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可以做了，这场为了人道的奋斗已经输掉。
背景
1994年4月，卢旺达总统遇刺。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卢旺达的激进胡图族民兵在军队支持下，有系统地屠杀了50万至100万图西族人和反对种族灭绝的温和派胡图族人，包括约240名无国界医生当地人员（即当时无国界医生在该国各医院和难民营员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
那天是1994年4月20日，地点是卢旺达南部，无国界医生参与工作、收容了超过8万人的两个难民营（一号营和二号营）。
早上9时，我正在卢旺达南部主要城市布塔雷（Butare）参加一个保安会议，却接到紧急消息，指那两个营的情况非常险峻，胡图族人已从营中特地找出某些图西族人来处决，我们的本地员工（约50人）处境极为危险，需要撤离。
我与一名同事立即驾驶两辆四驱车离开布塔雷，赶往难民营。这段路程平日需时25分钟，那天我们却花了两小时以上，因为途中设了很多路障。经过多番解释，我们得以通过路障，到离两个难民营约一公里距离时，我远远看到无国界医生的宿舍，已陷于熊熊烈焰中。
我们驶向最后一个路障，那里聚集了约30人。他们戴着面具，手持长矛，粗暴地冲向我们的汽车。四周充斥着击鼓和吹哨的声音，气氛叫人战栗。他们开始以棍棒敲打汽车，又打碎车头灯。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一个看来领导群众的人走到我的车旁边，问道："你们在干什么？想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来这里撤走我的同事，目前局势很恶劣，我想将他们送回布塔雷。"
他瞪着我，说："如果你想撤走图西人──即使他们是你的员工，我们也会杀掉他们，也会杀了你！"接着他逼我们掉头驶回布塔雷。
到了黄昏时份，我们一些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籍的员工获得释放，回到布塔雷，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武装份子将所有无国界医生的员工，大约50人，从宿舍中驱赶出来，然后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以分辨他们是图西族人还是胡图族人，安排两族的员工分开站两边，又命令扎伊尔籍的员工在一旁观看。接着，军队和民兵将大刀和枪支交给胡图族的无国界医生员工，逼令他们杀害图西族的同事──两批人本来是同事和好友，有些甚至是夫妇。一些人不愿下手，结果就给武装份子枪杀。"
那天，我们共有35名同事丧生。
3天后（1994年4月23日），在布塔雷大学教学医院。那时无国界医生工作队正照顾150名图西族平民，以及当时的政府哈比亚里玛纳（Habyarimana）的"总统防卫部队"约70名受伤士兵。当天早上7点，我抵达医院，本地员工慌忙告诉我，昨天晚上有40名图西族病人和照顾他们的家人，遭人拖到医院后面砍劈或殴打至死，他们大部分是成年男子，但是也有妇孺。我们前往验证事件属实，并看着货车载走其中一批尸体。
我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医院的保安情况，参与者全是跟事件相关的要员，包括医院管理委员会成员、军部协调非政府组织的主任、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一位成员、医院院长，以及负责"总统防卫部队"于医院中福利的陆军上尉。我们用最强硬的姿态，指出事件如何不符人权及道德的原则，并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武装部队有责任保护平民，而且所有伤者，不论属任何种族，均有权获得医疗救护。
开完会后，我听到陆军上尉对他的士兵说："这间医院里图西族腥臭扑鼻，我们要清理一下。"
杀戮开始。连在手术桌上正缝合伤口的伤者，也给军人粗暴地拉下来，然后带走。被杀的平民中有5个是我们的护士：Sabine、Nadine、Rose、Alexis和Jean-Marie。Sabine是我的好友，也是工作队里的资深员工，已有七个月身孕。我试图阻止军人杀她，站到她与那个士兵之间，说："Sabine是胡图族人，是胡图族，不要动手。"那个看来负责发施号令的小头目走到我面前（那时我站在Sabine、那士兵和小头目之间）。他打开裤子的后袋，取出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名单，上面还有许多细节。他仔细阅读名单，然后双眼直瞪着我，说："你说得对，Sabine是胡图族人──不过她的丈夫是图西族人，她肚子里这个孩子，也会是图西族人。"于是他们杀害了Sabine和她的孩子！医院里，约共120至150名平民遇害。
上述是我亲眼目睹的两宗事件，是在卢旺达南部发生的有系统种族灭绝和违反人道罪行的典型例子。
从4月19日起，由卢旺达布塔雷到布隆迪的一带地方遍布尸体。很多人遭个别或集体地砍死或枪决，尸体给丢弃在流出卢旺达境外的阿卡加拉（Akagara）河。我站在卢旺达南部边境将该国与布隆迪分隔的桥上，连续数小时计算尸体数目。每分钟平均有五、六具尸体流过，也就是说，每十秒钟就有一具！
这是无国界医生成立以来，首次成为百万人被屠杀的种族灭绝行动的目击证人。
当人类被滥杀──不分老幼妇孺，不分医生、护士、司机……全都无法幸免，人类所有理想的基础价值都会受到质疑。
1994年4月24日，我们离开卢旺达。没有什么可以做了，这场为了人道的奋斗已经输掉。我们感到挫败、无助、疲累，再没有共事的员工，也再没有伤病者给我们治疗──那些我们治疗过的，就在我们眼前被杀。
