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艺专和西湖艺专合并后，李霖灿刚好毕业，随着迁徙的队伍来到昆明。出发前，李霖灿向同学李浴提议步行代车，他同意后又有夏明、袁宏传、徐树勋、刘鲁也、杨德炜五人参加。滕固校长十分赞同几人的计划，并请行署写了步行宣传抗日的证件，路费加倍，每人三十二元。于是，以李霖灿为队长的“步行宣传团”宣告成立。“一路画画，徒步去昆明”的浪漫想法也吸引了杨云龙、赵春翔等同学等加入步行的队伍。但杨云龙等走到了贵阳后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再坚持步行到昆明，贵阳至昆明一段路是乘汽车的，但有少数同学还是坚持到最后，“如夏明、李霖灿、李长白等人。到达昆明以后，学校征集作品，开了个徒步行走到校的美术作品展览，作品曾引起了社会的重视。”[1]
1938年7月4日，滕固宣誓就职国立艺专新任校长。[2]他觅得昆明呈贡县属之安江村庙宇所为校舍。在艰苦的条件下，除正课之外，举行了四次教师作品观摩会，一时间艺术气氛浓厚。由于滕固的理论家身份，他比较注重理论教学，“正课而外，设为种种学术讨论，亦呈活泼浓厚气象。刻正依据最近之经验与事实之可能，祥拟推进教学计划，遵古人从善如流之训，职躬为督率，务使于短期间策成笃实迈进之学术研究。”[3]因此，对于李霖灿所做的边疆考察的学术工作，他极为支持。李霖灿向滕固请得一笔经费，于1939年8月经大理北上丽江，又跨过金沙江到中甸地去调查边疆艺术。李霖灿回到昆明后，到处宣扬他看到玉龙雪山的观感，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荒谬之言”产生了兴趣——那就是北平艺专的高材生李晨岚。当时，李晨岚的作品已经到了可以卖钱的地步，是学生中的“贵族”。由于有了二人的河南同乡、云南王龙云的参谋长李芷谷的帮助，李晨岚准备入雪山的计划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于是李霖灿和李晨岚有了一笔丰厚的旅费。1939年10月20日，二李给同学写了一封告别书，正式宣告两人前往丽江的目的：
关于西南边民艺术考察工作，在学校一迁到昆明时就曾由霖灿写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备按照西南民族三大支流，分别在苗人的安顺、僰夷中心的木里和藏缅语系中心的丽江各设一个考察的工作站，集合艺专热心的同志，做一件学术上有价值的工作。校长对这件事也很赞成，霖灿出发到丽江、中甸便是第一次尝试。四个月的边疆生活，得到古宗族、么些文字及金沙江上情歌三个报告，但最可珍贵的却在因此知道了边疆上艺术资料之丰富。报告学校将来自然会公布的，但对于这样肥沃的艺术田地，校长却说因经费其他关系不再继续办，对于自己的计划不忍使它半途而废，便只好大胆再去苦干一下。不过我希望校长由教育部回来以后，会改变意见，重新再办这件伟大的工作。学术空气原在提倡，大家都有责任甚至于可以建议学校。
……
中国画在现在是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大家都说，中国画中缺少坚实的成分，但古代的中国画并不是如此。试看：荆浩、关仝、范宽的山水何尝没有体积？何尝没有重量？也许未来如果只是抄袭他的笔墨是一条死路，反而面对大自然会有可以和他们抗衡的成绩。根据自己真实感情来作画，这个原则应该是不错，那中国画也应该站在这个立脚点上。理论是如此，但理论是要事实来证明的，晨岚这次丽江的最重要目标便是要用实践来证明这个理论。[4]
这封告别信目的明确：李霖灿进行边民考察工作，李晨岚则在中国画革新方面做出尝试。初见雪山的两位艺专毕业生被壮美的景色彻底征服。李晨岚忙于在玉峰寺整理雪山之石的皴法，得新皴法百种之多，尤其在见过发出翠绿色荧光的绿雪后便自号“绿雪斋主”。[5]李霖灿在古琴国手郑颖荪家里第一次看到了么些族人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典，惊讶于“世界象形文字系统中还没有这些美妙的标本出现过！当时我便默默许下一个心愿，不管它讲的故事如何简单稚拙，只要还能组缀成篇，总比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要美丽完备得多了，我愿意为这一项文字学上的国之瑰宝贡献此生。”[6]带着这样豪迈的意志，两位李姓艺术家一路靠着李晨岚卖画所得来支撑，共同度过了艰苦的头两年。而在之后领略到玉龙雪山的极致美景后，李晨岚说：“海内名山，看过多多少少，今天初见雪山，我要在这20000尺的雪峰下，谱画出皴法百种！”[7]
