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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证券时报和北京商报
3月7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时，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低至25%。
黄奇帆发言说，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热议较多，一般是建议提高起征点或者从综合与分类税制角度研究，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黄奇帆说，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于1980年，实行的是分类税制，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股息红利等资本类为比例税率20%。这些年虽有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级距等改进措施，但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变化等新形势已不适应。
黄奇帆认为，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跟周边比，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都低于我国，而且税前抵扣项目多，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比如，数据显示，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看起来税率高，实际上收不到税。”黄奇帆称，这种情况导致了一些问题。一是高薪阶层，通过一些渠道把发工资的地方放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享受当地15%的所得税税率；二是部分私营企业主称“不拿工资”以避税。
为此，黄奇帆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税率，自然带动税率级距的减少，还能实现与资本利得税率相当，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纳税的遵从度，降低监管难度，提升监管有效性，为今后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便利。
黄奇帆认为，调低个税税率首先有利于税基扩张。2016年全国个人所得税首次突破一万亿元，但70%的个税由工薪阶层所缴，高收入群体缴纳比例反而很少。在周边国家，所得税税收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15%，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30%。若高收入群体更多地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税收入在将来或可突破两万亿元。
黄奇帆认为，调低个税税率还有利于人才集聚。“创新就要人才，人才一般是高薪阶层，是我们的中产阶层。如果税率低一点，有助于人才集聚。”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资本投入，今后将更多地依靠创新，而创新需要人才。调低个税税率可有效集聚人才，吸引海外人才到中国就业，推动中产阶层的扩张和发展。
黄奇帆认为，调低个税税率还有利于改善国内的创新环境和投资环境。
作为直接影响民众收入高低的税种之一，个税改革的一举一动都颇受瞩目，这其中，哪些支出能够成为税前抵扣项更是各界议论的焦点。在昨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就表示，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将考虑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例如“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以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有分析指出，“二孩”抚养支出、首套房贷利息以及赡养老人支出有较大可能成为未来个税改革方案中用以税前抵扣的支出，但目前相关政策落地的配套措施尚不完善，部分实施细则也有待进一步细化。
自去年元旦起，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不过这一鼓励生育的政策，却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1%。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去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生育水平提升到1.7以上，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然而，业界还有数据披露，“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二孩生育意愿和当地出生率并未显著提高，引起了相关部门警觉。
有专家指出，近年来养育子女的成本不断增加，影响了许多家庭再生育的决策，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曾公开表示，因为经济负担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占比突破了70%。“根据预测，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生下孩子并抚养成人到大学毕业需要花费近百万元”，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为破除这一压力，相关部门可以考虑按照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并且将“二孩”家庭养育孩子费用全部扣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此次发布会上，肖捷也披露，正在制定的个税改革方案将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包括“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
有分析认为，“二孩”抚养费用若能抵扣个税，对于我国总体税收收入影响不大，通过损失极小的税收收入惠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家庭子女支出显然性价比较高，而该政策一旦起到鼓励更多城市家庭生育“二孩”的效果，还将明显利好学区房及与抚养小孩相关的教育、医疗等行业。
“从去年的生育情况看，新生儿出生率跟相关部门预期的相差较多，国家卫计委等部门近期也频频释放鼓励生育的信号，这证明我国当前生育状况确实不容乐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表示，因而“二孩”的抚养费用抵扣，可以视为鼓励生育的一项具体举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抚养孩子费用究竟怎么扣、该扣多少等技术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与鼓励生育同时成为社会热点的，是我国近年来不断深化的老龄化社会程度。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更是透露，20余年前我国刚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时，社会赡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赡养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值）为5：1，但目前已下降至2.8：1，养老形势较为严峻。
举例来说，某地方目前正在探索子女照料卧床老年父母的支持政策，即拟对专职在家照护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的子女及近亲属，按照轻度、重度、重度失能三个等级，分别给予差别化的生活津贴。居民家庭养老负担可见一斑，因而有关赡养老人支出列入个税抵扣项目的呼声也日渐响亮。
在冯俏彬看来，所谓赡养老人支出较难界定，未来落地后实际扣除时也将面临一定困难，“因而建议还是通过具体的补贴等措施将这一想法落地，例如推进商业性养老保险利息抵免的相关政策，鼓励个人为将来做准备”。
实际上，目前我国正在研究推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方案并圈定上海为首个试点城市，即个人收入用于购买商业补充养老保险时，应缴个人所得税可延期至提取保险金时再缴税，业界普遍看好这一方案能抢在养老支出抵扣前落地，成为个税改革新的突破口。还有业内人士指出，确定赡养老人费用，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甚至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规，几个相关部门尽早建立信息互通的配套机制，为将来真正落地打好基础。
另一项广受期待的个税抵扣项则是房贷利息。此前，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个税改革今年有望“破题”，再教育支出、首套房贷利息等支出将成为专项扣除可能的领域，以此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据了解，所谓房贷利息抵税，一般是指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将房贷产生的利息作为税前减除项扣除，对扣除后的收入部分课以个人所得税。简单来说，就是在计算个税交多少时，将房贷的利息部分先从收入“抹掉”。不难看出，房贷利息若可抵税，对于需要供房的购房者来说，可以切实降低还款负担。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就直言，在房价上涨过快的大背景下，购房利息支出可以抵扣个税，显然能够降低相关群体的购房成本，此类制度改革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对抵扣的方式、上下限等做更细致的研究。
而在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看来，房贷利息抵个税符合个税整体的改革思路，需要明确的是，税前扣除不仅是房贷利息，房租也是可能的抵扣项。不过冯俏彬直言，目前关于房贷利息抵扣的探索仅建立起了一个框架，配套尚不成熟，但届时的细则中，一定会区分清刚需房与投资性住房的区别，“对于明显超过一般居住需求且存在投机倾向的房屋购买行为，显然是不会支持房贷抵扣的”。 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针对社会上对个税抵扣房贷利息可能带来的不公平，可以设定最高抵扣金额，以最大程度避免在热门城市购房抵扣金额更高、小城市购房抵扣力度小，以及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公，待到相关配套相对完善，再落地实施较为稳妥。
来源：证券时报和北京商报
本文编辑：钟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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