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这两年，中文知识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论调：
明朝亡于东林党。
这论调不新鲜。往前追溯，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早已将之发扬光大。
在《题＜东林列传＞》中，乾隆明言：
他这样讲的逻辑是什么？
很简单。他说，“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
有人讲学，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尾大不掉，就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就会国破家亡，汉、唐、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
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
陈鼎《东林列传》旨在赞颂那些不惧死亡的东林党人。乾隆将这种赞颂直接斥为“邪说”。
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这些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也完全没有好感
，在诗里直接嘲讽“足识斯人学不醇”——足见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还在诗后做注，说正因为顾宪成这人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倡说，流而为门户，掉而为祸患，不亦宜乎？”——在东林书院宣传歪门邪说，流毒成为利益门派，成为国家的祸患。
（见《题顾先成解论语四勿》诗及注）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后，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许多更详细的阐释。这些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
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朝廷于是灭亡了。
（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
有些阐释，可以说是非常露骨，比如下面这段文字：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势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大意是：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对朝廷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然后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对朝廷影响不大。
将民众打散成原子化的个体，杜绝任何有组织的民间力量的存在，是自商鞅之秦而下，中国所有秦制政权共同遵循的一种治理经验。乾隆及其御用文化走狗，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要批倒批臭东林党及其讲学活动。
其实，早在东林党形成之前，朱元璋和张居正，也已经注意到了“讲学”这类活动会对秦制政权造成冲击。
未雨绸缪，朱元璋在“卧碑文”里明确规定：
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也就是学生不可以。
朱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
较之作为资源存在的普通耕战之民，“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若允许他们介入现实事务，很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万历三年，大权独揽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再度重申、强化了朱元璋的“祖制”，严禁学生参与一切政治事务。
张勒令天下：
“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除了官办学校，不许任何人自己开设书院讲学。脱离官办学校的游学者，允许各级衙门将之抓捕流放。
张居正说到做到。万历七年正月，他下令遵照“皇祖明旨”，也就是朱元璋的祖制，毁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有超过六十所被查封
（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已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
。
在禁止学生干预政府事务方面，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更为具体：
“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托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学生不许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出门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聚集10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去功名贬为平民。
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前任秦制政权的统治技术，且有所发展。
顺治九年向全国颁布的“学生条例”，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学生们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也没了自由结社、自由出版的权利。
顺治十七年，又下诏规定，如果各级教育系统官员（学臣）不能将之前的种种禁令落到实处，不能切实根除学生“结社订盟”的现象，一旦事发，相应官员（学臣）要与犯罪的学生“一体治罪”。
以上，乃是秦制政权批判东林党、批判东林书院、批判讲学与游士的基本逻辑。
再简单说一下东林党。
东林党的出现，与朝廷“闭塞言路”的暴政直接相关。
整个万历朝，言路，也就是批评朝政的路径，遭到了皇权的严厉打击。先是有张居正通过实施“考成法”，将包括言官在内的百官纳入到内阁的考核范围，
使百官不能批评内阁，言官也不再拥有监督政府运作的相对独立的地位
；张居正死，万历亲政，“考成法”虽废，又搞出“百官出位越职之禁”，
不许官员批评本职工作之外的朝政事务，言官的批评也必须经过拣选过滤，才能上呈给皇帝。
随后，很多官员因为“出位”（实际上是所提意见不合皇权之意）遭受廷杖、被赶出朝廷。皇权还变更旧制，将原本应该送往六科抄写的奏疏留中——
送往六科，意味着即便皇权不采纳批评，批评意见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公开与流传；留中则意味着这些批评意见，到了皇帝手里就会石沉大海，毫无声息，等同于不存在。
赵南星、顾宪成等人与上述暴政对抗，要求保障“言路”、反对残暴的“考成法”（比如按照处决人数是否达标来考核刑部官员）、反对秘密政治、反对六部沦为皇权及其代言者内阁的应声虫（顾宪成主张六部有决策权，皇帝有批准否决权）、反对把下级官员批评上级政府的行为视为“妄论国是”……
其结局，便是在万历二十一年，这批人被皇权公开指责为“党”，驱逐出了朝廷。顾宪成、赵南星等，遂也坦然以“公党”、“君子之党”自居，于东林书院中汇集同道，议论时政，批评朝中“私党”、“小人之党”。
万历时代，东林党人（注意，这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实体）曾有意将公开上奏反对矿税之祸的李三才推入内阁，以改变皇权肆意妄为的腐朽政局。
矿税之祸，是万历皇权祸害民众的典型案例。
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万历以募集三大征经费与宫殿失火重修经费为由，派遣宦官前往全国各地，用开发矿山、征收商税作为名目，越过各级地方政府，对民间进行放肆的掠夺。宦官们拥有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约束的权力，只对皇帝的个人私欲负责，所以，他们到了地方，“务劫夺以应上”，只以剥削民众满足皇帝为要务，“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宦吏农工，皆入税人”，根本没兴趣真的去开发矿山、没兴趣去甄别对象是否商人，官吏也好，农工也好，宦官们说谁该纳矿税，谁就得纳矿税，“公私骚然，脂膏殚竭”，不纳到家破人亡不算了事。
主政淮阳的李三才与顾宪成等人交好，政见相近，连上三道奏疏反对矿税之祸。奏折中，李三才对君主重新做了政治定性：
“（君主）省刑薄敛，视之如伤，爱之如子，人主能长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尊为元后，戴为父母，
百姓亦长为
人主之主
。”
皇帝须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这样才能做“百姓之主”，百姓则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
李三才把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无疑需要过人的胆识与相当的觉悟。
具体到矿税，一般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但李三才不同，他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
“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年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大意是：皇上你喜欢珠宝，百姓们想要温饱；皇上你追求千秋万代，百姓们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你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们家中存有升斗糠粃；皇上你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们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作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
这种政见，与陈述政见的勇气，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有不少缺陷，比如被政敌指责挥霍无度）。
但这种支持，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东林党是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了言路，并没有切实的政治实力，而万历皇帝一心要将秦制进行到底，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诉求格格不入。
万历之所以起用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秦制国家的传统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正是因为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之声，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这种空缺严重影响政务的日常运作，也不愿对空缺进行填补。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宦官，他们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的皇权代理人。尽管在搜刮矿税的过程中，宦官们所贪墨的数额，是皇权最终所得（超过560万两白银）的数倍——各地宦官贪墨程度不同，总体而言，多在3~10倍之间。
这种秦制之路，在天启时代走到了一个更远的程度——宦官魏忠贤手握军队、东厂与锦衣卫这样的暴力机构，成为更具力量的皇权代理人。东林党与皇权的冲突，也进入到了一个更极端的地步（东林党不反对皇权，但主张改造皇权，重塑明朝的政治体制）。
所谓的天启朝“众正盈朝”，实际上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天启二年，魏忠贤已然势大，开始倾轧官僚系统，到了天启五年，发生了“东林六君子之狱”，次年又发生了“东林七君子之狱”……东林党人不断被流放、被诛杀，天下书院也尽皆被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