直至两年后，李霖灿写的游记文章发生了作用，不仅可以稍微补贴生活费用，还被沈从文还用文艺的笔法将两人写进了小说《虹桥》中。1939年至1940年，李霖灿先后在《今日评论》上发表的游记系列有：《西南洞天》（1939年第1卷第24期）、《中甸十记》（1939年第2卷第17期）、《中甸十记（续）》（1939年第2卷第18期）、《在白雪世界中》（1940年第4卷第12期）、《玉龙雪山散记》（1940年第4卷第16期）、《再谈玉龙雪山》（1940年第4卷第21期）。《今日评论》的主编正是沈从文，他对两位学生的雪山见闻颇为着迷。朱自清在1939年9月5日的日记里也记下了这段往事：“下午在从文家遇李霖灿、李晨岚。李本月中旬回去。看很多写生画，喇嘛庙及点苍山风景画甚美。”[8]
在小说《虹桥》中，沈从文开篇通过三个国立美术学校学生的工作经历叙述了在1941年的昆明“艺术救国”的不切实际：“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中，事事需人工作，本来早已定下主意，一出学校就加入军队，为国家做点事。谁知军队已过宣传时期，战争不必再要图画文字装点，一切都只象是在接受事实，适应事实，事实说来也就是社会受物价影响，无事不见出腐化堕落的加深和扩大。因此几个人进入了一个部队不到三个月，不能不失望退出，别寻生计。”军队的情况虽然不理想，但是社会上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闻一多的记载，1944年前后的昆明画展极多：“我没有统计过我们这号称大后方的神经中枢之一的昆明，平均一个月有几次画展，反正最近一个星期里就有两次。重庆更不用说，恐怕每日都在画展中，据前不久从那里来的一个官说，那边画展热烈的情形，真令人咋舌。（不用讲，无论那处，只要是画展，必是国画。）这现象其实由来已久，在我们的记忆中，抗战与风雅似乎始终是不可分离的，而抗战愈久，雅兴愈高，更是鲜明的事实。”[9]例如，常书鸿于1940年秋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油画展览会，展出了来云南后作的油画、水粉画共三十余幅，主要有人物画《家庭像》《沙娜像》《梳妆》和风景画及静物《平地一声雷》《丁香茶》《云南腊肝菌》《仙人掌》《葡萄》和《安江村》等，获得很大反响。[10]在闻一多看来，特殊的年代，艺术应该表现现实生活：“艺术无论在抗战建国的立场下，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点道理并不只你风雅人士们才懂得。但艺术也要看哪一种，正如思想和文学一样，它也有封建的与现代的，或复古的与前进的（其实也就是那人道与非人道）之别。你若有良心，有魄力，并且不缺乏那技术，请站出来，学学人家的画家，也去当个随军记者，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烟云’回来，或就在任何后方，把那‘行尸’的行列速写下来，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起码你也该在随便一个题材里多给我们一点现代的感觉，八大山人四王吴恽费晓楼改七芗乃至吴昌硕齐白石那一套，纵然有他们的历史价值，在珂罗板片中也够逼真的了，用得着你们那样笨拙的复制吗？在这复古气焰高涨的年代，自然正是你们扬眉吐气的时机，但是小心不要做了破坏民族战斗意志的奸细，和危害国家现代化的帮凶！记着我的话，最后裁判的日子必然来到，那时你们的风雅就是你们的罪状！”[11]
