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中国人还没经历过房子的大熊市，相信房价跌了就能救市。也许并没有这么简单，我的看法是，在所有资产价格都跌的大周期里，房子也抗不住。万一房子真跌了呢？需要好好思考下这个问题了。
对于房地产从业者和背负房贷的千万业主而言，刚刚过去的长假显然并不让人舒心。
所有房企都在收缩战线。恒大发起全国8.9折优惠，碧桂园个别项目打到7折；厦门万科的107幢别墅五折甩卖，一期业主因后续售价大跳水而围攻售楼部的新闻不绝于耳。
大甩卖的背后，是房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悲观预期。今年1-8月，全国300座城市的土地市场流拍高达890宗，而就算是上一轮房地产低谷期的2014年，整年流拍总数也仅有345宗。
一切似乎都表明，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十余年而屹立不倒的房产泡沫，终于到了临界点。
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到来，社会却很难说有多少正面情绪。毕竟，近年来中国家庭债务不断攀升，其中大头就是房贷，更不用提房地产已与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30年前，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一次。浪潮退去后留下的深远后果，至今仍影响着那块曾经狂热的土地。
没有实业的新特区
1988年，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
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发展正好，但沿海经验能否适用于广大农村还是未解之谜。中央迫切需要一张「白纸」，来做深化开放的试验田。
这一次，大陆最南端的海南摸中了大奖。
那时的海南还没有从广东省分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农村岛，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加上独立于大陆地区的独特地理条件，让这个岛屿成为了一张理想的「白纸」。
1988年，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中央的想法，是在海南省建全国最大的新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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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挂牌
光「特区」两个字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广东、浙江等地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所有爱拼敢闯的人。海南建省当年，希翼着「自由市场环境」的年轻人们便蜂拥而至。
企业家、教师、大学生……一齐聚集在海南，渴望在历史变革中抓住一丝改变人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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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乘船来到海南的闯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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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是当时招聘广告发布平台
今日的地产大亨冯仑、潘石屹等人，都是「闯海人」中的一员。冯仑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成员，
为了调研
来到海南；潘石屹则是「偷渡」深圳的下海者，后来留在了海南。
然而，这个环境原始、生活贫困的海南岛消费严重不足，更没有办法给乌泱泱的人口大潮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辞了「铁饭碗」、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只好卖起了「人才饭」「人才饺子」，甚至擦皮鞋，卖报纸，到建筑工地干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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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海口市街头还有人在放猪
由于基础过于薄弱、缺乏开发本金，海南省政府决定用广阔而不值钱的土地换取开发投资。初步确定，在洋浦半岛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租出，区内基建及招商全部由承包商负责。
海南项目一度引起李嘉诚的兴趣。据说，他曾向主管领导提出将整个海南划作自由港，实行类似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但这个异想天开的提法最终未果。
最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以每亩20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土地，租期为70年。熊谷组支付了2500万元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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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谷组承诺用15年左右，将洋浦开发区建设成一个「公用设施完善，以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经济区」
「自由港」的设定，对海南来说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仅凭出让管理权，就换来熊谷组带来的大量资金、资源和广阔市场，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这种思路一度得到中央支持。
然而，中央的态度迅速「变天」。198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五位委员抛出一份「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认为海南「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洋浦即将成为「新租界」。
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卖国」？
争论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洋浦和熊谷组的合作就此搁置，一放就是三年。
● 曾经的
洋浦港
在潘石屹的回忆里，经商之后最困难的年份就是1990年。海南岛刮起了台风，人们纷纷离开。相较于1988年的人声鼎沸，两年后的春节，海南岛的招待所里只剩他一个人。
而在北方的上海，由于一位长者的提携，抢跑的浦东新区到春节已初具规模。
「要发财，炒楼花」
洋浦风波后，冯仑一度离开海南，易小迪和潘石屹则留在岛上研究佛学。
直到1991年9月，「万通六君子」才第一次聚齐。他们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挂着农业公司的招牌，向房地产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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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的诞生
房地产与其说是万通的个人奋斗，倒不如说是海南岛的历史行程。洋浦事件后，熊谷组对海南失去了兴趣。他们承诺的以重工业开发为中心，计划引入的大型炼油厂、乙烯厂、尿素厂，直到1998年都没有实现。
归根结底，日本资方由于担心政治风险，不想再介入洋浦项目。失去日资支持的香港熊谷组，并没有发展实业的能力。他们在无奈中，也和海南省政府一样，想到了利用洋浦的土地。
就在开发商缺乏资金、政府急需用钱的背景下，政策也终于放开了。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1992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急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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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海口市龙昆路上最后的一片田地，旁边是待建的房子
