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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此文原发表于2023年6月19日《上海证券报-上证夜读》（删节版）。经作者林宏鸣教授授权，现将收录于其新著《艺管嬗递的笔墨耕耘》一书的完整版刊发于此。
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艺术与文化管理高等研究院院长，上海大歌剧院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文化和旅游部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终评评委，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特聘导师，上海财经大学第四届校董，巴黎索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十四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从事文化艺术管理和研究工作近40年，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办公室主任，上海京剧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任总经理，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上海大歌剧院运营筹备组组长。上世纪九十年代创新实施了以演出为中心的院团运营机制改革。在上海京剧院负责出品的原创剧目，先后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第一名、第十届文华大奖榜首、首批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之一。仅用一年时间将原排名末位的上海歌剧院的演出收入跃居上海第一，两年后跃升为全国第二。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创新实施了橄榄型运营机制、播种式观众拓展、大营销集成思维和差异化品牌战略。东艺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名列前茅，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次在全国排行榜中仅次于国家大剧院。2018年任文化和旅游部“加快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同年获十大“中国演出杰出贡献奖”，2022年获中国“艺术管理学科建设特别贡献奖”。先后发表《演出市场的培育与剧团运作机制的转变》《探索现代剧院的管理之道》《构建以演出为中心院团运营机制的逻辑与路径》《当代艺术营销的理念重塑与体系建构》等文章八十余篇，著有《艺管嬗递的笔墨耕耘》，主编《十年典藏》（上下册）、《修远集》等。在上海市文化局机关工作了十一年半之后，我想去基层，但不愿意到文艺院团。结果阴差阳错、事与愿违，在领导的“器重”之下，最终服从组织安排，于1996年9月去了上海京剧院工作。那时文艺院团既面临“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难题，又流传着“若要死得早、院团当领导”的段子。为了破解院团面临的各种难题，我在京剧院率先进行了构建以演出为中心的运营机制改革，向改革要动力，向演出要效益，向创作要活力，向管理要效率，向发展要潜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创作和演出的关系，就这个角度而言，以演出为中心的院团运营机制，应该就是创作和演出一体化的运营机制。为迎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上海京剧院打破常规，三箭齐发，半年多的时间里同时创排三台新剧，即新编神话京剧《宝莲灯》、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事》和现代京剧《一方净土》。
知名编剧戴英禄先写出了《田舍翁魏征》的剧本初稿，我主持召开了三次创作会议，讨论剧本，确定体现风格，组成二度创作班子。后又组织主创、主演11人赴陕西深入生活，收集资料。期间，收到了从北京传真到西安的剧本修改稿，大家看了都觉得不太理想。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大家虽然一路上都在讨论，但情绪普遍有点低落。我觉得剧本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重点突出了魏征，李世民却被有意无意“贬低”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贞观之治”就是用人之治，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若其有才，虽仇不弃。” 所以，无论是隋朝旧臣，如萧瑀、屈突通、裴矩、高士廉等，或是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后来归唐的，如徐世𪟝等，不管是曾任地方地主武装要职的，如戴胄、李百药、岑文本等，还是原来东宫的僚属，如王珪、韦挺、魏征等，因各有其才，唐太宗皆一一委以要职，予以重用。使他们皆“由仇敌而愿倾心膂”。这些人在巩固和加强唐初政权，恢复和发展贞观年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唐太宗弃仇用魏征是历代广为流传的佳话。我说魏征代代有，而李世民则不常有，我们要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在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塑造的处理上，不宜采取“水落石出”的做法，而应采取“水涨船高”的办法。
非常感谢戴英禄和梁波两位编剧，在吸纳了包括导演陈薪伊、主演尚长荣等艺术家的重要意见后，于4月初改出了第三稿，最终拿出了排练本，定名为《贞观盛事》。在讨论该剧舞美设计方案时，我又跟舞美设计师说，你们的设计很出色，但我有一个额外要求，前面两轮演出时请设计师一起参加拆台装台。他们先是一愣，但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当时舞美方案需要资金100多万元，我可以想办法解决。但如果装台要好几天，运输要很多辆集卡，就会给后续的演出造成很多困难。剧目在创排时，必须考虑方便演出这一重要问题。
