先锋的姿态打破音乐壁垒，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10日，她获得了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

凭借歌剧作品《天使之骨》（Angel's Bone）获此殊荣，在国内几乎不为人知的旅美华裔青年作曲家杜韵一下子为人所知。她还被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100位世界最具影响的40岁以下青年作曲家。

目前，杜韵常住纽约，活跃于世界各地。这是她喜欢的状态，像儿时爱读的三毛那样，浪迹天涯，做一个世界公民。 

凤毛麟角的女性获奖者

杜韵收到剧作家Royce发来的获奖短信时，她正在阿布扎比的酒吧里和各国官员、策展人把酒言欢。杜韵激动了一下，然后给父母发了条微信：我拿了今年的普利策音乐奖！

“很好，恭喜你！普利策是什么？”父亲回复道。

当地时间4月10日下午三点，本届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迈克·普莱德宣布华裔作曲家杜韵凭借歌剧《天使之骨》获得2017年普利策音乐奖。成为继周龙（2011年曾凭歌剧《白蛇 Madam Whitesnake》获普利策音乐奖）后第二位获得此奖的华裔作曲家。

这是美国最重量级的作曲奖之一，设立于1943年的普利策音乐奖主要关注原创古典乐。《纽约客》的刊文指出，在普利策奖74年的历史中，只有14位女性入围最终评选，7位最终赢得大奖。在2015〜2016年期间，美国89个交响乐团所有的演出中，只有1.7％的作品来自女性作曲家。

普利策音乐奖肯定了《天使之骨》音乐的原创性和先锋性。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颂歌到电子乐甚至到喧闹的噪音，都被杜韵用到了作品中，编织出不同元素交织的复杂经纬。

在“全球文化领袖峰会”结束后，杜韵从阿布扎比飞往上海参加将持续100天的“上海种子”大型文化活动的开幕表演，她在这两地接受了密集的媒体访问及祝贺。工作日程已经排到了2019年，杜韵几乎每天必须两点睡五点起，以完成既定工作。

《纽约时报》盛赞杜韵“卓越非凡并远超‘青年作曲家’这一称号”，《纽约客》杂志则以《杜韵获得普利策奖对古典乐中的女性意味着什么》为题发表评论。

这次创作源于7年前，杜韵读到一本关于人口贩卖问题的文集，其中以诗歌、口述、信件等等不同体裁去讲述关于人口贩卖的故事。那些亲历者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杜韵。在随后的调研中，杜韵发觉自己离这个问题的现实越来越近。“这不仅仅是东欧、东南亚、南美的现实，在新泽西、在皇后区就有许多贩卖人口的现象。”

杜韵拜访了许多人口贩卖的亲历者，一个被男友欺骗而被迫卖淫的故事突破了她对人口贩卖认识的框架，“人口贩卖有很多形式，并不只有我们想象的从A地运到B地。年轻的女孩子希望逃离家庭，可能也会吸毒。我们不能说这个女孩子不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就不在身边。”杜韵说。

她想写一个关于人口贩卖的故事，剧作家Royce想写一个天使的故事，两人一合计，便成就了独幕歌剧《天使之骨》。故事讲述了一对贫穷的夫妇在后院捡到一对受伤的天使，他们将天使的翅膀剪掉后囚禁起来以渔利。

《天使之骨》创作历经7年，在纽约三一教堂的资助下，《天使之骨》从不足一小时的室内剧演变为拥有纽约最好的表演艺术家、管弦乐团、室内合唱团的歌剧。

“这次获奖得到了很多关注，世界上有2100万人口贩卖问题的受害者，希望有更多人因为《天使之骨》关注他们。” 杜韵说。

“我写的是杜韵风格”

“上海姑娘”成为杜韵此次见诸国内媒体的第一个标签。

“啥么子？”杜韵用上海话夸张地念了遍“上海姑娘”。杜韵今年39岁，称得上是古典乐作曲家中的年轻姑娘，但她困惑自己是否具有上海的地域属性。

“父母都是山东人，家中都是吃饺子。我就爱吃裤带面。”杜韵自陈， 在过去19年间，杜韵的创作轨迹活跃在世界各地，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典、阿根廷、阿富汗、巴勒斯坦等等。