万通发家的故事广为流传。他们借了500万元，用这些钱向银行贷款1300万元，然后通过炒连体别墅赚了几倍。
潘石屹在那时候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100万：「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在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
同样的还有本地富豪冼笃信，在海南岛四处拿地，一跃成为海南首富。他一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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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笃信出席第八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
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到了1992年，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全省财政收入的40％。
房价也一路飙升。1991年，海南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400元/平方米，仅仅一年，每平方米的价格就猛增至5000元。要知道，当时全国商品房均价只有995元/平，北上广深的商品房均价直到1998年都还在5000元以内。
这个人口只有六百余万的小岛，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大多不是正经的开发商，而专注于炒地皮、炒楼。
炒房者以国有企业和有政府关系的私企为主，因为只有他们能弄到「政府批文」这一珍稀资源：有批文，拿地价格就低，倒到市场上，就可以狠赚一笔。
当时的拿地十分随意。跟政府大致协商好要哪块地，交些定金，政府签了协议，画个「红线图」或「蓝线图」就行。只要拿到图，就能去找下一个买家。「一块地倒手五六家」，每个中间商都能都能赚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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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海口街头
为了买下更多的「图纸」，或者使「图纸」收益成为现金，所有人都在大量贷款。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而最后的风险，被压在了银行身上。
危机爆发
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击鼓传花的炒楼游戏终究会崩盘。但没人相信倒霉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想着在崩盘前多捞一笔，再多捞一笔。
万通大佬们属于急风骤雨到来之前有幸抽身而退的少数人。潘石屹「五斤桔子」的都市传说广为流传：据说他用五斤桔子，从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那里换来一些项目材料，得知海口市的人均报建面积达到50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人均报建面积才不过7平方米。
更靠谱的说法，是冯仑从体制内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国家即将出台宏观调控文件。虽然没有预料到调控后果，他还是坚定了离开海南的想法。1993年初，万通离开北京，冯、潘们移师西安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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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地产大亨冼笃信却不信这个邪。1993年，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他，告诉他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提前准备。
冼笃信不以为然。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一天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提出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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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金融会议上的朱镕基
调控效果显著。
冼笃信的人生开始了不断下坠的下半场，一同下坠的还有海南房地产本身。失去资金来源之后，海南表面火热的房地产事业瞬间垮塌，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一度拥有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
之所以大量烂尾和积压，核心原因是购买力不足，需要买房的人又买不起。
购买力不足的元凶是房价的虚高。到1993年上半年，海南房价已飙涨到7500元每平，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薪才280元，最高的上海市也才471元。这个比例在2017年，相当于每平16万。
但海南房地产的主要投资者是国企和事业单位，他们宁肯空置也不愿降价，因为降价会出现账面损失。保留较高的资产数字，能够避免负责人承担法律或行政责任。
但纸面资产挡不住资金链的断裂。开发商或跑或倒，巨大的压力降到了银行身上。
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267个，现房面积一度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20％，现金回收比例则不足20％。
炒楼客们留下了一地鸡毛。银行手中的房地产项目往往质量低劣，除了根本没起建的图纸楼盘，还有不少在建楼盘拖欠大量工程款，很多楼层都先后被抵押多次，债权纠纷盘根错节，几乎每栋烂尾楼都能牵扯出七八个官司和十几位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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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泡沫破灭后留下的烂尾楼随处可见
为了解决信托公司们因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1995年8月18日，海南省政府牵头成立海南发展银行。
这家「救火」银行起步艰难。这家银行在五家信用社的基础之上建立，但实际上其中四家都无法正常营业。这个注册资本16.77亿元人民币的年轻银行在诞生之初，就承接了44亿元的沉重债务。
不过，各方依然对海发行寄予厚望。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表示，处于大规模开发期的海南仍然需要大量建设资金。他希望这家本地银行能在协调好历史问题的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海发行不负众望。1996年底，海发行资产总量为86.3亿元，增长率达到94.3%，偿还了59%的债务，形势看似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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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发展银行所在的大楼——富南大厦
海发行实现高速发展的方法，主要是超常规的高息揽存和同业拆借。
据当事人回忆，1995年底在海发行存款的利率是15%，1996年的五年期存款利息甚至一度高达22%。在省政府背书和高额利率的刺激下，机关和个人都踊跃往海发行存钱。当时大额存款要托关系才能办成，整栋富南大厦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然而，高增长的背后是隐忧。成本如此之高的资本金，无论投到什么项目上，回报都无法覆盖成本。
可是焦头烂额的政府，并没有精力来帮海发行「戒毒」。事实上，高息揽储是海南信用机构的发展常态：当地众多的小信用社，存款利率比海发行还要高，有的高达25%。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里，这些信用社应声倒下。到年底，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的信用社已经有几十家。
怎么处置这些濒临破产的小信用社？各方意见不一，但最终达成共识：
「让海发行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