时间紧迫，我给市文化局分管艺术的副局长打了个电话，说得马上进入排练了，领导排练本还没看，我们先立起来，到时候看了有什么意见我们再修改。
1999年5月4日剧组正式建立，开始排练。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副局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听说你主要精力都在《贞观盛事》上，可《宝莲灯》和《一方净土》才是重点啊。这话也事出有因，因为担纲主演《宝莲灯》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上海京剧院五位青年主要演员。而展现缉毒战线事迹的现代京剧《一方净土》是又一个期待突破的尝试。在创排过程中，我作为法人和新剧的出品人，凡有艺术问题、经费问题、主演问题、演出宣传推广问题都要去解决，但《宝莲灯》的导演是京剧院副艺术总监，《一方净土》的编剧是京剧院艺术总监，他们经验丰富、工作负责，我们在三部戏中各有侧重。
《贞观盛事》首演新闻发布会于6月16日举行。第二天，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亲临京剧院排练场，对剧目创排提出了重要指导性意见。然后争分夺秒，边改边排。6月25日，《贞观盛事》终于在天蟾逸夫舞台如期首演，参加上海市国庆50周年献礼剧目选拔。龚学平副书记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等领导来审看演出。学平书记看完演出当即表态说，这是上海国庆献礼最好的一台剧目。《宝莲灯》和《贞观盛事》先后在上海公演后，分别受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文化部的邀请，赴京作献礼演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了《宝莲灯》后说：“确实演得非常好，非常地感动！……从今天观众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你们的演出非常成功！”朱总理来看《宝莲灯》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审核进入贵宾厅名单时，看到京剧院是总经理，便道：“怎么是总经理？请他们院长来。”数十年的改革得失已经证明，院团重要的是转变机制，而不是仅仅把院团长改成总经理。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观看《宝莲灯》后与主创主演亲切见面
8月22日至24日，《贞观盛事》在北京国安剧院作国庆献礼三场演出，获各方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李源潮等来观看了首场演出。演出前，我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这次来看演出不报道、不上台、不拍照。观看演出过程中，我发现瑞环主席很高兴，还回头问了我两个问题。于是悄悄地跟副总理说，一会儿能不能请李主席上台跟主创主演见见面？副总理笑着连声说“好、好！”。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观看《贞观盛事》后与主创主演亲切见面。左2为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
演出结束时，瑞环主席站起身来走上舞台，与每一位演员亲切握手后，转身准备离去。瑞环主席是京剧“行家”，特别想听到他的评价和意见。我就大声喊道：“欢迎李主席给我们讲话！”瑞环主席微笑着转过身来，再次走到演员和主创面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一台很好看的戏，看了这出戏，感觉上海京剧院对京剧固有的规律，又有了许多突破和创新。这一点，你们已经走在了全国京剧改革的前边。”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和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刘鹏，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等前来观看演出。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丁关根等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同志一起上台和演员们合影，潘震宙副部长向我颁发了纪念奖状。
8月24日，文化部邀请首都戏剧专家座谈《贞观盛事》。与会者给予《贞观盛事》很高评价。同日当晚，王光英副委员长、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财政部副部长高强等观看演出。《中国文化报》记者（现任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赵忱在“《贞观盛事》叙说大唐传奇”报道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写道：“与上海京剧院接触，大家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他们非常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这就与糊里糊涂干糊涂事的作风很不同”。“《贞观盛事》确如上海京剧院所言，献礼，拿得出手；走市场，将受到观众的欢迎。剧目其实就应该如此存在。”
《贞观盛事》剧组返回上海后，8月28日，龚学平副书记，金炳华部长，周慕尧副市长和市政府副秘书长殷一璀等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亲切会见院领导和《贞》剧主创、主演，并听取了《贞观盛事》剧组赴京演出的情况汇报。
