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棺材战役”到“麻将战役”

政经社 · 公众号 · · 2019-10-29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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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无战事

我的家乡在中部的一个县市，一个比较缺乏存在感的地方，所以往往会“剑走偏锋”。

譬如2018年是“人才大战年”，许多地方急于抢人才，我们那里却抓住国家倡导殡葬改革的机会，不甘寂寞打响了一场抢棺材的“战役”。

几千年来的风俗，许多乡村老人在世时会为自己准备棺椁，全部被这场“战役”消灭。我的外婆就是其中一位当事人。外公二十年前去世后，外婆即为自己置办了一口棺椁，由上等木材打造，油漆刷得锃亮，仿佛“镇宅之宝”。去年地方政府软硬兼施，最后补偿了2000元钱就拉走了。外婆还算“识时务”，不愿交出来的人家，任凭行将就木的老人如何哭闹或者躺进棺材不愿出来，最后还是被强行抢走。

最激烈时正是夏季，我有不少老家同学是乡镇干部，被安排整夜蹲守在新逝人家门口或村口，防止村民土葬。隔壁某县级市有村民趁夜偷偷出去埋掉，第二天也被挖掘机挖出来，引发激烈冲突，后来该村民报复乡干部引发重大刑事案件，引起国家重视，派驻调查组，才渐渐缓和下来。

政策是一方面，其间有多少利益纠葛，亦不得而知，所知的是一幅好的棺木价值可不止2000元，而被抢走的棺木多被拉去了木材加工厂，又风闻不少政府官员深度参与了殡葬相关企业。

时间才过去一年，一场“麻将战役”又在“棺材战役”同样的地方上演。 我老家所在的市县是10月13日开始行动的，近些天，老家县城的麻将声销声匿迹，朋友家的麻将馆关门大吉，妹妹家的小卖部麻将桌也被藏起来，据说已经有人被铐去市里挖土“劳改”，实在手痒的人则关紧门窗偷偷打，还得防止被人举报。

事实上，“抓赌”是我们这里的一项传统，隔不了几年就要跳出来抓一次。 记得数年前的一个春节，地方集中整治扑克牌，一户村民去老丈人家拜年，吃完饭跟老丈人、小舅子几个人打几块钱的牌，被跳出来的警察抓走，大过年的被关了好几天，每人交了几千块罚款才被放出来。“势力大”的村庄才不管这些，照样打牌打麻将，因为派出所一般不去大村庄，抓不到不说，搞不好自己还要挨揍。“抓赌”也就往往成了地方派出所、个别警察创收的手段。因此面对这场“麻将风波”，也有群众表示很淡定，戏言年底该创收了，忍一段时间看看。

“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是两个相差甚远的层面，因此多数平面广告上，都会标这么一行小字，“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倡导火葬、公墓有利于破除陋俗、节约耕地，而赌博历来为人民群众唾弃，打击赌博有利于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都是好的导向。但急于对上级表现，急于求成，随意发动“战役”、过度扰民，侵犯私权，却又无需负责任，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现实中，往往上级政府出一项政策，乃至一个精神，一个想法，到了地方政府，就被组织成一场“战役”。2018年的国家殡葬改革条例，到省里的绿色殡葬新风，再到地方，就成了“棺材战役”。2019年国家扫黑除恶，到地方，打击赌博违法犯罪、“关停取缔经营性麻将馆”，再就是公安局的“麻将禁令”，许多地方最擅长的往往不是因地制宜、真正解决问题，而是生搬硬套、层层加码，唯恐上级看不到自己的忠诚度、积极性，生怕领导不认可自己的反应速度、执行力，加之还可以借机谋一点团体或个人私利，何乐而不搞搞大？

至于是不是合规，是不是有效，是不是扰民，并不重要。地方的民情、工作的困难是对上的“解释”，国家的规定、上级的政策则是对民的“解释”，反正不管怎么解释，“最终解释权”都“归我所有”。

