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百年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文 | 李怀印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并且对全人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的条件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所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
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
》（详见今日“每日一书”）
这种文明转型，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两次。
头一次是在四千多年前，华夏先民经历了一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伟大变革，其结果便是告别了远古时代如满天星斗般分布于华夏大地的林林总总的小型酋邦，进入具有强大辐射力和持续能力的夏、商、周这样一些大型王国时代，其范围从黄河中下游不断地向外拓展，逐渐延伸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统一的文明体。
第二次是在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经历了一次铁器革命。其结果是农业、军事和政治转型的三合一过程。农业上中国从此告别刀耕火种，进入精细化农耕时代；军事上告别以战车为主力的有限冲突，进入以步兵为主的大型战争时代；政治上结束了列国竞争，进入秦王朝所开启的大一统时代。
从19世纪开启的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源自欧洲的工业革命，既给最早卷入其中的西方各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赋予其自我摧毁能力，也带来吞噬整个非西方世界及其传统文明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恶浪。
中国是亚洲和非洲大陆少数几个成功避免被欧洲列强所征服和殖民的国家，并且在经历19世纪的艰难图存和20世纪的伟大转型之后，正在以复兴的姿态和无限的潜力，重新走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的前列。
《海国图志》中的东半球全图
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国人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发展道路的过程。因此，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不得不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
正是在这本书中，魏源带领国人，第一次全面地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大势，提出“师夷长技”的应对之道。这本书从初刻到修订完成，前后历时十年；可以说，魏源的思想认识基本定形，差不多是在1850年前后。
从那时开始，几乎每过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都要经历一个关键的转折。
最初的半个世纪，从1850年前后到19世纪90年代晚期，国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在外来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避免被列强肢解、瓜分的命运。
过去，从梁启超开始，再经过胡适和蒋廷黻等人的诠释，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把19世纪的清朝中国等同于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老大帝国”，把晚清这段历史等同于丧权辱国。
人们还认为，如果说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有什么变化的话，也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即所谓“洋务”运动；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触及“制度”层面，所以这场运动失败了。
其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有两大任务，即东部各省的“海防”和西北内陆的“塞防”。
如果说海防是失败的——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并割让台湾，那么，至少另外一半，即把入侵并控制新疆大部的外来势力驱逐出去，则取得圆满成功。
而西北内陆对中国地缘战略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性，无论在18和19世纪的清朝，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不可低估。
左宗棠平定新疆示意图
进一步而言，晚清这段历史，如果不是仅仅跟明治时期的日本做对比，而是放在近代以来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那么，它最为突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的丧权辱国，而是中国在帝国主义汹涌浪潮的反复冲击下，居然成功避免了四分五裂的命运；在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的同时，中国相对完整地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转型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大体上维持住清朝在18世纪中叶鼎盛时期所奠定的疆域格局，即内地各省加上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
放眼近三百来的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庞大帝国或王朝国家都早已支离破碎，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维持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和长期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说，从梁启超到蒋廷黻这两代人，出于救亡图存的情怀，有必要突出晚清“丧权辱国”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
在21世纪大国之间地缘竞争加剧和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后冲刺阶段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过去人们只看到晚清统治精英“腐败无能”，却有意无意低估了从秦汉到明清一脉相承又不断演进的华夏王朝传统体制的强大韧性。
这种韧性不仅来自建立在择优录用的科举制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所展现的动员、调适能力，而且也源自中华文明本身经过千百年来的发育成长所享有的大国红利，即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资源优势。
正是国家能力之“强”与规模之“大”的奇特结合，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在19世纪的整个非西方世界所展现的超乎寻常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
概言之，
在头半个世纪，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完成了两个必要步骤。
一是顶住了外来现代文明的反复冲击
，避免了既有疆域的分解和整个文明的衰亡，从而为中国在20世纪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牢固的物理空间，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做得最出色的地方。
二是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终于摆脱了原有的“上国”心态
，认识到中国要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要“师夷长技”——也就是学习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先进的制造工艺，还要变更整个的国家制度，把国家转型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的第二个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便是如何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打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
具体而言，这项任务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国家；对内要形成一个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家组织。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这项任务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对外的部分。
通过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国逐步恢复了关税自主，取消了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和设立在中国各口岸的大大小小的租界，恢复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确认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并且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而在政治上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开国大典，国旗升起
任务的另一半，也就是打造一个在内部组织上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到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的结束，也得以完成。
由此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既大且强”。
“大”是指其领土面积、国土资源和人口规模。
这既得益于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涵化力和向心力，更直接受惠于清朝在其前期的疆域开拓和整合，中后期的勉力维持，以及终结之际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由新生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的形式，完整地继承其全部疆域。
清帝逊位诏书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国难最为严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强大的团结力和组织上的巨大韧性，使中国在经历八年全民族抗战之后，成功地上升为一个主权基本完整的大国。
“强”是指其内部组织结构。
从远处说，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组织结构，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它排除了如同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所出现的强大宗教组织、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组织对封建王权的制约，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
从近处说，它是对晚清以来权力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再到民国初年政治上走向四分五裂的一种回应或反动。应对的方式，是打造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组织，并且使这种组织从区域逐步推向全国。在相互角逐的各支政治势力中间，只有组织和权力最为统一集中的一方，才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人力物力资源，从激烈的对抗和竞争中胜出。
中国人口变化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造过程因此呈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并且环环相扣，最终产生的必然是一个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为统一集中的国家组织。
正是在这种“既大且强”的体制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第三个半个世纪，它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
这半个世纪的最大特征，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力，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即中国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背后的两种相互迥异但又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得以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调控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为代价，全力从事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其目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确保中国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
通过一整代人的奋斗，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国防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根本变化，即利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前30年所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致力于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造微观经济组织，目标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外贸，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