2000年10月，文化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南京举行，参评剧目达62台，其中18台曾经获得过文华大奖，《贞观盛事》在艺术节上是“年龄”最小的新戏，一起争夺文化部首次设立的全国性综合艺术大奖，上海京剧院最终为上海赢得了第一个“中国艺术节大奖”。紧接着，三年一度的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2001年12月举行，地点也在南京。包括香港京昆剧团在内的20余省市20多家京剧院团的24台剧目参评（第一届17台，第二届20台），第一次参加中国京剧艺术节的中国京剧院选派了京剧名家耿其昌主演的《瘦马御史》。一年前我们参加第六届中国艺术节，把南京作为主场来“打”，已经用尽所能做足宣传，这么短的时间再去，如何“造势”成了一个难题。思虑再三，我用心策划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着眼观众，策划了“《贞观盛事》与您有约”观众见面会。参加第六届中国艺术节时，事先得到南京方面的消息，《贞观盛事》“未演先热，一票难求”。10月4日我们到南京大学逸夫馆举行“京剧讲座演示会”，我讲了20分钟，竟然响起16次掌声。拥有300个座位的南大报告厅最后严重“超载”，足足挤进了600名听众。其中一部分还是从河海大学、南京师大闻风而来的。媒体报道时引用我的话说：“还以为国庆长假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一进门就是黑压压的一片。”一位学生事后向记者兴奋地用八个字表达自己的心情：“一见钟情，相见恨晚。”
10月5日首场演出非常轰动，第二场演出前，“黄牛”手中仅有的几张票子已从150元涨到200多元。剧场里已座无虚席，而剧场外还聚集着要看戏的一两百无票观众。紫金大戏院只好请来警察维持秩序，警察说让上海京剧院的领导来做劝说观众的工作。我便到剧场门口跟大家说：“非常抱歉，我也没有票。感谢大家这么喜欢这部剧，以后有机会一定再来为大家演出。”新华社当时还报道了剧场门口这罕见的一幕。一直到演出结束时，在场外等了近三个小时的数十位无票观众终于涌进了剧场，但他们看到的是演员们的谢幕。
因为 “再来为大家演出” 有言在先，所以在参加京剧节前的12月5日，我和导演陈薪伊，主演尚长荣、关栋天、夏慧华、陈少云等冒着瓢泼大雨驱车从上海赶往南京市文化艺术中心，和数百名戏迷零距离相会。见面之前，两场演出票已经售罄，我们还专门找了京剧节组委会，想方设法“回购”了15张演出票。见面会的最后，进行抽奖，中奖者花一元钱可以得到一张演出票。有记者采访时问我，既然戏票已经售完，完全可以“卖”给戏迷，如果这点钱京剧院觉得无所谓，也可以送出去，为什么要收一元钱呢？我说送票不是“方向”，看戏还得买票。如果仅仅是原价卖给观众，就失去了这次抽奖活动的意义。结果当地媒体为此作了醒目的报道。
第二件事，着眼剧目，发起了有奖征求《贞观盛事》修改意见的活动。《贞观盛事》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的亮相，收获了广泛的好评，是“六艺节”上出票最好的一台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艺术节上最受观众欢迎，演出场面最火爆的一台戏。”《中国文化报》记者徐涟（后任中国文化报副总编，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在报道中写道：“南京观众反映如此强烈，确实有点出乎意料。”新华社也在10月5日国内通稿、对外通稿、新华网专稿用“突破的魅力——京剧《贞观盛事》侧记”为标题作了突出报道：上海京剧院的“六艺节”参评剧目《贞观盛事》，即是一部充满“突破“魅力的当代精品。《贞观盛事》焕发出的突破的魅力，令我们心驰神往。京剧艺术家们勇于创新、勇于突破的精神，更令我们肃然起敬。
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剧目在好评之下仍有许多修改提升的空间，便策划了在南京和江苏媒体刊载消息，有奖征求观众对《贞观盛事》一剧的修改意见，一旦采用，给予奖励。媒体用上海京剧院花钱“买”意见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报道，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
第三件事，着眼评委，公开“做”评委的工作。第三届京剧艺术节评委共16位，其中有参演剧目的某京剧院团一家就有6位。大多数评委对《贞观盛事》已比较熟悉，有的甚至已经看过好多遍，如何才能避免评委的审美疲劳呢？评委场演出前，我跟主演、主创们说，演出结束后我先上台介绍些情况，大家尽快卸妆，然后再次登台跟观众们进行互动性的演后谈。
演出很顺利，观众席掌声如潮。谢幕后我走上舞台，讲述了获得中国艺术节大奖后，《贞观盛事》这部戏一边演出一边修改，七稿八稿、没完没了的过程。我们带着这部剧目到大江南北巡演，在厦门还连续加演了两场。2001年1月1日零点，在上海东方电视台台长的支持下，在东视剧场作了新世纪的第一场演出，而且是直播演出，并通过东方网首开网络直播演出的先河。我还拟了两句“广告语”：“看《贞观盛事》，迎中华盛世。”到南京参加京剧节前的10月上旬，《贞观盛事》在台北连演多场，一炮打响。紧接着又转赴香港，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中国传奇-香港艺术节”的开幕式演出，取得了空前成功，受到主办方的高度赞誉。等到主演、主创登台和观众见面时，观众情绪高涨，场内沸腾。有观众大声高呼“京剧万岁！”等口号，也有的口号在这里已不便转述。我相信身临其境的评委一定会受到感染。
2001年12月16日晚上，我们邀请著名京剧演员董圆圆和所在剧团在上海艺海剧院演出京剧《洛神赋》，来看演出的龚学平副书记问我：“京剧节怎么样啊？”我回答说“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说完就有点后悔，话说得太满了，万一是第三、第四呢？因为事先了解到本届金奖虽然会比前两届多设一两个，是三个。但我既没有去打听评奖消息，也知道文无第一，一切皆有可能。次日凌晨四点多钟时，电话铃响了：“林总，金奖第一名。您睡觉吧。”尘埃落定，没有感觉意外。唯一意外的是，金奖评出了5个。在12月17日晚上进行的颁奖晚会上，《贞观盛事》囊括了所有单项奖。
▲作者率上海京剧院赴南京参加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合影。次年又到南京参加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实事求是地说，文艺评奖的过程比较复杂，我后来作为文化和旅游部文华大奖终评评委参加评审工作时，也有深切的体会。撇开上海京剧院勇夺第一的因素，我至今对那一届评委始终深怀敬意。《贞观盛事》载誉归来后，龚学平副书记说你还是去上海歌剧院吧，个人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组织上来解决。并说：“歌剧院是上海文艺院团中最困难的，你如果能把歌剧院搞好，其它院团就没有搞不好的理由。”
其实，根据组织安排，我本应该在2001年9月到上海歌剧院赴任，当时找我谈话的一共是五位领导，其中四位是厅局级领导。我回答说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原谅我第一次不能服从组织调动，我准备离开这个行业了。没想到“拖”了四个月，2002年1月，最终还是去了歌剧院。
