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新视点对邓晓芒老师的采访，来自人人网小站
我们还处在文革之中
记者：您在文革之前相信共产主义吗？
邓晓芒：那当然了，文革当中也相信，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这个没有问题。主要是怎么样实现它可能就有问题了。我们以前搞的那种（方式），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笑）搞了几十年，还是初级阶段，这说明还是有问题。
现在北欧那些国家提出来，像挪威、丹麦，他们才是走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邓小平也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恐怕这方面要多做反思，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在反思，至少主流的意识形态没有在进行反思。那么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您提到对意识形态进行反思，那您又是何时开始这种反思，觉得我们追求共产主义方式是有问题的？
邓晓芒：文革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文革之后让我们看穿了这种做法本身的一种虚假性，通过搞阶级斗争来发展国家。
对文革的反思，我认为是中国最近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大事件，如果对这个方面没有反思，甚至是都忘记了，尤其是年青一代，后来出生的这一代人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没有出息的。
现在的年轻人一说起文革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家里的人可能都经历过，父母辈、爷爷奶奶可能都经历过，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人也不愿意说，过去的伤心的事不愿意提，舆论也不让说、不让批评，我觉得这是非常反常的。这说明我们还处在文革之中。
我觉得要从一种更深层次的方面去研究，为什么会有文革，不是因为哪几个人，四人帮或者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或者是居心叵测，搞了什么阴谋诡计。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适合于发生文革，在那种情况之下。一发动就动起来了，因为我们满脑子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以前叫“忠”，凡是有点文化的人都崇尚一个“忠”，对皇帝、对领袖要忠，从小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现在还是那样的教育，我们现在学雷锋不就是教大家忠吗？
记者：所以您觉得现在还没有真正地走出文革？
邓晓芒：没有。主要不是哪一个人，主要是老百姓的这种精神状况、意识形态，都还基本上是文革的思路，缺乏反思。
不准谈论文革，是很荒谬的，所以毫不奇怪温家宝会说我们会倒退到文革，因为不准谈嘛，所以文革一来了，又是新东西，年轻人又是兴致勃勃地去参与。中国人就在循环怪圈里走不出去，不断地转圈子，永远得不到教训，这是可悲之处。
大学生被洗得干干净净
记者：您在高校执教，又亲历了文革，就您所知当下大学生对文革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邓晓芒：如果薄熙来获得更高的声望，他振臂一呼，就是文革。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曾经开过几次会，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作家、知识分子通通跑去捧场，他们代表民意，确实代表民意，老百姓就是渴望回到文革，有一个人领着他们去造反，然后把那些贪官污吏都杀掉，或者都关起来，以泄心头之愤，虽然自己没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把自己仇恨的人都干掉了，没有什么不平了。
大学生也是老百姓，而且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起来的，被洗了脑。就像我们当年一样，被洗得干干净净，上面说什么我们信什么，上面说的绝对是正确的，哪怕有些话说得不正确，但是那股情感是绝对正确的，要热爱什么、仇恨什么。雷锋讲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那是绝对正确的。
记者：您说这种教育是一种洗脑教育，那大学生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邓晓芒：应该了解我们的历史，不光是我们先秦孔子老子，而且是49年以后，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60年饿死人，现在很多人不承认饿死人啊，再就是文革，要了解这些历史，不要完全封闭，不要迷信，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怎么怎么样，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从小就是受的这样的教育，所以我就是这样了，这是不行的。无反思的状态就是一种动物，动物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那样了，人可不一样，要反思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现在尤其是中小学的教育是毁人不倦的，把人都毁了，毁灭式的教育。一点灵气，一点自由的创造精神，一点起码情感全部毁掉。你看现在出现的这些什么药家鑫啊，这些人，都是这些教育体制下教出来的，没有起码的情感，人类的情感都没有了，哪是人啊，纯粹是动物。