她自觉是世界公民，属于世界，跨越国土疆界。

对于自幼学西方音乐的孩子而言，“世界”这个概念一直伴随他们。肖邦来自波兰、莫扎特出生于奥地利，柴可夫斯基是北边的俄国人……外国是真实存在的，又是神秘的，没人告诉过杜韵外国是什么样子。

5岁的时候，大眼姑娘杜韵是幼儿园里接待外宾的礼仪队成员。她一共会说两句英语：“My name is Du Yun”，“I am 5”。

在上音附中读书时，杜韵最喜欢去杨立青老师家里。杨立青是当时的作曲系系主任，曾常年在欧美访学，家中有许多外国唱片。他家有个中药橱似的大柜子，一格一格地放着不同的唱片。他家中的唱片和资料甚至多过学校里的资料室。他好客，经常邀请同学们来家里玩。他也很大方，乐于将这些唱片借给同学们。

杜韵每次去杨老师家，心情都很严肃，“像是去朝圣”。 小个子杜韵抬起头望着那个装满了世界各地唱片的柜子，就像望到了一张世界地图。

1989年11月9日，杜韵看着电视里的柏林人面对着一段段被推倒的墙热烈欢呼，她觉得自己心中好像也有一堵墙倒了，她也想到外面去。两年后，杜韵获得了前往纽约交换半年的机会。

14岁的杜韵一个人拖着最大号的行李箱去往美国曼哈顿，在日本转机的那一宿，她溜出机场在东京的街头走了一晚，特开心。少年时期的杜韵深受三毛“毒害”，一心想着浪迹天涯。她最喜欢火车刚一开动，周围景物逐渐远离的样子，流浪的念头一直在她心里暗暗作祟。

中学时候，老师和她说，“你别那么大声笑，别那么激动。” 快三十年过去了，杜韵还是人群中笑得最大声的那个，她愿意说出最多的笑话逗乐大家。

“好像不是个好学生，我特爱管闲事，话又多，又过于活泼。”杜韵总结自己的中学时代。

20岁那年，杜韵前往美国奥伯林音乐学院读本科。在美国，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胖姑娘杜韵突然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她想法独特，大家都爱和她一起玩。每天吃饭练琴看风景，没有人说她太胖不好看，男孩子们变着花样追她。

大一时，杜韵去意大利参加音乐节，忘了订旅店，她就在威尼斯边走边玩了一晚上，然后睡在一个小广场上，“路上还被人踹了一脚，一下就忘了，继续嗨。”杜韵说的时候很得意。那之后，她故意不在佛罗伦萨订青年旅社，继续通宵在城市里漫游。

本科毕业后杜韵进入哈佛大学作曲系攻读博士学位——她选择了一个奖学金最为丰厚的学校。进校第二年参加作曲考试，杜韵被老师挂科了。

“为什么？我写这么好为什么通不过？”

“我们要巴赫风格。”老师告诉杜韵。

“为什么！这不是作曲系么？我写的是杜韵风格！” 杜韵硬是跟老师扯皮扯过了这场考试。 

纽约的华人音乐人中，成名者寥寥。他们的困境之一，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谭盾、周龙等音乐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为青年创作者展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后来的模仿者却鲜能成功。

“我没有寻找自己，我一直都是跟随自己，我一直是这样的。”杜韵避开了老路，在博士三年级时来到纽约，因为“纽约什么都有，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选择去纽约需要放弃哈佛校内一部分补助，杜韵很感谢父母当时对自己的支持，这包括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虽然从小他们就管得严，不练琴就打。但是尊重我是真的很尊重，一直支持我的决定。”杜韵说。