上海京剧院当年连离退休人员在内总计有606人，而上海歌剧院当时连离退休人员总计达846人，是上海除了京剧院之外的另一个党委建制的院团。人员多、演出少、包袱重、环境差、待遇低，是歌剧院当时的窘况，演职员们还多次到市文化局静坐，很多人对外不愿意说自己在歌剧院工作。媒体对歌剧院公开报道用的词是“没人看好、穷困潦倒。”比如全院歌剧团、交响乐团、合唱团、舞剧团共四个团，2001年全年演出只有150场，演出收入在上海18家市属国有文艺院团中排名倒数第一。歌剧院的人也在议论：听说这个人挺厉害，但不带个几千万来有什么用！
2002年1月到歌剧院后，更加坚决地实施以演出为中心的运营机制改革，奏响了2002年着力“激活”，激活演出、激活人心；2003年着眼“提高”，五个方面的提高；2004年放手“发展”的改革发展“三部曲”，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2002年当年完成演出348场，演出收入854万元，一跃成为上海第一。两年后突破2000万元，位列全国第二。其实，850万元演出收入是我去歌剧院三个月后在全院大会上提出的第三年的目标，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想到第一年就实现了。歌剧院短期内发生的显著变化，引发广泛关注，吸引了很多媒体前来采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团团长王丽琴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剧院还是原来那拨人，但一切都变了。有一天晚上，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宏鸣，你把京剧院搞好了有个别人可能不一定服气，因为京剧是政府重点扶持、支持的剧种。现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把歌剧院搞得这么好，就没有人会不服气。”
院团的工作还是比较复杂的，牵涉方方面面、里里外外。在激活、提高、发展三年三步走的总体规划下，着重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狠抓创作、演出和人才培养等工作。我以总策划、总统筹、总监制的身份制作了《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茶花女》《卡门》《奥赛罗》《托斯卡》等一批经典歌剧，原创歌剧《赌命》在日内瓦莫扎特音乐节上作了世界首演。还推动创作演出了新概念歌剧《女人心》、现代舞剧《生命之歌》和讴歌成功抗击“非典”的光荣城市和英雄人民的交响合唱《生命的誓言》。在2004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上，上海歌剧院全新编舞演出了清唱剧和舞蹈《卡尔米那·布拉那》，广受欢迎。还为民族经典歌剧《江姐》重新配器，隆重举行了公演500场纪念演出。那时有评论说，论歌剧演出，上海在全国是“风景这边独好”。
二是按照规范、有序、高效的要求严格管理，既抓规章制度，也提具体要求，如全院禁烟（不见天的地方一律不得抽烟）、棋牌不得入院、接电话第一句先说“您好！请讲”。2002年在院团全面禁烟还是很超前的，在各地院团长中反响较大，很多院团长觉得难以置信，说万一有人抽烟呢？还真没有。而且我只是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明天起全院禁烟，并没有任何违反规定罚款、处分的措施，第二天就禁掉了。为什么一禁就禁掉了呢？因为有四个前提：演出密集了，创作开始了，工资增加了，环境大变了。这四个方面的改变有其内在逻辑，其顺序如果颠倒了，一定也会出问题。
三是整治环境，要为艺术家创造良好的练功、排练等条件。上海京剧院有著名演员到歌剧院来看我，走的时候说：歌剧院实在太破了。我说京剧院原来也没好到哪儿去，你们过个一年半载来，歌剧院会比京剧院更漂亮。2002年12月3日，是重新搬进整修一新歌剧院的日子。事先院办跟我说，气象预报说那天有雨。我说搬家的日期定了就不变了。之所以选择12月3日搬家，有两个含义。一是那天是上海世博会申办结果揭晓的日子，我估计大概率会成功，可以喜上加喜。二是经过一年的努力，歌剧院各项工作真可以说是高歌猛进，但劲可鼓不可泄，得一、二、三，齐步走，重新开始。没想到，搬家那天一滴雨也没下。
四是增加收入。到歌剧院半年后就加工资了，当时所有人都不相信，包括财务部、人事部和分管财务人事的副院长，都在嘀咕加工资的钱从哪来？我说向演出要效益，只要把演出做好了，就有钱提高大家的收入。我在歌剧院期间，每年都加工资，职工收入三年增加了约一倍。第一次加工资时，我在全院大会上说，大家都希望提高收入，领导班子也把这事当作重要工作来做。不过有两句丑话说在前面，一是收入越高管理越严，大家做好思想准备。二是有些演职员业务水平不高，过去收入低，没人来跟你竞争，收入提高后就会有优秀的人才来了，到时候对不起，谁好谁上，你不抓紧努力，只能“让位”了。提高演职员的收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仅关乎院团的生存，也直接影响艺术发展的未来。
▲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在上海歌剧院调研，并在歌剧院召开上海市文艺院团工作座谈会在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并取得内外瞩目的成效基础上，又规划了关键词为“攀登”的2005年全院工作目标，也为2006年——上海歌剧院建院50周年确定了“收获”的愿景。歌剧院在短期内发生的巨变，也引起了市委领导的重视。2004年2月，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和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范德官，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副市长杨晓渡等领导一起来到歌剧院调研，并在歌剧院召开了上海市文艺院团工作座谈会，我代表歌剧院作了工作汇报。在正式汇报时，我先就座谈会的会场说了一段话：这里曾经是中国民族舞剧里程碑的作品《小刀会》诞生的地方，后来是野猫集会、硕鼠乱穿、臭不可闻的垃圾仓库，现在我们在这里欢迎市委领导来院视察，并在此举行座谈会，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算是上海歌剧院三个发展阶段的缩影。座谈会后不久，上海市委决定，把歌剧院列为唯一新增加的市重点院团，全额拨款。等到实施时，我已经离开歌剧院了。歌剧院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变化，引起广泛关注。在物色东方艺术中心（简称东艺）总经理人选时，各方面好像是同时“想”到了我。2004年4月9日，全国第一份政府建造公开招标委托运营的剧院管理协议举行签字仪式，同日，我出任总经理。
