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生 | 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

张秋生，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中澳关系史、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担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教育部对澳大利亚交流专家组成员等。

（一）亚洲新移民主要结构特征概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以中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为代表的亚洲新移民的到来，澳大利亚亚裔移民群体不仅在规模上发生了量的改变，社会结构特征方面也在发生质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越来越坚定地走上了多元文化主义道路，多元文化主义在1989年成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由于多元文化政策为亚洲人移民澳洲提供了公平、公正的机会，且澳洲地缘上临近亚洲，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美、福利保障体系完善，使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亚洲各国移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来，进而令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亚洲移民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使得澳大利亚移民人口地区来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执行，越来越多的亚洲移民涌入澳洲，使得澳大利亚亚裔移民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其所占澳大利亚移民人口比例亦持续走高：1975～1976年度，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等亚洲地区对澳移民人口为8085人，年度澳洲移民人口总量为52752人，亚洲移民占澳移民人口总量比例仅为15.3%；1978～1979年度时，亚洲对澳移民人口已翻番，达20736人，占澳大利亚全部移民人口总数比例已达30.9%；1984～1985年度，亚洲移民人口总数再升至30612人，增幅达50%左右，其占澳移民人口总数比例则达到39.5%；而至1991～1992年度，亚洲移民人口总量已达54392人的历史最高水平，其占澳全部移民人口总数比例亦高达50.6%的历史最高点。亚裔移民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澳洲移民人口总数比例不断提升，则意味着澳大利亚传统移民来源地欧洲的对澳移民人口比例在持续下降。亚洲，正取代欧洲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移民人口来源地区。

其二，亚洲移民地区来源构成变化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仅亚洲对澳移民人口总量有大幅增长，亚洲的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等地区对澳移民人口亦皆有较大增长。1975～1976年度，东南亚对澳移民4704人，东北亚对澳移民1782人，南亚对澳移民1564人，而至1995～1996年度，这三大亚洲地区对澳移民已分别增至13147人、18668人、7709人，20年间，这三大地区对澳年度移民人口分别增长了179%、948%和393%，平均对澳年度移民人口增长率为8.95%、47.4%和19.65%。然而，由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20年间，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对澳移民人口年度增长率差异较大，使得亚洲对澳移民人口地区来源结构发生了十分醒目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亚洲移民大多来自东南亚，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南亚移民甚至占全部亚洲移民人口的七八成。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南亚移民人口比例持续下滑，至1995～1996年度已仅占亚洲移民人口的33.3%。与此同时，东北亚和南亚移民人口比例则稳步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东北亚移民人口仅占澳大利亚亚洲移民人口10%左右，南亚移民甚至一度低至5%～6%。但至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东北亚移民人口占比已达30%～50%，南亚移民人口占比亦达20%左右。可见，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北亚地区已成为澳大利亚主要的亚洲移民人口来源地。

其三，亚洲移民人口的国别与地区结构变化较大。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对澳移民人口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具体到亚洲各国对澳移民人口数量增长来说，情况则各有不同。这里分别以1975～1976年度、1985～1986年度及1995～1996年度三个相互间隔约10年的移民年度探讨亚洲各国对澳移民情况的变化。在1975～1976年度，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对澳移民人口数量皆偏少。按照对澳移民人口数量排序，分别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越南、斯里兰卡、缅甸和老挝。其中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对澳移民人口数量最多，亦不过分别为1201人、1111人。至1995～1996年度，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情况如下：（一）中国大陆人口增量较大，排位迅速上升。1975～1976年度中国大陆排名仅为第五位，1985～1986年度便上升至第三位，而至1995～1996年度便升至第一位。（二）越南对澳移民人口数量变化反差巨大。在1975～1976年度，越南对澳移民仅539人，排名第七位；至1985～1986年度，对澳移民人口增至7168人，暴涨12.3倍，排名第一位；至1995～1996年度，移民数量降至3567，排名则降至第四位。（三）马来西亚、菲律宾对澳移民人口不增反降，排名位次亦不断下滑。马来西亚对澳移民从1975～1976年度的1201人增至1985～1986年度的2284人之后，在1995～1996年度反而降至1081人，其排位更是一路下滑，从1975～1976年度的第一名，降至1985～1986年度的第五名，再降至1995～1996年度的第十名。菲律宾对澳移民从1985～1986年度的4128人降至1995～1996年度的3232人，排位则从1975～1976年度及1985～1986年度稳定的第二名下滑至第五名（见表3－2）。总之，整体来说，在1975～1976年度至1995～1996年度这20年中，对澳移民人口数量及排名变化较大的是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及越南等国。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香港的情况也甚为特殊。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数年中，香港对澳年度移民曾一度高达1万多人，高居亚洲各国对澳移民人口数量之首，但至1995～1996年度时，其对澳年度移民人口数量暴降，故该年度香港对澳移民人口数量仅排亚洲各国和地区对澳移民人口数量第二位。但总体来说，这20余年中，就亚洲各国和地区对澳移民人口变化来说，中国大陆的表现尤为亮眼。