我们向国际社会求助，呼吁为这些人民提供保护和避难所。我们甚至特地向一些对卢旺达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西方政府以及联合国成员提出要求……但结果什么行动都没有出现。一切都绝望了！种族屠杀继续！全世界继续袖手旁观接近一百万人遭屠杀！
不论作为个人或团体，我们都首次潜意识地摆脱不了人权问题。
作为个人，我们是否有责任阻止这一切发生？而在种族屠杀结束后，我们又有没有责任为死难者寻求公道？
身为医生，我无法阻挡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出现；我的组织（无国界医生）也无法制止种族灭绝的进行。最终，我们都失败了，每一个人都失败了！
作为医疗组织，我们首次要求公道。1994年6月，我们决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作证，寻求公道。然后在1998年及1999年，我们又首次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供，证明当时的种族屠杀是有系统、有组织的。后来，我们又在审判卢旺达四名种族屠杀嫌疑犯的比利时特别法院作证，终致他们罪名成立。这项斗争仍在继续。
但是，为什么？为甚么像我这样的医生、护士，以至像无国界医生这种职责是医治病人的医疗组织，想要为卢旺达寻求公道？因为，当年发生的事件，向我们证明了单凭"绷带和缝线"，永远无法治愈卢旺达血淋淋的伤口，需要的是公义！
任由罪犯逍遥法外，永远是让暴力、不义滋长的最佳元素，而最终总会引致更多人受害。历史证明，真正的和解、和平，以至人类最终的自由，都必须建基于真理和公义，每个人都要朝这方向迈进，令社会作出真正的转变。
卢旺达出现种族屠杀后10年，我身处位于洛库姆（Loccum）的德国基督教福音派和平学院。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国际对话、反思及推动和平而创设的机构，当时正与无国界医生德国办事处合办为期3天的工作坊，题为"10年之后：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反思"。会议期望借鉴卢旺达种族屠杀，加强沟通和行动，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一名在种族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卢旺达人在会中发言，她开首的几句话令我震撼不已："当我告诉别人自己的故事，许多人说我能逃出生天十分幸运。事实上，我生不如死！"
另一个幸存的卢旺达图西族人，现正出任卢旺达真相及和解专员公署总裁，说："我们是个受伤的国家，努力寻求和解，然而内心仍淌着血。"
会上提出很多问题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1994年4月时，可以避免种族屠杀发生，或将之中止吗？
"可以！事实上是可以的！"当时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的秘书长艾斯勒将军（ManfredEisele）说，"可以！假若当时国际社会众成员真心有意介入的话！"
第二个问题：像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有可能再次出现吗？
像卢旺达那样的种族灭绝事件会否重现，答案明显是"会"，只要推动防范式干预行动的现行机制维持不变，答案都仍然是"会"。不幸的是，负责推动这机制的是联合国内的政界人物，他们基本上是各自政府的代表。各国政府对于类似卢旺达种族屠杀的事情，或有既得利益，或全无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些事件只要远离本国的国内政治利益，就不重要了。
防范种族灭绝的干预行动，推动机制理应改变。毕竟，联合国若无法阻止种族屠杀，失败的不单是联合国，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以卢旺达事件为例，若人权组织和人道救援人员有机会推动这个机制，事件会早已定性为"种族灭绝"，各国就有责任采取防范行动。
种族屠杀十年过后，现在是时候多加反思我们可以怎样做。屠杀的生还者是最弱的一群，他们理应优先获得援助。有关防范种族灭绝和反人道罪行机制的某些观点和模式也需要改变：如果捍卫人道和国际公义的干预行动仍是传统模式，历史将会不断重演，人道救援也会注定失败！
作为医护人员，我们虽曾努力，却无法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作为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在道德上都不可以推诿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和罪咎。
当人性泯灭，失败的是你我每一个人。
2004年6月
扎朗尼，热带病学及儿科专科医生，曾于欧洲和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作，参与无国界医生与其他救援组织在英国、爱尔兰、黎巴嫩、塔吉克斯坦、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肯尼亚、利比里亚、卢旺达、马拉维、索马里等多次行动。
目睹卢旺达种族屠杀后，扎朗尼致力于人权活动：是首位于战争罪行国际刑事法庭（阿鲁沙特别法庭）作证的无国界医生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并两度于联合国人权专员公署和比利时法院作证。现继续为反人道罪行受害者寻求公道，及致力防范种族灭绝。
目前正于无国界医生布鲁塞尔行动中心工作，从事有关艾滋病及肺病的研究。
扎朗尼是卢森堡国民，已婚，有两名子女。
——本文节选自《无国界医生手记》无国界医生志愿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