东艺是企业性质，市场化运营。根据管理合同规定，政府不补贴一分钱，还要上缴管理费，所以不少人劝我不要去。甚至有人说，那么偏的地方，就是每天免费拉一两千观众去看演出，也维持不了多久。
虽然确立了橄榄型运营机制、播种式观众拓展、大营销集成思维和差异化品牌战略四大运营支柱，但爆发点在哪？东艺正式开业前，得悉“世界第一名团“柏林爱乐乐团有一个2005年秋首次亚洲巡演的计划。我跟浦东新区宣传部长商议后，浦东表示浦东文化基金愿破例资助这一项目300万元。而柏林爱乐的两场音乐会成本高达1200多万元，当时全国99.99%以上的剧场一年的运营经费也不超过1000万元，而东艺的账号里当时只有600万元资金。股东的意见还是不能做，董事长坦言，做不好万劫不复！我理解这样的顾虑，我是股东也可能持相似的立场。
做有巨大风险，不做难以打开局面。但作为总经理，我太需要用这两场音乐会为东艺做一次扩大影响的广告了，这事关东艺的定位展示、特色彰显和战略方向，而不仅仅是一个演出项目。我思虑再三，为打开局面，必须从攻克“柏林”开始，故立下“军令状”：亏了我卖房子。
为了不卖房子，只能拼命卖“票子”。当时为两场音乐会制定的最高票价是4000元，低于北京；最低票价300元，低于香港的300元（那时1港元兑换0.8838人民币），也是柏林爱乐亚洲巡演六座城市中的最低票价。但演出票即使全部卖完，也只是成本的一半左右，所以必须想方设法全部售出，另想办法争取企业赞助。为此，我们做了一些逆常规的销售“规定”。因为当时还是手工出票，历来的做法是票务公司先提票销售，没卖掉的票演出前退还再结账。我担心大家因为误判而“贪心”，拿了很多票，到演出前来退还就麻烦了。便作了三个决定，一是先付款、后提票。二是销售没有折扣。三是为了“防止”各种关系来要增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说，大家知道即使把票全部卖出去也只是成本的一半左右，所以都很理解，没有人来向我要赠票。
中低价位的演出票销售情况很好，进入高价位区域时票房就基本不动了。未料，屋漏偏逢连夜雨，有记者告诉我，网上出现了柏林爱乐北京音乐会因销售困难演出票降价一半销售的消息，准备跟进报道。我上网一看懵了，赶紧跟记者说千万别“吱声”，否则我只能卖房子了。感谢记者体谅，“庆幸”当时网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微博微信也还没有出现。
最终两场票房收入高达700万元（北京的两场音乐会票房收入280万元），迄今依然是中国演出票房收入的天花板。最后一个企业赞助是在演出前10天见面商谈，当即签约，后续也是一波三折，文字不宜细述。两场音乐会的最终总收入达1360万元。如果上海的两场票房和北京差不多，如果赞助没有完全实现，“万劫不复”的预言就会成为残酷的现实。
2005年11月10日，这个普通的日子因为指挥家西蒙·拉特和柏林爱乐一行128人为上海奉献两场人们期待了26年的音乐会，而变得意义非凡。晚上7点33分，柏林爱乐全体演奏员在全场观众异常热烈的掌声中登场，一头卷曲银发的西蒙·拉特神采飞扬地跃上指挥台，柏辽兹《海盗》的第一串音符在鸦雀无声的东艺音乐厅响起。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引来了全场观众长达十分钟的雷鸣般掌声。西蒙·拉特第六次返回指挥席后仿佛要给现场沸腾的气温降点温，便亲自报幕说：“我们很高兴来到这个令人惊奇的城市——上海，在贝多芬之后让我们来听点安静的音乐吧。”加演的西贝柳斯《鹤之梦幻》给了观众又一次震撼，欢呼声再次响彻演出大厅。
音乐会结束后，许多观众不愿离去，赞叹柏林爱乐的高超技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华天礽惊叹说：“这大概是人类能够达到的极致的乐声，我已经无法想象哪支乐队还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著名指挥家陈燮阳说：“柏林一夜，受用终身！”在次日的音乐会上，柏林爱乐乐团又演绎了海顿的《D大调交响曲》、托马斯·阿迪斯的《避难所》，以及理查·斯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用最火热的语言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誉为“一流乐团演出与一流水准运作的完美结合”，柏林爱乐音乐会不仅入选了2005年“上海十大文化新闻”之一，东艺也因“上海最新的高雅艺术发布地”被评为“上海十大时尚地标”。
柏林爱乐不仅给上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团前来的德国另外15人电影摄制组也把在上海的美好时光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后来制作成了时长一个半小时的一部电影。在接待柏林爱乐过程中，我把让柏林爱乐2005年亚洲巡演的六大城市中对上海留下最好的印象作为目标。为此，精心策划宣传，细心安排日程，优化演出环境。包括降落上海后的礼宾待遇，为报价2亿元的乐器准备的三辆带有缓冲气垫和空调的集装箱卡车。在东艺大堂，沿环廊摆放了500盆杜鹃花，观众席围栏上装饰有玫瑰、百合、红掌等各种花束，舞台也被凤梨花、粉玫瑰、跳舞兰等鲜花簇拥。在精美的节目册中，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组让人心潮澎湃的跨页照片，分别是从浦西看高楼林立的浦东陆家嘴美景，柏林爱乐降落的浦东国际机场，全团下榻的当时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和香格里拉大酒店，演出所在地东方艺术中心，乐团离开上海时去机场特别安排乘坐的磁浮列车。
东艺还精心准备了礼品。增送给西蒙·拉特的是为他特别量身定制的“上海滩”黑色唐装，这位指挥家后来就穿着这件唐装出席了在香港的媒体见面会。给柏林爱乐准备的是四个绣娘费时半个月时间用180多种颜色各异、粗细不同的丝线绣了60多万针完成的东艺夜景，给每位演奏家准备的是东艺纪念邮品。
对演出安排接待等十分“苛求”的柏林爱乐乐团，临别上海时向我郑重表示，对在上海的一切没有半点意见和遗憾。西蒙·拉特爵士还深情赠言上海“我们迫切希望早日回来，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经历。我和柏林爱乐将给你们所有的爱！”乐团回到柏林后，在柏林爱乐大厅内，东艺的精美画面被突出地置放在2005亚洲巡演的六大城市的中间，而且是最大的一幅。