记者：相比起来，你们那个时候的教育应该意识形态更重，应该更有害才是，但是经常有人会说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很好？
邓晓芒：我们那时候还有一点，那时候学雷锋还是真的，在路上捡到什么东西连忙去交给老师，非常纯的，因为整个社会风气好，现在人们怀念文革主要是因为这个，大家都很诚实，但是人们没有想到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好和诚实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的。
西方有个上帝，中国人不信上帝，信毛主席，也很诚实，我们互相批斗斗也斗得很诚实，是因为有信仰，当然这个信仰实际上是一种迷信，是因为毛泽东也要死的，他死了我们还信谁，那就什么都不信了，一旦什么都不信，道德就没有基础了，道德就垮了。
毛泽东时代那也是假的，但是大家都不自觉，以为自己是真的，大家都很真诚，实际上背后被操纵，什么引蛇出洞啊，什么阳谋啊，被这些东西所操纵，我们自以为很真诚，实际上是出于恐惧，怕自己落后，一落后就会挨批，就会被划到另一边。所以要反思的话要反思到这一层，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想到这一层。
我就是要讲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
记者：您称自己的哲学是打工者的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
邓晓芒：打工者是新生代，他们代表中国的未来。你要讲阶级成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生力军。新的文化要从他们那里产生。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大群人，但是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处于一种道德思想、价值观的断裂，他们满脑子的还是传统的东西，包括打工者、蚁族、大学生。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过时了，都不能解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面临很多问题，在城里面生活，经济、住房、婚姻、养老、人际关系的问题。现在人际关系基本上，要发生人际关系的话，一个是老乡，可以作为维系的手段，再一个就是黑社会。现在打工者都已经黑社会化了，你像到深圳、广州那边，那些人都是一拨一拨的，湖南帮啊、四川帮啊，一帮一帮的，才有力量，才可以立足啊。但这是黑社会原则。
黑社会原则就是儒家原则，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出门的朋友呢，也就是兄弟。虽然不是真的兄弟呢，但是结拜的兄弟。这都是儒家的“礼”来的，我们互相间遵守儒家的“礼”，拜谁谁谁为“干爹”，那就是真的爹了，那就有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就是儒家建立的“礼”的规范。但这些规范实际上是很惨的，你当然可以从中获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奴隶，老大叫他送死，他就得去送死。他们的人权观念是非常可悲的，但那又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记者：您是希望你的哲学对他们有个启蒙，让他们有灵魂的支撑，让他们作为个体这样活着，而不是依赖体？
邓晓芒：不是我想要这样，而是说这样一种黑社会原则在现代市场、商品经济已有的环境之下，是越来越不适应，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按照现代资本主义原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生产力才能够发展。将来中国的发展，如果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还要搞，按照资本主义这套运作规律，法制越来越严格，如果真的能被建立起来，黑社会是会被边缘化的。
那么这些主流的打工仔，将来摆脱了黑社会的控制之后，他们何去何从？他们需要确立一套生存方式，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确立，所以我的这些思考是应运而生，是根据现当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状况、社会形势而能够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那就是西方经过好几百年的发展所形成的一套普世价值，这套东西是符合打工者他们的需要的。我们现在还不承认，连名义上都不承认，还被否认，被批评。那你就是把他们推到黑社会去嘛。
我做的工作就在这里，就是把普世价值是什么讲清楚，然后就是它对我们中国当代现实有什么用，这个要讲清楚。如果连是什么都没有讲清楚，那好像普世价值就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专门搞出来的阴谋。因为老百姓都不懂啊，你如果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清清楚楚的摆在面前，老百姓如果能够有领会的话，它是会有用的。
所以改革呢，我倒认为当然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改一步是一步，渐进性的，这个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改总比不改好，不能性急。但是从长远看，你要先做好准备，要把理论上的障碍扫除。
中国没有大学，中国大学都是衙门
记者：刘校长当时的武大，和现在有什么差别么？
邓晓芒：刘校长当时（能够这么做），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八十年代初，最开放的时候。现在大家回忆起来，就是“黄金时代”。后来就慢慢变成了“白银时代”“黄铜时代”，现在是“泥巴子时代”——一钱不值的时代。刘校长呢，与他个人那时候的年轻，有理想、有抱负，当然是有关的，也跟他那个时代有关。
