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全面展现全球历史文化风貌,趣味解读世界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上古神话到当今各国八卦,我们为您一一讲述」
作者:刘震云
原标题:《中国人缺什么》,摘自《青年文摘》,并收录于《读者参考》119期
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现在,去世的已经有四个,退休的占一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其实,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
中国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钱,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几乎都靠中国人来支撑。我们最缺的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一个人、一个民族看事情,是看十天、看十年还是看一百年,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界。
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我们修的桥,寿命不会超过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前几天,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地开始往下陷。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沦陷”。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决定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十多年,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77级、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前,它是一个权力社会,但现在,它也是一个权力社会,同时,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77级、78级对于它的改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维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先贤曾经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去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则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百零二个人。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确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我曾经在人大说,你们是怎么考上人大的?考的是脑子,是记忆。我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梦回宋朝,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刘老师,讲错了,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我说,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够拓展到两件事、十件事。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而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
这不光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却不把一个答案拓展成十个。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一类是埋头苦干的,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到底,我们77级、78级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还是同流合污?
我觉得,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他有钱了,升官了,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却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
作者:梁晓声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于是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他们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应该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