当然，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我也有两次向乐团的“交涉”。其中一个是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地最终取消了柏林爱乐部分团员在抵达上海当晚在浦西的一场弦乐音乐会。
攻克“柏林”是个转折点，之后，越来越多的世界名团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表达了前来演出的意愿。柏林爱乐首次上海音乐会三年后，《东方早报》还用“柏林爱乐给东方艺术中心做了一个世界级的广告”为标题做了回溯报道。
如果用最通俗、最简短的“策划好节目，把票卖出去”这两句话来概括一座剧院主要工作的话，前一句是内容为王，后一句是营销制胜。东艺用最短的时间从最初的“‘策划好’节目”阶段华丽转身进入到“策划‘好节目’”时期，东艺也成为国内第一个同时举办了世界两大顶级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的剧院。2012年时，就有观众在微博上发声：“东艺可以倒过来数数了，还有几个世界名团没有来过。”《人民日报》后来甚至用“上海东艺：世界名团的中国之家“为标题对此作了大篇幅的报道。
其实，我们在世界名团音乐会中力推中国面孔和中国作品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仅就东艺2012/13演出季“大师交响－集结号”中，就有8位中国音乐家特别是中国年轻音乐家和世界大师名团的合作，显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 。如郎朗和瓦莱里·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王羽佳和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与旧金山交响乐团携手，王健和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与悉尼交响乐团、李传韵和埃萨·佩卡·萨洛宁与英国爱乐乐团同台，张昊辰和洛林·马泽尔与慕尼黑爱乐乐团、陈萨和尾高忠明与日本NHK交响乐团、孙颖迪和斯蒂凡纳·德内夫与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一起亮相等。
其中，我们力推名不见经传的乐坛新人陈佳峰与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洛林·马泽尔同台演绎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留下了一段至今难忘的乐坛佳话。
在东艺2011/12演出季“交响·乐计划”中，我们作了大师名团集中献演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策划。首先确定了经常与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同台演出的年轻美女小提琴家珍妮·洁森合作演奏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郑明勋执棒；新生代小提琴翘楚克里斯蒂安·特兹洛夫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绎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丹尼尔·哈丁指挥；而“小提琴天后“穆洛娃则与瑞士巴塞尔乐团献演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但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则迟迟没有落实。
我们向指挥家洛林·马泽尔和英国爱乐乐团建议，将原来该团上半场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更换为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得到了指挥和乐团的响应，但依然安排原就在演出独奏家名单中的韩国小提琴家担纲演奏。
我跟节目部说，我们要向指挥大师和英国爱乐推荐一位中国年轻小提琴手。推荐谁呢？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悦耳，兼具俄罗斯民间舞曲特色，独奏部分非常难，对演奏者是个挑战和考验。我提了三个要求，一是年纪要轻、琴技过硬，其次要有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经验并对曲目有深入的认知，第三是外语要好、综合素养也要好，能与指挥和乐团进行良好沟通与合作。然后发动各方“满世界找人”。
很快，《文汇报》记者经过四处“打听”后，向我推荐了出生于1987年的陈佳峰。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陈佳峰时年25岁，他在16岁时就获得全额奖学金赴英国学习，两年后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2011年刚进入朱利亚音乐学院攻读研究生，而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正是陈佳峰在2009年伊丽莎白皇后小提琴比赛决赛中演奏的曲目。他还曾获得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银奖等诸多奖项。
我们立即向英国爱乐和经纪公司递交了陈佳峰的相关资料，并表示，陈佳峰从纽约到上海的往返国际旅费和演出费均由东艺支付。乐团和经纪公司表示接受，但还得征得洛林·马泽尔的认可。然后迟迟没有回音。