不同于市场的“最终解释权”，双方不能强买强卖，甲乙双方不断变化，遇到解释不清晰还可以相互商量，这种政府性质的条例、政策解释权是单向的，因此有必要制定得尽量合理、清晰。

譬如对赌博“个人赌资较大”的界定，北京以300元为界，江西以200元为界，上海以100元为界，而吉林以平均赌资500元为标准，四川则为现场收缴总赌资1000元以上……

实在不清楚这些标准的依据来源，如果以此为准则，有的地方麻将、牌局，“赌博”行为实在太多，抓都抓不完；对麻将、打牌爱好者而言，熟练掌握各地的“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比如你在A地习惯带200块钱打麻将，到B地说不定就得被抓；还有，赌资与个人财产怎么界定，我只打算打100块的麻将，可钱包里不小心装了200块，上桌会不会被抓？现在已是手机支付时代，我不带现金，微信转账行不行，如果一个千年欠债不还的人不凑巧刚往我微信里还了200块，上桌之前是不是得赶紧退还给他？如此想来，不管是打麻将的人，还是管理者，都得喊一声“我太难了”。

界限到底是什么？

赌博对家庭、社会危害巨大，民间比官方更加清楚，民间对赌博也自有一套判定标准和防范手段，本不需要这么难。

对是否参与“赌博”，对赌资多大，大家自有标准，譬如多数人打牌时，都会根据参与者的实际情况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胡一把牌多少钱，每叫一把牌不能超过多少钱，谁谁谁输到多少钱就不能再打了，谁谁谁赢得最多打完牌就得付房钱、请大家吃饭。没有必要非设定一个标准，非逼着亿万身家的老板必须搓100块的麻将，非引导贫困的待业群体往100块标准方向去搓。

赌博有害，民间又何尝不在抵制。 当一个儿子拿钱去赌博，当父母的能不管？当妻子的能不闹？身边的亲友能不劝说？但当我拿200块打麻将却被抓，就说我“参与赌博”，要罚款2000元，还要关我几天替我家人对我进行管教，是否过于越界？

更有甚者，今天当我严格按照标准拿100块去麻将馆，却被告知不准打，当我闲得蛋疼又实在没事可做，邀几个朋友在家门口打，却还得面临被抓的风险，于是搬到黑暗深处偷偷摸摸，仿佛做着这世上最见不得人的坏事，人心还有什么舒缓放松呢？

麻将、打牌是我们的民间文化，打的过程中加一点赌注也很正常，只要不害人害己、不触犯法律、不有损社会……。只有当这个权利的实施危害到他人和社会，外界才有权介入。

介入的主体首先应该是法律，我国《刑法》对赌博罪的界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赌博的界定，即“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者，麻将馆、棋牌室作为经营性主体，该办证办证，该纳税纳税，该合规合规，该负的监管责任要负（比如监督打牌者不超过赌博金额），以工商、市场执法机构为主体进行整治实为必要，但若无违法、危害他人及公共安全的情况，公安不宜过度执法，更无禁止权。否则不仅越权，更难免让人产生“年底抓赌‘冲业绩”的嫌疑。

二者，对“麻将馆、棋牌室”的界定应当清晰。譬如某市公安局取缔对象为“包括营业性麻将馆、茶楼麻将室、宾馆单独设楼层的麻将房，及隐匿在店铺、居民楼地下室、车库、出租屋、厂房等场所内的麻将棋牌室”，我在自己店铺、地下室、出租屋摆一张自娱自乐的麻将桌，打总赌资200元的麻将，算不算？我自己不打的时候让给别人打，对其他人收一点电费、取暖费、茶水费算不算？

浅谈治赌

说回治赌。事情的起点往往是好的，打击赌博也是必须的，但把治赌的矛头指向麻将馆、棋牌室，就多少有点挑软柿子捏了。

众所周知，麻将馆、棋牌室目标太明显，又人多嘴杂，犯罪分子不会傻到在这里赌博。真正犯罪式的赌博，在城市可能是会所、娱乐中心甚至是在隐蔽的家中，在乡村往往是在山头荒野，或者乡村小卖部之间流动。流动“场所”不好治，犯罪分子不好抓，却来收拾麻将馆、棋牌室这样的“小鱼小虾”，尤其是要取缔众多隐蔽在宾馆酒店、工厂、居民楼、出租屋的麻将桌，既费力，又扰民，实在是下下策。