在沈从文的小说《虹桥》中，李晨岚化名为“李兰”，李霖灿化名为“李粲”，他们的艺专同学夏明化作“夏蒙”，沈从文自己则化为文弱书生“小周”，两实两虚四个人物一起走进玉龙雪山的神秘世界。在“中州二李”实际的旅程中，李霖灿读到了一千二百本么些经书，李晨岚则发现了么些经典中的神花大叶杜鹃的“寒依巴达”，像这样的奇异的经历，二人都随时呈报给沈从文知晓。《虹桥》是一篇并未完成的小说，个中原因，李霖灿在回忆中有提到，李晨岚在由丽江过昆明时，去拜谒了沈从文，将金沙江、虎跳涧、哈巴、玉龙等奇胜，一一以实地观感从实招来。最后，沈从文只说了一句话：“完了！听君一夕深谈，就我所能想象的绚丽和我所能控制的词藻，都还不足以表达出玉龙大雪山之美于万一，这篇小说是写不下去了！”[12]
李霖灿最初是带着研究么些文字的目的去的，当然，作为一个艺专的毕业生，他并没有忘记随时拿起画笔去描绘沿途所见的美景。但是，正如小说里所描写的，到后不久他就明白普通绘画用的油蜡水彩颜料毫无用处：
自然景物太壮伟，色彩变化太复杂，想继续用一枝画笔捕捉眼目所见种种恐近于心力白用，绝不会有什么惊人成就。因此改变了计划，用文字代替色彩，来描写见闻，希望把西南边地徐霞客不曾走过的地方全走到，不曾记述过的山水风土人情重新好好叙述一番。那么工作了一年，到写成的《西南游记》，附上所绘的速写，在国内几个大报纸上刊载，得到相当成功后，自己方发现，所经历见闻的一切，不仅用绘画不易表现，即文字所能够表现的，也还有个限度。到承认这两者都还不是理想工具时，才又换掉工作方式，由描绘叙述自然的一角，转而来研究在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恶哀乐，以及这些民族朴素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这次回到省中，便是和国立博物馆负责人有所接洽，拟回到边区去准备那个象形文字词典材料搜集工作的。[13]
这一段的描写基本是在陈述事实，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对于沈从文自己的化身“小周”，他用“抒情诗的生活梦”来描绘了一个读书人对西部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荒唐和伟大”的。小说借李粲（李霖灿）之口道出他们对这次旅途的认识：
这次到省里，x教授问我为什么不专心画画，倒来写游记文章。文章不好好的写下去，又换了个方向，弄民俗学，不经济！我告诉他说，x先生，你若到那儿去一年半载，你的美术史也会搁下了。我们引为自夸的艺术，人手所能完成的业绩，比起自然的成就来，算个什么呢？你若到大雪山下看到那些碗口大的杜鹃花，完全如彩帛剪成的一样，粘在合抱粗三尺高光秃的矮桩上，开放得如何神奇，神奇中还到处可见出一点诙谐，你才体会得出‘奇迹’二字的意义。在奇迹面前，最聪敏的行为，就只有沉默，崇拜。因为仿拟智能从最简陋处着手，一和自然大手笔对面，就会承认自己能做到的，实在如何渺小不足道来。故宫所藏宋人花鸟极有个性的数林桩，那个卷子可算得是美术史的瑰宝，但比起来未免可笑！”[14]
沈从文为什么用“荒唐和伟大”这样的词来评价小说中“小周”所代表的知识分子？
小周外形文弱，却心中坚定，坚信知识分子知道的太少，而大众平民却知道的最多，生活蕴积也比画家和读书人丰富。“我们只知道他们缺少什么，却不知道他们丰富的是什么。”这是沈从文的口头禅，所以“他要借小说来阐衍他的教义，因而无中生有的和我们几个艺专学生一齐走进“虹桥”小说里。”[15]
沈从文通过“小周”的心理活动阐述了完全和闻一多不同的艺术态度：
这不能画，可是你们还在那么认真而着急，想捕捉这个景象中最微妙的一刹那间的光彩。你即或把它保留到纸上，带进城里去，谁相信？城市中的普通人，要它有什么用？他们吃维他命丸子，看美国爱情电影，等待同盟国装备中国军队，从号外听取反攻胜利消息，就已占据了生命的大部分。凡读了些政治宣传小册子的，就以为人生只有‘政治’重要，文学艺术无不附属于政治。文学中有朗诵诗，艺术中有讽刺画，就能够填补生命的空虚而有余，再不期待别的什么。具有这种狭窄人生观的多数灵魂，那需要这个荒野、豪华、而又极端枯寂的自然来滋润？现代政治唯一特点是嘈杂，政治家的梦想即如何促成多数的嘈杂与混乱，因之而证实领导者的伟大。第一等艺术，对于人所发生的影响，却完全相反，只是启迪少数的伟大心灵，向人性崇高处攀援而跻的勇气和希望。