总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澳大利亚放弃了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多元文化道路，从而使得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亚洲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海外移民人口的主要来源地，而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来源结构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当然，这种移民政策的革命性变化，不仅导致了澳大利亚整体海外移民人口的来源结构、亚洲移民来源结构的重大变化，也给澳大利亚各亚洲国家移民族群人口结构带来了重大影响。下文便以亚洲新移民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大陆移民、印度移民、越南移民和菲律宾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来做一阐释。

来自凤凰网的报道，指出移民有利于缓解澳大利劳工短缺。[图源： js.ifeng.com ]

（二）华人新移民主要结构特征的变化与分析

自1972年中澳建交、澳大利亚废除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以来，赴澳华人移民不断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逐步调整，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华人新移民成为赴澳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澳洲华人的社会特征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日益引起中外关系史学者和华人史学者的密切关注。笔者多年来从事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因研究工作需要，曾多次赴澳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下面拟从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DIMA，简称移民部）所查阅到的有关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据，对20世纪末近20年来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基本社会特征做一简要分析。

1.人口数量特征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部的有关统计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赴澳大利亚的华人新移民逐年增多（见表3－3）。

从表3－3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其一，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香港华人移民一直是澳洲华人新移民的主要来源。在1982～1995年赴澳的华人新移民中，有38.9%来自香港。直到1996年，香港移民的优势地位才被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所取代。

其二，每年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华人永久移民数量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台湾和香港移民的数量在1990～1991年达到了峰值，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数量在1995～1996年达到了峰值。

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1）在澳大利亚走出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对移民的需求增长，赴澳的华人数量在逐年增加。

（2）自80年代末以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开始转向吸收技术移民。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技术移民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青睐。

（3）到了90年代早期，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日益深化，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数量也随之下降。

（4）在1994年春，澳大利亚基庭政府做出决定，1989年6月20日前抵达澳洲的19000余名留学生及其9500名亲属将获准定居，其余留学生8000余人如符合年龄、资历等相关条件，也可获准永久居留。这一决定导致1995～1996年度中国大陆新移民数量在1995～1996年达到了高峰。

（5）1996年霍华德联合政府上台后，开始大幅度削减家庭移民的数量，实行更加严格的技术移民政策，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赴澳的华人新移民的数量开始呈下降之势。

2.移民类别特征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移民选择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20年中进入澳大利亚的华人新移民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经济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家庭团聚类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对于香港和台湾的华人新移民来说，经济移民一直占支配地位。而中国大陆华人新移民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留学生是移民的主体。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技术移民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见表3－4）。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类别的差异对华人新移民的家庭团聚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移民较多，他们把妻儿首先送到澳洲定居，然后自己做“太空人”。中国大陆移居澳洲的多为留学生，他们出国多是没有家庭随行的男性，待取得了永久居留权后，才把自己的妻儿带到澳洲。因移民的类别不同，他们的家庭团聚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然而这种团聚的方式，逐渐改变了澳洲华人男女的比例（见表3－5）。

3.年龄构成与教育背景特征

2001年，澳大利亚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移民的平均年龄分别是40.9岁、33.9岁和26.2岁。从年龄构成来看，华人新移民的年龄多在25～44岁，台湾移民的平均年龄最为年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追求年轻技术移民的移民政策，其结果导致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新移民更加年轻化。