去年，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赴美演出《如影随形》。他与杜韵因一场饭局相识，此后促成了两次合作。赖声川是懂音乐的人，他熟悉也理解青年音乐家常常在作品中透露出的矛盾和紧张，他们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特点与能力。“青年艺术家往往会很纠结，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必须通过所有过去的人留给自己的语汇，也就是音符。”

赖声川在杜韵的作品中不仅听到了学术的一面，更有纯才华的一面和幽默感。“严肃面对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杜韵很严肃，但是也很轻盈，有许多自然的东西。”赖声川说。

杜韵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她既有古典乐的底色，却也饱受通俗乐和民族乐的滋养。

从幼儿园开始弹钢琴，她接受的是学院派的古典乐教育，但杜韵觉得，更重要的影响是，“我们是卡拉OK一代”。

小时候听电台，都是内地和港台的音乐。高中时杜韵有了零花钱，她开始在路边买打口碟，Pink Floyd、Cocteau Twins、Sinead Ocnnor、Kraftwerk接连进入她的世界。曲风越听越杂， 杜韵成了一个音乐杂食动物。

杜韵开车时最喜欢放窦唯的专辑《艳阳天》，一路都在窦唯音乐里艳阳漫天中，心情明媚。

这个古典乐的创作者将窦唯和王菲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位音乐人。1997年王菲与窦唯合作发布专辑《浮躁》，半张专辑都是没有歌词，纯音乐，或者哼唱“la jum bo , wu na sha”等字符。2000年窦唯和译乐队合作发布《雨吁》，整张专辑不是没有歌词，就是充斥“呗嗔章癔趣谩皈琭”这样的词句。

“现在看来，无字音乐为王菲和窦唯封神了，但在当时是多了不起的实验啊！给我的冲击太大了。不需要解释，窦唯不需要用歌词去解释了，音乐足够表达。”杜韵说。

实验性、对多样性的追求贯穿了杜韵迄今为止全部的创作生涯。

《天使之骨》就是一部实验性歌剧。它以先锋实验姿态获得普利策奖评委的青睐，震惊了重视学院派的美国古典乐圈。

杜韵尝试用多样元素去打破当代歌剧的桎梏，不断自我创新，以重新吸引青年观众。“回头去看古典音乐流传下来的经典，许多作品在诞生之初都是标新立异的。艺术必须不断往前走，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杜韵这么认为。

 在《天使之骨》中，杜韵将电子乐、室内管弦乐以及合唱相结合，又采用非传统歌剧声音：剧中男女主角分别由男中音和摇滚女中音演唱。当天使翅膀被剪断时，是摇滚女中音炽热的独唱，将小提琴的颤音与小号的尖锐急促，扩大成为令人愤怒、恐惧、凶猛的呜咽声。

单一的音乐风格已经很难满足当代的听众。“你打开豆瓣播放器也是随机听，在非常多元的音乐类型之间快速切换。其实在电影或其他形式的艺术中，这样的杂糅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在歌剧领域，这面墙还没有被打破。”对高雅艺术表演形式的探索并不仅仅是加入流行元素，“所有元素的运用，都必须有它的契机，必须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杜韵说。

在音乐之外，杜韵最喜欢的艺术是建筑。上个月，杜韵与华裔建筑师曾庆豪合作，以数十张建筑图为沪剧演唱记谱。十多年前，窦唯在上海的JZ Club也演出过图像记谱法。窦唯是随性作画，杜韵则是讲究地做建筑草图。音乐家和建筑师常有相见恨晚之感，无论是音符还是钢筋，讲究的都是结构与节奏。

当下，杜韵关注的国内音乐人很多，独立音乐圈的杭盖乐队、莫西子诗，左小祖咒、陈粒等，还有选秀出身的华晨宇、苏运莹、吴莫愁等等。

“什么好听听什么，无所谓是什么类型。”好听是个太过宽泛的概念，但“好听”也是杜韵最常用的形容词。

什么衣服好看穿什么，什么杂志好看看什么，什么东西好吃吃什么，哪里好玩去哪里。乍看起来杜韵没什么偏好。她不为自己设限，她也不属于任何流派，她是一个开阔的杜韵。 

爱管闲事，大家称作“关心社会”