它虽能使一个深沉的科学家进一步理解自然的奥秘与程序，可无从使习惯于嘈杂的政治家以及多数人，觉得有何意义。因之近三十年来，从现代政治观和社会观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农村，认识农村，所知道的就只是农村生活贫苦的一面。一个社会学者对于农村言改造，言重造，也就只知道从财富增加为理想。一个政治家也只知道用城市中人感到的生活幸或不幸的心情尺度，去测量农民心情，以为刺激农民的情感，预许农民以土地，即能引起社会的普遍革命。全想不到手足贴近土地的生命本来的自足性，以及适应性。[16]
李军教授在《沈从文的图像转向》一文中认为，《虹桥》的真正主题在于“通过画家描绘的失败，却把艺术家的眼光吸引向了艺术之外的现实。”[17]他认为这种视“政治”为“艺术”的政治浪漫主义思想，在沈从文战后的文化与政治批评中达到了极致。对于沈从文来说，他在40年代有意识地与社会主流文学保持距离，对于时代和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这一问题是从4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一直备受关注的核心命题。
中州二李的滇西考察，不仅促成了“沈从文图像转向”的关键环节，对于李霖灿来说，尽管滇西行经费有限，时间也不长，但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次“转向”。
其实早在李霖灿受滕固之命考察滇西秀丽的山川景象之前，就已经先行领略到西南风光之美。在他致纳西族学者和少英的信函中，谈起国立艺专迁往昆明时，每位在校生都拿到了学校发的去昆明的汽车票，李霖灿却别出心裁地邀集了七位同学，将车票卖了做盘缠，改为徒步旅行前往，他一路触景生情，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比起自己所画的，和眼前的景色比起来实在差太多了！”这为他此后决定由绘画转而专意于学术研究埋下了伏笔。在给和少英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原打算：“走艺术创作的道路，但是走进不远，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力有未逮，于是放下了艺术家的梦，走了人类学的研究路线。”[18]1940年3月，李霖灿先是得到了教育部对他进行纳西文化研究的每月十五元生活补助费，接着1941年7月，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拨出一笔专款委托他搜集纳西文化经典。李霖灿在丽江一住四年，先后拜十余位著名的大东巴为师。1943年9月，李霖灿来到四川李庄，在和才和李方桂先生的高足张琨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纂《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并于1944年6月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出版，被列为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二。1944年，《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石印版出版，李济先生为该书作序说：“国内学者注意‘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的人，已日渐增多了。要认识这些问题的真面目，最要紧的似乎是应该从说他们的话、读他们的书（假如有的话）入手。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如民族学、比较语言学，自然更应该走这一条道路。人类虽说是用文字用惯了，但创造一种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中并不是常见的事。有了这件事，无论它出现在地球上哪个角落里，都值得若干人们钻研一辈子。在东亚这个区域内，除了汉字集团外，其他的系统是有数的；么些文字就是这有数系统内极重要的一个。无论这文字将来命运如何，用这文字写的经典，已经支配了么些人的精神及社会生活若干世纪，或者还要继续着如此的支配他们好些时。”[19]