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总体教育水平较高。2001年，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中，分别有47.1%、48.1%和46.1%的新移民拥有某种形式的教育或职业认证，分别有33.7%、35.7%和34.7%的新移民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显示了1996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上台执政后移民结构调整的趋势与导向。

4.经济生活特征

澳大利亚华人的经济生活特征集中反映在就业率和在澳从事的职业上。就业率是衡量华人经济生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2001年，香港出生的华人就业情况最好，中国大陆的移民次之，台湾移民最差。但是华人新移民的就业情况均不如澳洲整体人口的就业情况（见表3－6）。

从在澳大利亚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生的华人移民从事的职业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多是留学生（其中又以自费语言生居多），他们英语水平有限，其教育文凭得不到澳大利亚当地政府的承认，因此，多从事地位低下、不需要技术的蓝领职业。1996年，在他们中间，有1／4的人从事着普通工人的职业，1／10的人是机器操作工，1／5的人从事一般的技术性行业，主要是当地华人开办的餐馆。与之相反，1996年，1／3的香港移民从事专业技术性工作或半专业技术工作（尤其是会计、计算机和其他与商业有关的职业），1／6的香港华人移民还从事着管理者的工作。台湾移民和香港移民的情况十分类似，但是台湾移民更多地从事管理者的工作，而不是专业技术性工作。但是，如前所述，1996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执政后进一步调整了技术移民政策，上述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2001年，中国大陆新移民中从事技术性行业的人数已超过了其总人数的一半多，高于澳大利亚整体人口的同类水平。同时，香港移民中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数也有所增加（见表3－7）。

5.在澳分布特征

影响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分布的因素很多。对于家庭移民来说，其先期抵澳的家庭成员在澳大利亚的居住情况对后来的家庭成员在澳选择居住地有直接的影响。人道主义移民多集中在墨尔本和悉尼的移民宾馆以及志愿者和亲朋好友较多的社区中。经济移民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和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容易就业的地区。此外，亲戚朋友的推荐以及移民本人对于澳大利亚的了解情况，也是影响移民在澳分布的因素之一。

华人新移民主要集中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西澳和昆士兰等地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郊区，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差异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新移民超过半数居住在新南威尔士（主要集中于悉尼）。2001年，新南威尔士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华人新移民人数分别为85450人和37590人，而在维多利亚和其他州的人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香港移民大部分是经济移民，新南威尔士和其他地区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优势。此外，新南威尔士的华人社区最多，成为中国大陆家庭移民的首要选择。来自台湾的华人新移民则比较偏爱昆士兰，2001年，有8440名台湾华人新移民居住在昆士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和华人人际关系网络情况，从而形成了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聚居模式。

6.宗教信仰特征

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宗教信仰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文化生活变迁的新特点和澳大利亚民族同化的渐进进程。佛教和基督教是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信奉的两大宗教，2001年，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台湾信奉佛教的华人新移民人数分别为27740人，7860人和9820人，信奉基督教的分别为6620人，11340人和4820人。

（三）印度、越南与菲律宾新移民主要结构特征的变化与分析

1.印度新移民的人口特征与人文特征

（1）人口规模与构成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印度移民数量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印度人群体规模渐趋庞大。从表3－8中的1961～199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起，澳大利亚的印度移民数量相比60年代已经有了显著增长，1961年澳大利亚有印度移民14166人，1971年印度移民增加到29211人，比10年前增加1.5万人，所占澳洲人口总数由0.13%上升到0.23%。这主要是因为1966年移民限制条例放松，促进了英裔印度人以及印度技术移民从印度移民到澳大利亚。1981年，印度移民突破4万人，占所有移民总数的1.4%，占澳洲人口总数0.29%。从1981～1991年，印度移民数量持续增长，这10年印度移民数量总数增加了1.95万人，1991年达到6万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度移民数量增长速度加快，至1996年，印度人口达到77521人，5年中人口就增加了1.7万人，几乎是上一个10年的印度移民增加数量，占移民总数的2.0%，与1971年相比所占份额增加一倍，在澳洲总人口中占0.44%，是1971年的2倍。总的看来，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印度移民数量在持续增加，群体规模在逐渐增大，而且增长速度加快，但是其增长速度不及亚洲其他国家移民增长速度，因为印度移民在亚洲移民中的比例在此期间逐渐下降，从1971的17.5%降至1996年的9.1%。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中印度移民是指在印度出生的移民，不包含在其他国家出生的印度移民以及第二代移民，因此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印度裔移民群体规模要更大些。1991年人口普查时，澳大利亚第二代印度移民有36801人，加上第一代移民，印度移民总数在亚洲移民中居于第4位。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斐济的印度移民也是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和2000年，斐济内部政治局势不稳定，导致政变的发生，大量斐济印度人移民澳大利亚。据统计，大约有35000～40000名印度人从斐济移民澳大利亚，此外还有10000多名印度人是从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移民来的。