再退一步，即使要防止麻将馆、棋牌室赌博，要求他们装上实时监控摄像头并且联网，辅以随时抽查、一旦发现重罚……这样常见的成熟的“线上+线下”监管，是否比粗暴的关停更简单有效？

对场所的监管只能是治赌辅助手段，对“人”的监管，才应该是治赌的核心所在！

中国的居委会、村委会组织庞大而有效，谁家有谁好赌、参赌，居委会大妈、村委会大叔知道得一清二楚，再发动广大党员进行监督，无疑是广泛又成熟的群众组织；
在此基础上，再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监督、举报，重奖举报者并严格保护，使得举报赌博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个人；
同时，加大赌博危害、举报有利的宣传，克服举报心理障碍，通过发动“人民战争”，让赌博行为难以展开，无疑是更加有效的办法。

同时，现阶段赌博越来越网络化，电脑、手机赌博日益崛起，加强对网络赌博的监管、打击力度，才是越来越重要的战场。这个情势下非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取缔麻将馆，查封棋牌室身上，难免有随手抓个老实人来祭旗的感觉。

对于治赌，打击组织赌博、参与重大赌博活动的犯罪分子才是公安机关的首要职责，小赌怡情的老百姓不是犯罪分子，充其量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需不需要以对待犯罪分子横扫一切的气势去处理呢？

从管理到服务

我所生活的上海，以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政府服务良好著称，政府基本不会扰民，遇到不得已而为之之事，也提前公示、沟通，各行各业按章程办事，去到政府办事大厅，也基本不会遇到人为障碍，政府服务人员服务细致、态度良好，往往令刚来上海的外地人诧异和感动。

笔者亦曾在北京、广东、浙江工作生活过，也基本没听说过“棺材战役”“麻将风波”之类大规模的扰民事件，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土地更加紧缺，更需要发动“棺材战役”来清理土葬腾出土地，这些地方的“赌资”也更巨大，更需要“麻将战役”来维护社会环境。但你所见的却是当地政府埋头发展，服务市场，服务居民，求新求变，因而整个社会人人思进，人人争先。放着手头赚钱的事情不干非跑去以赌博为业者，实在是少数，即使有人偶尔鬼迷心窍，社会的正面导向，赌博倾家荡产的现实案例，亲友的规劝，公安的打击，加一些时间，也可以让其中的多数人迷途知返，犯不着动用强大的社会能量去折腾。

而往往是发展相对落后、官僚思维又根深蒂固的一些地方才热衷于搞“战役”“行动”和“事件”，结果却往往是恶性循环。在这些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看来，以“管理者”的角度去看，则事事都需要管，从招商引资建工业园搞经济，到扶贫战役乡村振兴搞民生，从拆掉乡村中小学迁到县城搞大规模，到抢棺材抓麻将，真是事事需要操心，结果干了这么多，老百姓还不满意，真是“太难了”。马斯洛说，如果一个人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看什么问题就都是钉子。

而当你以服务者的角度、相信市场相信百姓的理念去审视，就会发现，企业按市场规则运行，社会按公序良俗行事，老百姓按生活所需繁忙，大家自顾不暇，多半只求政府不来找我，很少去找政府要什么服务，如此事事皆按规则运转。政府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引导发展、社会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保障……一地的发展才能正循环。

今天打压麻将、扑克牌（带点小赌）的民间文化娱乐，老百姓自会找其他“乐子”，明天又要禁什么？是不是要提供另外一种公共文化娱乐产品？如果提供了一项更有趣、更积极的文化产品，将人民吸引过去而渐渐抛弃麻将、打牌，才是更高级的做法！

​从“棺材战役”到“麻将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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