李霖灿研究东巴文化的代表作石印版扉页（1944年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出版）
1949年12月26日，李霖灿来到下关车站，为李晨岚和云南鲁甸的和才送行，不曾想这竟是“中州二李”的永别。[20] 一星期后，李霖灿押运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迁往台湾，而李晨岚先后在云南省文工团、省文联昆明美术家协会、省文化局艺术科工作，1956年辞职到重庆，从事艺术创作，后遭受诬陷迫害，被列入“黑五类”。1962年刑满出狱回到昆明。1966年8月，下放到华宁县红旗公社放牛。[21] 从此李霖灿和李晨岚失去联络，直到70年代初，李霖灿误以为李晨岚已过世，便做了“绿雪斋主”的继承人。[22] 然而彼时李晨岚尚在世，虽身陷囹圄，仍一心想着作画。1972年7月，李晨岚在给学生李建华的信中写道：
我就出工放牛了，现在我正观察着雨后云山，画兴又发作了，如果有画板对这面前的景色是多好呀！我现在所看的云山有夏圭的清，有范宽之厚，如果采用极脱化的笔墨写照下来也许不逊古人，近来画兴很浓，你有办法设计一个画板吗？……你近来作毛笔写生实习吗？作毛笔写生实习要注意三个要领。一是大胆的概括，二是进行加工，三是强调特点。也就是使美的东西更美。我在德宏、西双版纳作野外写生，就是注意这几方面。还有一点，遇着你感兴趣的东西立刻抓着它不要放过（一放而逝）。[23]
这是一封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的信，在信的背面，李晨岚勾勒了一幅小小的草图：
现在我坐在这样的一个构图下面补写这封信?
我觉得我这几年观察锻炼天天有，技巧的锻炼跟不上了，也谈不上技巧的锻炼。已是十多年没有动笔。这样也有好处，可以把过去学古的东西忘掉了。如果再拿起笔来也许是看山数十年下笔如有神助。（美丽的现实素材在我脑子里已竟储藏的不少了。）要是一面放牛一面画画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了。
李建华说他后来曾到李晨岚当年下放劳动的地方寻找老师的足迹，真的找到了图中他所画的景致。笔者在李建华的工作室见到了这些半个世纪前李晨岚写给他的信件，在发黄的信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那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画家最后的真情流露。1974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李晨岚离开下放七年的华宁县，准备回到罗山县，“他穿着衣服空荡荡，只剩一副骨架，油尽灯枯。背着马粪兜，里面有两个调色碟，半截墨锭，一支笔，这就是他全部的财产。我给买了一身衣服，送他去火车站。”[24]李晨岚回到家乡，正逢“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罗山县委员会开“万人动员建大寨”，要李晨岚画两张大画，主题是“山区园田化，平原园田化”，这样的使命让这个艺术家重新振奋起来。
搞完大画以后，就接着搞全县立体图，也是国画形式（全县水利工程现状图），现在还未完成，如果他们看了觉得可以的话，可能要正式搞一张付印。搞了这几张画之后，对于梯田台地有了一些办法，觉得图画结合也怪有意思，也有意义，也算是搞了一辈子画最后有点结果。罗山的口号是三年建成大寨县，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所以我搞起来也有劲头。[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