（2）年龄与性别结构

澳大利亚1971年人口普查时，印度移民的年龄中位数是35岁，比1961年下降4岁，这主要是因为1966年后大量英裔印度人以及印度年轻的技术移民到来导致的。他们移民澳洲后，可以很快进入劳动力市场，为澳洲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是10年后，印度移民的年龄中位数又回升到39岁，在这10年中，印度移民数量相比上个10年减少，但是之前的移民赴澳时间越久，年龄中位数就会越大，因而总体上导致印度移民年龄中位数回升。从1981年到1996年，印度移民年龄中位数从39岁递增到41岁。尽管澳大利亚总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也一直处于增长趋势，二者年龄中位数差距在缩小，但是到1996年印度移民的年龄中位数还是要比澳洲总体水平大7岁（见表3－9）。

图3－3的1991年印度移民年龄结构金字塔结构一目了然，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细的金字塔结构，因为其中处于25～49岁中青年年龄段的人口最多，而处于青少年和老年段的人口比例较少导致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印度移民的性别比例也在发生变化，196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女比例是130∶100，到1971年，随着大量自由移民的到来，性别比例降为107∶100，1981时男女比例已经持平，这种平衡持续到90年代初。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更大规模的印度新移民的到来，性别比例开始失衡，1996年人口普查时，男女性别比例为105∶100，男性移民总数大于女性移民。而澳大利亚所有海外移民以及澳大利亚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从1961至1996年呈下降趋势，至1996年时，女性人口已经大于男性人口。从性别比例可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印度移民中男性占优势地位，而且这种男性占优势地位的趋势还将加强（见表3－10）。

（3）来源地与在澳地理分布

与早期移民相比，印度新移民的来源地分布更加广泛。早期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北方或西北边境的旁遮普、古吉拉特等省邦，而且多为农村地区。而印度新移民的来源地已经扩大到印度全国，并且多为发达城市地区。另外，还有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移民到澳洲的二次移民，如斐济动乱时期，有大量的印度裔移民移居澳大利亚，此外还有从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移民来的。

在澳印度人针对澳政府的抗议活动。[图源： thepaper.cn ]

与来源地分布广泛相比，在选择移民居住地方面，印度新移民则相对集中。一直以来，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是印度新移民最青睐的目的地，这两个州的印度移民数量超过60%，西澳是印度移民的第三大分布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印度人移民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各州的分布人数都有所增加，但增加程度不尽相同。相比中国移民在居住地选择方面较为稳定的倾向性，印度移民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较大，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和西澳。1986～1996年，印度移民在新南威尔士的分布比例逐渐增加，从1986年的30.4%上升到1996年的37%左右。在维多利亚州的分布比例也在逐渐增加。而西澳的印度移民比例逐渐下降，1996年比1986年少了6.2%（见图3－4）。前文提到，1970年前后，大量的英裔印度人移民澳大利亚，虽然很多人选择的也是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但是更多的英裔印度人移民到西澳州。所以导致20世纪70～80年代西澳所占比例较高。虽然80年代后有大量印度裔移民群体到来，但是选择西澳的移民比例很少，导致西澳印度移民比例大幅下降。还需注意的是，印度移民在各州内的分布情况也是不均衡的，印度新移民大多集中在各首府城市，墨尔本、悉尼是他们的首选。

总体而言，印度移民在澳洲各州的地理分布变化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印度移民赴澳密切相关，移民类型、在澳社会网络以及澳洲的经济教育资源分布情况都是他们选择居住地的重要考虑因素。此外，这种地理分布的变化也受到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宏观影响。