担当此次英国爱乐乐团音乐会指挥的是美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他1930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四岁随父母移居美国，五岁时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马泽尔从儿童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指挥天才，在上个世纪就有"音乐神童"的美誉。不仅如此，他还在大学期间主修数学和哲学，并通晓六门语言（德、法、俄、英、葡萄牙、西班牙语）。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几乎每场音乐会不带总谱，且演绎风格特立独行。他一生中总共录制了300多集唱片；指挥了150多个交响乐团和5000场歌剧／交响乐音乐会。他也曾获得过年薪380万美元的最高纪录，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他对“柴小”烂熟于胸，要他接受一个名不经传的中国年轻小提琴手同台演绎，的确不太容易。于是，上海的东艺，与位于伦敦的英国爱乐乐团和经纪公司，身居慕尼黑的马泽尔和身处纽约的陈佳峰，开始了一场跨国协调。最终，英国经纪公司总裁贾斯伯·帕罗特愿意代我亲赴慕尼黑面见马泽尔，并带去了陈佳峰的演奏视频。大年三十那天，从大洋彼岸传来了肯定的答复：这位勇于接受挑战的指挥泰斗决定接受推荐。
陈佳峰携带自己使用的那把1751年在Naples制作的Gagliano小提琴（由英国“小提琴财团”赞助，当时的售价已达到300万人民币）飞回了上海。由于排练时间很少，马泽尔对他说：“我会给你很大空间，你尽管放松心情，表现出你的最好水平。”音乐会上，马泽尔在30多分钟的演奏期间，偏重于对乐队的调配，极少对陈佳峰刻意发出指令，因此，乐曲演奏得十分流畅，也充分体现了这位指挥大师放手给年轻人提供发挥空间的宽容心态。在听众满场的热烈掌声中，陈佳峰加演了巴赫《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为新人与大师的合作佳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不应仅仅满足于你来我往，更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打造“听交响到东方”核心品牌过程中，借邀请世界名团大师来沪举行音乐会的契机，我们成功说服了绝大多数国外名团加演中国曲目，令很多乐团感叹：中国原来也有这么优美的音乐。无形之中完成了一次次中西音乐的对话。对于观众而言，在欣赏了西方古典音乐之后有机会聆听世界名团演绎中国作品倍感亲切，情感上的共鸣经常会营造出极佳的现场氛围和效果。
据统计，《茉莉花》《北京喜讯到边寨》《瑶族舞曲》《良宵》等是以往外国乐团演出次数最多的返场曲。2010年5月，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在演奏了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之后，一曲超乎寻常效果的《茉莉花》为音乐会圆满收尾。我们在和德国波恩贝多芬交响乐团商议2012年新年音乐会曲目时，也推荐了《茉莉花》。但由于乐团巡演编制中没有竖琴演奏家，而东艺提供的交响乐谱版本，竖琴演奏部分很重要。当时考虑过请一位中国乐手参与演奏，但合作排练时间恐难确保。在几乎快要放弃时，乐团被乐曲的优美旋律所打动，决定自行改编，用其他乐器演奏竖琴的旋律。现场演奏赢得了如雷掌声，指挥斯蒂芬·布鲁尔尼只得又重复演奏了一遍。音乐会后他感言：“这是一首芬芳四溢的乐曲，充满田园气息！
如今已正式成为法航民用客机飞行员的指挥家丹尼尔·哈丁，曾经三次登台东艺：2007年携手伦敦交响乐团，2010年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2012年执棒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哈丁应邀参加东艺的“庆世博·交响月”时，在确定了瑞典广播交响音乐会正式曲目的同时，我们要求乐团加演一首中国乐曲，当时东艺发送过去两首曲目的音频是《良宵》和《北京喜讯到边寨》。由于乐团正在进行演出季演出，安排排练时间比较困难。我们告诉对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即将访沪并参加世博会瑞典馆日活动，那一年又恰逢中瑞建交60周年，乐团和指挥便都表示愿意演奏《北京喜讯到边寨》，请把总、分谱快递到瑞典。就这样，音乐会在巴托克《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和马勒《第一交响曲》两部重磅作品之后，为热情洋溢的观众加演了此曲，《北京喜讯》的旋律也铭刻在了哈丁的心中。
2012年3月8日是哈丁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上海音乐会的日子，那天也是国际妇女节。我事先在上海与英国阿斯卡纳斯豪特经纪公司总裁马丁先生会面时，提出请乐团为女性观众加演一首中国乐曲，为女性观众安排开门排练，并请指挥家哈丁现场用中文向女性观众祝贺节日。马丁先生当即打电话给乐团的艺术策划经理尼古拉斯落实此事。在随后的沟通中，本来希望乐团能演奏一首舞曲或者偏女性的乐曲作为妇女节的特别礼物，没想到哈丁认准了《北京喜讯》，只是还要协助乐团找4名负责打击乐的乐手及十几种小型打击乐，这些协调工作也着实麻烦了一番。音乐会前，哈丁反复练习中文祝贺语，只可惜现场的热烈掌声，差点把哈丁“祝三八妇女节快乐”这句话淹没。
返场曲目“中国风”成为世界名团音乐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了东艺世界名团音乐会的一个显著特点。2012年9月，东艺在网上开展了“我最想听到（世界名团演奏）的中国曲目”活动，参与者十分踊跃，集中推荐了20余首曲目。包括《梁祝》《二泉映月》《良宵》《北京喜讯到边寨》《春江花月夜》等。之后几年，我们着力向世界名团推荐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作为返场曲目。2012年英国威尔士BBC交响乐团演奏过，2014年3月东艺开创性地向全国各大剧院卫星直播的德国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音乐会加演过，2014年和2016年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两次在东艺奏响《我的祖国》。尤其是在东艺五次登台的的捷克爱乐乐团2014年5月29日的音乐会，更是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温暖记忆。《文汇报》一位女记者，在2022年春季上海新冠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刻，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想起2014年，在东艺听捷克爱乐，返场曲是《沃尔塔瓦河》和《我的祖国》，一秒飙泪。只要我们还能够理解彼此，世界就不会分崩离析……吧。”
