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所讨论的“江汉平原”，包含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州)、当阳、钟祥、京山、安陆、孝感、云梦、黄陂、黄冈、浠水(蕲水)、大冶、鄂城、汉阳、武昌、咸宁、蒲圻、嘉鱼、沔阳(州)、汉川、天门、应城、潜江诸县。
[2]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常庆欣、刘明松：《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陈风波、丁士军：《农户行为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对民国以来江汉平原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8页。
[3] 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徐凯希：《近代上海与长江贸易研究——以汉口、沙市棉花市为例》，赵国华、刘固盛主编：《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7—596页；[日]濑户林政孝：《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棉花市場の変動と沙市産棉地帯の対応》，《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009年第19号。
[4] Decennial Reports，1912-21 for Hankow，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5] 鲍殿臣：《略述解放前湖北棉花的产销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发行，第65页。
[6]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472页；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7] 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第43页。
[8] [日]山本进：《清代湖広の水稲作と棉業》，《史林》1987年第70卷第6号。
[9]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10] 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二年》，华商纱厂联合会1924年发行，第10、65页。
[11] 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12] 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1921、1926、1931、1936、1947年湖北棉花面积数据统计。
[13] 需要说明的是沙市与汉口两港棉花出口数据采取的“直接出口”，即从本口岸向国外和其他通商口岸出口的数据，并不包含“进口复出口”数据。
[14] 按：1931、1932、1935年棉花出口量出现波动，是受到洪涝灾害影响。
[15]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沙市棉花事业调查记》，金陵大学农业系1934年发行，第586页。
[16] 数据来源参见张心一：《湖北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1931年第3卷第2期，第67—81页；洪其琛：《湖北之农产概况》，《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社刊》1937年第1期，第122—134页；李刚等主编：《湖北农村经济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91、197页。1930年的资料来自张心一的统计，张为当时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关于生产统计方面的负责人，学界认为其数据较有影响力；1936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的数据，该社运用现代统计学知识，社员入社要求严格，其数据可信度较高；1949年的数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统计局所编制。粮食作物包括水稻、大麦、小麦、玉蜀黍、甘薯、荞麦、马铃薯、杂粮作物等。
[17] 《湖北棉产调查概述(1949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008-001-0013-0001。
[18] 按：14县市包括武昌市、汉口市、宜昌、沙市、武穴镇、咸宁县(城内)、随县县城、襄阳县城、蒲圻县城、黄陂县城、老河口、樊城市、孝感花园、应山广水。
[19] 佚名：《湖北省之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7册，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30—24333页。
[20] 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21]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第29页。
[22] 光绪《荆州府志》卷六《地理志》，光绪六年刻本。
[23] 白眉初：《鄂湘赣三省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7年发行，第312页。
[24]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6年发行，第425页。
[25]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发行，第66—67页。
[26] [日]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27] 根据1912—1939年沙市与汉口海关报告中的价格计算。
[28]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51页。
[29] 《民国四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5)》，《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68册，第570页。
[30] 《沙市关民国十四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25)》，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87册，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版，第499页。
[31] 该文中的棉花种植面积数据采用了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所编《中国棉产统计》，该书收集了1923年至1946年历年的相关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了平均值。棉花等级的分类标准是基于1937年湖北省对掺水掺杂棉花进行取缔所调查的资料。该分类方法根据棉花的品种(中棉、美棉)和级别，分为上级、次上级、中级、次中级和下级。其中，按照美棉的上级定为10分，中棉的下级定为1分，进行排序。详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编：《湖北之棉花》，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1938年本，第12—25页。
[32] 《中华民国十三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4)》，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85册，第8页。
[33]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3页。
[34]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41页。
[35] 《湖北棉产调查概述(1949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GM008-001-0013-0001。
[36] 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八年》，第54页。
[37] 《沔阳县粮食调查(1935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024-001-0732(1)。
[38] ⑥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63页。
[39]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 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
[40] 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3页。
[41] Pablo D. Fajgelbaum， S. J. Redding，“External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rgentina 1870-1914”，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Vol.40， pp.1966-1986.
[42] 《最近长江流域之经济状况》，《经济评论》1934年第1卷第5号。
[43] 刘礼堂、宋时磊：《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基于汉口港的个案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4] [日]濑户林政孝：《清末民初揚子江中上流域における棉花流通》，《社會經濟史學》2006年第71卷第6号。
[45] 梁之军：《湖北之棉业》，《中国经济评论》1935年第2卷第8期。
[46] 李辉：《棉花之流动：近代荆沙地区的市场与社会(1896—193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9页。
[47] 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第29—45页。
[48] Shasi Trade Report for 1929，《沙市海关档案》，荆州市档案馆藏，档号：15-1-117-001。
[49] 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50] 李红涛、付少平：《“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社科纵横》2008年第5期。
[51] 方书生：《经济区的形成与绩效：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1842—1937)》，齐鲁书社2020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