（4）移民类别

“白澳政策”废除以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不断调整，以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移民类别主要包含三大类：家庭团聚类移民、技术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其中家庭团聚类又分为优先类（preferential）和让步类（concessional）；技术移民分为雇主担保类、商业技术移民和独立技术移民；人道主义移民分为难民和特殊援助类。

从80年代以来，印度家庭团聚类移民和技术移民逐渐增加，寻求庇护的人道主义移民数量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在家庭团聚类移民中，让步类移民人数逐渐增多，从1988年开始，他们超过了优先类家庭团聚移民。这主要是因为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政府不断放宽家庭团聚类移民政策。1982年澳大利亚政府新政策表明，已经成年的子女也可以以家庭团聚类移民到澳大利亚。1983年，又取消了对家庭团聚类移民的英语语言要求。

1986年，该类移民政策继续放宽标准，使更多的家庭成员可以移民澳大利亚，包括侄子侄女等。尽管这次移民政策的改革最初是因为受到来自北欧移民的压力而进行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亚洲移民。印度移民很好地利用了此项政策。在技术移民类别中，雇主担保类移民和商业技术移民数量在逐年减少，独立技术移民人数增加迅速，一减一增对比鲜明。从1990年开始，技术移民总数是上一年度的2.5倍，并且超过了家庭团聚类移民，占该年度移民总数的58.4%，1991～1992年度技术移民占比达到60%，技术移民已经取代家庭团聚类移民成为印度移民的主体（见表3－11）。

（5）语言情况

移民对移入国家语言的使用熟练程度会影响他们获得公共服务、教育、就业的机会以及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澳大利亚是英语语言国家，因此，对印度新移民的英语熟练程度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印度英语非常普及，是印度官方语言，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采取的是英式教育，英语是教学使用语言。因此尽管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或者母语，但是印度新移民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几乎人人会说英语，甚至在家中也说英语。198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移民15岁及以上人口中会说英语的比例高达96.8%，普遍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移民，当时亚洲移民中会说英语的比例是79.2%。1991年澳大利亚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非英语背景国家移民中只说英语的比例是21.8%，英语水平非常好或好的比例占58.3%。但是印度移民的英语语言水平远远高于这一平均水平，97%的印度移民能够熟练掌握英语，而且其中有66.9%只说英语，这一高比例主要是因为这部分印度移民中有很多属于母语是英语的英裔印度人。英语水平不好或者不会说英语的比例只有2.5%（见表3－12），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移民。印度人熟练的英语语言能力为他们在申请移民过程中加分，并且在移民澳大利亚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英语语言能力可以用来衡量印度移民在澳洲的适应情况，而使用母语对加强与本民族的文化联系和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在印度移民中，说各种母语的人数和比例也在发生变化，其中说印度语和旁遮普语的人数和比例越来越大。1991年人口统计时，只有32.8%的人口在家中说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说印度语占9.8%，其次是泰米尔语占3.3%，说乌尔都语的不到1%，说其他各种语言的占18.7%。总体而言，印度移民在家中说母语的比例在逐渐增加。从语言的变化中也可以发现印度新移民的来源地在发生变化。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新移民在家中说各种母语的人数和比例都在不断增加。不同母语使用比例的变化是由印度新移民的来源地发生变化而造成的。同时，超过90%的印度新移民都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这体现了澳大利亚印度新移民语言的多样性。

（6）教育程度

教育水平是衡量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会影响到一个族群的就业率、职业结构、收入状况和经济地位等方面。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发现印度新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很高。1981年人口普查统计时，具有本科生学历的比例达到14.4%，获得其他资格学历的比例占23.7%。同比中国移民，具有本科学历的比例只有8.8%，亚洲移民平均水平为13.6%，因此印度移民的受高等教育水平要略高于亚洲移民平均水平。199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时，印度移民受教育水平又上一个台阶，普遍拥有高学历背景，接近60%的人口具有某种学历或资格认证，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超过30%，具有技术资格认证和一般资格认证的比例也超过10%。同比中国移民，印度移民受教育水平更高（见表3－13）。

（7）就业与职业

一般来讲，并不是所有的移民到达移居国后就能够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通常情况下，技术移民能够较快地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但是对家庭团聚类移民、难民或人道主义移民来说这并非易事。他们通常在寻找工作前，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相关工作技能的培训或学习英语。他们融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也是衡量他们适应当地经济生活的一种指标。