杜韵喜欢上学，因为学校热闹。

“独生子女嘛，到学校就很高兴。只要有点事，我就想掺和，这样可以不用练琴了，哈哈。”杜韵笑嘻嘻地说。

大人们经常批评杜韵爱管闲事，每天尽操心别处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了，杜韵还是爱管闲事。“但现在大家把这个称作‘关心社会’”，她有些得意。

“以前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会变的，你长大了就会变的，你进社会就会变的。但我一直都这样，我没变，我性格也没变。”

杜韵身上带有强烈的少女感。可能因为她的平刘海丸子头，也可能因为她赤子般的大眼睛。

好的艺术家往往都具备共情的能力。不仅仅怜悯乞丐和猫，甚至要为看不到的事情而心里难过。爱身边的人，也关注那些离她最远的人。远方的困境更能让杜韵感到一种道义上的痛苦。

杜韵关心的事儿不少，从叙利亚局势、欧洲动荡、特朗普执政，到国内的网约车规范、聊城辱母案，甚至是《人民的名义》的热播……都能让她侃侃而谈，并产生共情。

杜韵一直在呼吁社会关注移民及女性，打击人口贩卖，不让作案者有利可图。《天使之骨》的故事在夫妇贩卖天使时达到高潮，原本好心的工人们成了潜在客户，所有人都成了帮凶。这段最令杜韵伤心，她把无人吟唱的配乐写得凄厉又绝望，令闻者落泪。

她特别钦佩一位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这位受害者在被解救后，自发成立了女性教育公益组织，帮助其他逃离人口贩卖的女孩子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学习融入社会的技能。“很多女孩子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可以逃脱，而所谓再教育的力量，就是对自尊心的培养和自我价值观的培养。” 杜韵说。她所追求的艺术也应当有这样的力量，帮助苦难的人们重新获得勇气，面对生活。

“艺术家的敏感不是矫情，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对世界敏锐的观察，对现实的认知感。说大了，这就是艺术家的终极关怀。”杜韵说，“作为艺术家，一定要关心社会，作品才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寻找共鸣和取悦大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音乐是一种没有语言障碍的媒介，一种沟通世界不同角落、不同群体之间的媒介。通过音乐表达的社会议题，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

一定会有失落，来自现实与预期的不符，来自自身力量太过渺小的无奈。“努力了，但out of control（超出控制），我就接受，继续做自己的事。就是奥修说的静观低潮，随时准备着面对低潮。”杜韵调侃从小就知道并不是努力就有理想的结果，“比如我努力了我还是长不高，长不漂亮。”

杜韵挺乐观，她想自己能帮一个人就是帮，只能帮一个人也要帮。她认为能感染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感染更多的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蝴蝶效应。”杜韵说。

小时候进寺庙，释迦牟尼居中，左右分立地藏王菩萨和观音。大人和杜韵说，地藏王是管地狱的，别去拜。杜韵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想，“地藏王菩萨都在地狱里了，太惨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偏要拜地藏王菩萨，谁也拉不住。

目前，杜韵在国内、阿富汗及印度等地都有一些与本土艺术形式有关的工作。民族艺术既是杜韵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也是她自认职责所在。

“艺术要多元。”杜韵说，“国人总是喜欢大的，引进的音乐剧歌剧也都是要最大的，大制作大班底。最大的其实往往也最单调。”

4月22日，杜韵与浦东社区的沪剧演员在上海合作了一场演出。她手写了一封中英文双语的公开信，呼吁对中国不同的地方戏曲多加关注、保护。她用保鲜膜、摩丝等材料制造出的声音效果与沪剧演唱相呼应，借此为沪剧表演增加一些实验性的元素。

想做的事情太多，“来不及死”

小时候读艺术史时，百年不过是几页纸，几个人名，几乎所有人都淹没在历史中。杜韵感到恐惧，也感到失望：原来自己是极其渺小的，是宇宙和历史里的尘埃，不值得关注。

困难常常遇到，缺钱搞创作也是常态，但是杜韵不肯和别人说这些，“但我们真的没什么资格说自己苦。这世界有太多苦难的人，他们在为最基本的生活挣扎。想要成事，就不能自怨自艾，放大自己的困难。”