闻名世界的捷克爱乐乐团第一次登台东艺是2007年11月，其中第一场曲目是在古典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组曲《我的祖国》，这是每届布拉格之春第一天必演的曲目。其中第二部分“沃尔塔瓦河”美妙动人的旋律素来受到全球不同民族、文化、语言、肤色和性别民众的喜欢。因此，当捷克爱乐2011年第二次来东艺时，我们和乐团商议，把《我的祖国》中的“沃尔塔瓦河”安排在上半场的第一首曲目。
时间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过得更快。2014年5月29日，捷克爱乐第三次来到黄浦江畔，而且是第一次由闻名世界的捷克指挥大师贝洛拉维克执棒。在策划曲目时有一点踌躇：如果不安排“沃尔塔瓦河”，尤其是捷克指挥大师执棒捷克爱乐演奏捷克作曲家的名曲，部分观众可能会觉得失望。如果安排，另一部分乐迷可能就会有意见，捷克爱乐可以演奏的作品很多，为什么要“炒冷饭”？
虽然我们都清楚返场加演一般多选择三、五分钟的曲目，而“沃尔塔瓦河”时间长约12分钟。但我们还是破例提了一个两全之策的建议，请乐团返场加演。和东艺有着良好关系的指挥和乐团没过多久就答应了。
但我还是不满足。捷克有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中国也有广为传唱的《我的祖国》，如果返场时捷克爱乐能够同时演奏两首《我的祖国》……，一想到现场可能呈现的气氛我就怦然心动。
但此建议向对方提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应。音乐会举行的当天下午，贝洛拉维克与八年前亲睹大师执棒东方市民音乐会的四位观众一起喝咖啡聊音乐，畅聊之间，有乐迷问指挥，您知道这次没安排演奏“沃尔塔瓦河”上海的乐迷都感到很遗憾吗？指挥和我相视一笑，秘而不宣。等观众离开后，我当面向指挥提了加演中国的《我的祖国》作为返场曲的建议，并介绍了这首曲目的来龙去脉和广泛影响，还讲了我个人的特别期待。贝洛拉维克听完后说，一会儿我跟乐团一起排练一下看看。然后我陪同他进入音乐厅排练，这也是我在东艺经历了6000多场演出中的唯一的一次。东艺节目部的同事事先已经把中国的《我的祖国》谱子放在了每个乐手的谱架上。
傍晚六点，排练开始。第一首就是中国的《我的祖国》。这首曲目约四分钟多一点，乐团排练了六分钟，中间停了两次，没有再排练第二遍。根据当晚的演出效果，你就明白什么是世界名团。
晚上音乐会最后一首正式曲目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六交响曲，出色的演奏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四次谢幕后贝洛拉维克重新登上了指挥台，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第二部分的音符瞬间从指尖流淌了出来。一曲演毕，感觉极大满足的全场近2000名观众全都站了起来，用长时间经久不息有节奏的掌声和欢呼声回报指挥和乐团。贝洛拉维克再一次登上指挥台，“一条大河波浪宽”熟悉而温暖的旋律缓缓升起，观众席中顿时爆发出炸雷般的掌声，短短三、四秒后，全场迅速恢复了寂静的状态，每个人都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很多人随着音乐轻轻地哼唱，不少观众热泪盈眶……
第二天，众多媒体报道了音乐会现场感人的情景，《新民晚报》的标题是：《曲中两条“大河”
胸中一样情怀》。
除返场曲以外，我们也为中国作品成为世界乐团演奏的正式曲目做了诸多努力。2014年11月，何训田的原创作品音乐会《香之舞》在东艺首演，呈现了何训田近年未对外公开发表的五首新作，分别是《优昙波罗旋转舞》（弦乐队与方鼓）、《空之舞》（单簧管与管弦乐队）、《琵琶行》（弦乐队与木管）、《云上莲花》（女高音与管弦乐队）以及《色之舞》（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由英国指挥家詹姆斯·贾德执棒以色列交响乐团演奏，联手四位音乐家——黄英、孙颖迪、何也墨、阿诃苏摩共同演绎。
▲英国BBC爱乐乐团演出前举行媒体见面会，作者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李明、乐团首席指挥胡安霍·梅纳、乐团总经理韦伯·西蒙、小提琴家莎拉·张、大提琴家李垂谊、中国作曲家叶国辉和尹明五一同合影2015年10月，首次访沪的英国BBC爱乐乐团在东艺连续演出两场。在为期两天的音乐会里，BBC爱乐首推的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和本杰明·布里顿的3部经典作品，分别是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华人大提琴演奏家李垂谊）和布里顿的《简单交响曲》。
如果说第一场演奏的是英国本土作曲家的作品，第二场上半场演绎了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和西贝柳斯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家莎拉·张）之后，下半场特别演奏了四位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交响作品，成为了本次访沪演出中的重头戏。何训田的《琵琶图》、叶国辉的《乐舞图》不约而同地将时空定格在气象万千的大唐王朝，突出了对西域乐调风情和皇宫歌舞盛宴景象的描摹，隐伏了中国原创音乐作品对交响乐队音色音响建构生发出的可行幽径。尹明五的《水墨画意》和杨立青的《引子、吟腔与快板》两部作品，则以精彩绚丽的配器为契合点，从东方景致意韵和民间戏曲、吹打等传统文化事项中，抽离出典型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糅合。两天之内，一个乐团，跨越多重风格，又由古至今、由西向东“穿越”时空，唤来乐迷许多被乐思带动的诗意遐想与意向联觉。BBC爱乐也以其脱俗的演绎力证了“BBC旗下最具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乐团”的荣誉与担当。本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仅做分享使用，不做商业用途，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留言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责编：张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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