劳动参与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重要指标，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包括就业者与失业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新移民大规模赴澳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改变了印度裔族群的社会经济特征。1981年人口统计时，澳大利亚印度移民中15岁及以上人口有38877人，其中就业的有24626人，就业率达到63.3%。在失业率方面，1981年印度移民失业率为4.8%，显著低于同期亚洲移民的总体失业率（9.1%），也低于澳大利亚出生人口失业率（5.9%）。到1991年印度移民的就业率为68.7%，其中北领地的就业率最高，为74.3%，1991年，印度移民的失业率是13%，稍稍高于同期的澳大利亚出生人口的失业率水平（11.6%），而这种高失业率主要是由当时澳大利亚的经济衰退导致的（见表3－14）。

移民的职业类型也可以作为衡量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一个指标，移民的职业结构和业分布能够反映出他们融入移居地劳动力市场的程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印度新移民的教育、经济与职业等背景较老移民更为复杂多样，移民类别和移民模式也是多样的，因此他们移民后对澳大利亚的印度族群的职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职业结构逐渐发生改变。1991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见表3－15），印度移民从事高级职业领域的比例相对较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的比例为28.7%，大大高于澳大利亚总体水平的19.2%，其次是一般职员，占21.1%。另外，管理行政人员的比例也较高。与中国新移民相比，印度新移民中从事低端职业领域的比例低，体力劳动者、工人或司机的比例都不足中国移民的1／2。

经济收入可以更直观地来衡量印度移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印度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198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均年收入超过1.8万澳元的比例占12.5%，远高于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人口中的这一比例（7.7%）但是低于同期亚洲移民中这一收入比例（17%）。图3－5是1991年印度新移民与澳大利亚总人口的个人年均收入状况。从整体上看，印度新移民的收入水平要远高于澳大利亚总体水平。具体地来看，印度移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比例要低于澳大利亚总体水平。在高收入水平比重上，印度移民又占有极大优势，人均年收入在2.5万澳元以上的比例占32%，同比澳大利亚总人口中该比例为22.6%。此外，印度移民中还有5%的人口年收入高于5万澳元，而澳大利亚总人口中有3.3%。从人均年收入中位数来看，1991年澳大利亚总体人均年收入中位数是1.42万澳元，中国移民是1.22万澳元，而印度移民则高达1.86万澳元，比澳洲总体水平高0.44万澳元，比中国移民高0.64万澳元。由此可见，1991年时印度移民的收入水平要澳洲平均水平，也高于中国新移民水平。

总体而言，印度新移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趋向良好方向发展，印度新移民的劳动参与率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且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移民比例也较高，从而收入水平也高。分析原因，一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倾向于技术移民，印度移民中技术移民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他们移民后能够较为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二是印度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高学历的教育背景有助于帮助移民进入移居地的高级劳动力市场，从而获取更丰硕的回报。同时，印度新移民从事高收入行业的比例较高，有13.7%从事医疗、计算机、金融行业，从事餐饮服务业的人只有6.6%；最后，英语语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就业率，印度移民对英语的熟练掌握，有助于他们在工作上的沟通交流，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8）宗教信仰

海外移民的宗教信仰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移民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新特点和澳大利亚民族同化的渐进进程。与中国新移民相比，印度新移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差异性较大。在印度，很难找到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印度教是第一大教，超过80%的人口信仰印度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另外还有信仰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等。当这些宗教信仰者移民澳大利亚后，并没有斩断与祖籍国的联系，这种根植于内心世界的宗教信仰被移植过来。因此，移民到澳洲的印度人也几乎都有宗教信仰。1981年人口普查时，印度移民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达到75.9%。199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移民信仰基督教仍是最多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澳大利亚的印度移民中信仰基督教的英裔印度人还占有很高的比例。但是信仰其他宗教的比例在逐渐增加，从1981年的14%上升到1991年的29%，增加了15%，其中信仰印度教（18.6%）和锡克教（6.3%）的移民最多（见表3－16）。此后，随着大规模印度新移民的到来，澳大利亚印度移民的宗教信仰情况发生变化，基督教徒的比例逐渐减少，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比例在增加，印度教徒比例20年间增加了近30%，锡克教徒的比例也增加了12.4%。尽管伊斯兰教在印度是第二大宗教，但是澳大利亚印度移民中的伊斯兰教徒比例却很小，反而锡克教成为印度移民中的第二大宗教。