后来所谓的教改，越来越健全，现在可以说是“最健全”的，什么东西都电脑化、数据化了，就没有活力了，都被捆死了。老师上一门课，烦死了，有几次我都想甩手不干了。
官僚主义，那简直是又可耻、又无能、又可怜。这种人，吃这碗饭，也不容易。他们也忙的要死啊，一天到晚，做不完的事情就堆给教师。最烦这些东西，后来我就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太麻烦，给研究生上课要简单一点。现在研究生上课，好像也正规化起来了。最害怕这种正规化，正规化就是官僚化、机器化，把人当机器。
现在学雷锋就是把每个人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有“螺丝钉”精神。那天讲座，一个学生问我，你对“学雷锋”怎么看。我说，“毫无意义。”他说，“啊？”
记者：所以您99年想辞博士生导师。
邓晓芒：是啊。（低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大学简直没法做了，没法呆了，但是我又不能到哪里去，所以呢，我就想把所有头衔都去掉，然后自己少担点责任，我就干点自己的活，我就这样想的。中国没有大学，中国大学都是衙门，哪有大学？！北洋军阀的时候还有大学，国民党时期也有大学，台湾、香港也有大学，中国大陆没有大学，都是官，都是官僚衙门。
记者：刘校长时期武大也是官僚衙门么？
邓晓芒：那个时候就有起色。刘校长，当然也是官啊，但他是最没有官气的。如果按那个方向搞下去的话，中国会有大学，而且肯定会有不错的大学，因为中国人并不蠢嘛。但是可惜中断了。从此以后，中国就没有大学，包括清华、北大（笑），都不是大学，这哪是大学。只不过国家当官的，雇了一批学者，想让他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记者：89年之后，风气变得特别厉害？
邓晓芒：倒也不是。知识界，主要是从90年代以后。90年代，不是说人文精神失落么？就有人文精神的讨论。当然也能说，89年之后，知识分子对政治已经丧失信心了。那丧失信心之后，你就搞学问啊，他也不。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生的贱，你要不让他从政了之后，他就什么都不干了，他对学问没有真正的爱好。所以有的就纷纷下海，有的就玩世不恭。你要觉得自己还有才华的，就下海赚钱，去商海里面练一练，搞出一个亿万富翁出来，也算是你的一点成就感。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呢，就是渴望堕落，已经不讲道德了，已经“金钱挂帅”了。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政客，或者说只有士大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就是儒生，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让他从政的话，他就变得玩世不恭，崇尚老庄，崇尚禅宗。到最后，就变得玩世不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道德追求，任其自然，顺自然地本能去享受生活，还觉得自己挺清高的。享受生命。就没有一种精神追求。
我觉得中国“纯学问”知识分子太少，当然不能够什么人都去研究，但是你必须有人去研究，而且你要尊重这些研究，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不研究“纯学问”，中国人怎么能够在精神中更上一层楼呢？就应该有“象牙之塔”，你可以不再“象牙之塔”，可以为民请命，关注现实，但是人家也可以研究“纯学问”。
人人都想当国家的栋梁，我觉得这种士大夫情结在中国太重。
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记者：您的老师杨祖陶先生八十多岁还保持高度思维活动，这是怎么做到的？
邓晓芒：杨老师当然是个学者，学者就是治学，他这一辈子就是治学，其它都没有。我其实走的也是这条路，我的老师陈修斋老师早就去世了，杨祖陶先生现在还在，他们有一种学风，应该说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传统，就是要做纯粹的学者。
我就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纯粹的学者不是说完全不关心现实，而是不一定介入，大声疾呼啊，为民请命啊，另外还有一些人必须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事情，就是把问题想透，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我也很佩服他们，都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最人类有作用的。
我的作品的读者肯定是面向未来的，面向年轻人的，老一辈人大部分也许不大能够接受我的思想，觉得我的思想太偏激了，我是写给未来的人看，也是写给现在的年轻人看，如果他愿意看的话。为未来写作，写那些能够留得下来的东西，不写那些速朽的东西，写那些垃圾文章，不写。呵呵。
记者：你写这些文章是想去影响能够接受你的思想的人吗？
邓晓芒：我从来没有说要影响哪个，我就是自己把自己想法写出来，留下来，留下来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我不是有意要影响别人。我是想要自己搞清楚问题。
记者：那您是怎么定位自己的？一个思想者吗？
邓晓芒：思想者，而且定位为个人主义者。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虽然看起来我非常的乐于奉献，但是我是个人主义者，我的那种奉献在别人来看是奉献，在我是一种享受，绝对不是说我放弃自己然后都贡献给别人。
记者：感觉老师您对现实的关注还是挺高的。
邓晓芒：我是挺高的，我的学问就是从现实中来的，我没有任何一件研究不是有现实的考虑的，都是有现实的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