她哭过，小时候因为练琴不够好哭，长大了因为写出来的作品不够好哭。

五年级的时候，上音附小的老师告诉她说你手太小了，不适合弹琴。她回家哭，哭完了继续练琴。以前她最期盼的事情就是发烧，还是要38度的那种，这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练琴。五年级开始不再这样，她开始珍惜练琴的机会。

升上初中，杜韵听到别人说：“杜韵才华很好，可惜是个女孩子。”她好生气，下定决心要变得更好，然后“气死他们”。“我千万不能还没成功就死了。那样别人会觉得我是怀才不遇，太难看。”她想。

在纽约20年，杜韵逐渐明白“遇”和“不遇”与“怀才”不是等号关系，成功与否也并非能否得到尊重的唯一条件。她在纽约见过的有才华又努力的音乐人太多了，她只是其中之一，还是幸运的那个。

“我真的是很幸运的，所以我希望能把这份幸运带给别人。”华裔女性的身份为杜韵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女性，还是少数族裔，东西做得还不错，很容易被大家鼓励和爱护。”杜韵说。

《天使之骨》首演于去年纽约的“原型艺术节”（Prototype Festival）。原型艺术节鼓励那些创造性的小型歌剧，并且给女性创作者、少数族裔创作者更多的机会。

今年普利策音乐奖的入围名单都是女性，《纽约客》夸赞她们的作品都是值得钦佩的伟大作品，女性作曲家在古典音乐界面对比男性同僚更多的挑战和质疑，仍旧不懈地努力着。

杜韵指着美术馆墙上的“上海种子计划研究员”名录说，“这上面的名字除了杜韵都是大人物，库哈斯、林缨她们都是我的标杆。”

4月份回上海，杜韵又认识了一帮新朋友。大家都说“杜韵你真是太有趣了”“你人真好”。 艺术家邱黯雄对她说：“我真羡慕你的特殊技能，无论跟谁你都能聊得特开心。”

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参与会谈时，杜韵和在场的其他艺术家都不一样：她一直在笑，歪着头笑，眯着眼笑，甚至会笑着反问主持人。

她希望大家都能高兴，“时日无多，能高兴这件事，就让人高兴。”

“小时候看国庆灯节，或元宵灯节，或大年夜，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因为看到大家都很高兴。” 现在，杜韵喜欢在纽约看游客，喜欢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们学音乐的，看到很多作曲家都是身后有名，还有许多大作家都自杀了。”她小时候喜欢读海明威、杰克·伦敦、老舍，还有三毛。“一辈子也就如此，还是没出生最好。”杜韵说，“如果我死后，能被认可是一个创新和探索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她不惧怕死亡，死亡在她心中并不遥远。但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来不及死。”她必须为艺术家的终极关怀坚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唯一的胆怯来自时间，她害怕时间不够，想为这个世界做的事情来不及做完。

杜韵的另一身份是策展人。从上海返回纽约的次日，由杜韵担任音乐总监的纽约MATA现代音乐节开幕，这是一个旨在扶持青年艺术家的盛会。明年3月，由她策划的亚太音乐奖将在纽约拉开帷幕，旨在推动亚太艺术家在不同领域的交叉合作。

杜韵不愿吃老本，她要继续创作，需要大块的时间用于独立创作。与巴勒斯坦艺术家Khaled Jarrar 合作的关于叙利亚难民的交响乐与纪录片拍摄已经过半，今年她还将以“年画”为主题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写一部交响乐。今年夏天，她将回国与赖声川合作音乐剧，秋季则开始在美国三大音乐学院之一的Peabody音乐学院执教。

“我还是我自己，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平台去践行我意志坚定的信念。也会有更多可能和不同的人一起往下走。”杜韵深知普利策奖的意义，她准备好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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