随着印度移民的增加，他们在澳大利亚各大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寺庙，定期集会礼拜。澳大利亚第一座锡克教寺庙于1968年6月在卧龙岗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大约有20～25座锡克教寺庙建立，目前，在澳大利亚有30座锡克教寺庙。澳大利亚第一座传统的印度教寺庙于1985年在悉尼开放，而在此以前，印度教徒都是在私人家中进行集会祷告。这些寺庙的主要活动除进行传教外，还会兴办语言学校、建立图书馆、创办报刊等。印度移民往往通过宗教组织来庆祝民族节日、开展文化活动，以此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此可以说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他们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2.越南新移民的人口特征与人文特征

（1）人口数量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越南移民数量相对较少。据统计，1975年，全澳仅有约1000名越南人。其中，约540人是被澳大利亚家庭收养的越南孤儿，另有400多人是通过澳大利亚援助东南亚的“科伦坡计划”而赴澳学习的留学生（多数学生其后又离开了越南，因此他们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余下极少数越南移民多为与澳大利亚军人结婚的妇女或者少数商人。

由于总体数量较少，1975年之前，这一群体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而自1977年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和澳大利亚相关政策调整等因素的拉动，以及越南战争和国内政治变动等推力的综合影响下，越南移民开始大批涌入澳大利亚，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

澳大利亚当地社会一般习惯将这些越南移民迁入澳大利亚的过程概述为三波“移民潮（wave）”，由于其中以难民居多，故也可称其为“难民潮”。第一波移民潮是1975～1978年，其中绝大多数的移民是在越南战争的影响下被迫迁入澳洲的南越战争难民。第二波移民潮从1979年开始，受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又有一大批包括越南境内，以及之前已经逃入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等地的越南难民迁入澳大利亚，其中不乏许多华人。而第三波移民浪潮则主要由之前移入澳大利亚的越南移民的海外亲属组成，他们从1985年开始，以家庭团聚类型的移民方式迁入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的历年移入澳洲数量也由此迅速增加，并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达到顶峰。据统计，1990到1991年，到达澳大利亚定居的越南人总数高达13248人。而1992年以后，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调整，越南移民迁入澳大利亚的人数迅速减少。其总人口数开始趋于平稳。

同时，男性人口远多于女性人口也是越南移民的特征之一。数据显示，1976～1996年，男性移民数量基本上都远远超过女性移民，尤其是在1986年，男性移民的比例比女性移民多出了10.6个百分点，性别比例失衡很容易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并对于该族裔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见表3－18）。

（2）移民类别特征

从移民类别上看，澳大利亚越南移民与其他亚洲移民有较大区别，尤其是20世纪70～90年代的三波移民潮中，越南移民基本是由人道主义移民以及家庭团聚移民的类别组成。

1975～1978年，澳大利亚越南移民基本都是人道主义移民；1979年，也就是第二波移民潮开始后，澳大利亚的越南移民仍主要是由难民组成的，包括越南境内，以及之前已经逃入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等地的越南难民以人道主义移民的方式迁入澳大利亚；而从1985年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移民政策的调整，越南移民的类别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一时期以家庭团聚类型的移民方式迁入澳大利亚居多。但总体而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的越南移民都是人道主义移民或者家庭团聚式移民（见表3－19）。

（3）年龄构成与教育背景特征

在移民澳大利亚之初，越南移民是一个相对较为年轻的移民群体。从年龄构成来看，其整体的年龄结构较为年轻化。1986年的数据资料显示，越南移民的平均年龄为26.2岁，同年所有澳大利亚海外移民的平均年龄则为40.7岁，而澳大利亚总体的平均年龄为31.1岁。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移民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家庭团聚式移民的增加，越南移民的年龄构成出现变化，中年人口比例显著提升。15～44岁的人口占越南移民总人口的比例从1981年的约65%，增长到了约74%。

同时，从受教育状况看，越南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无学历及各类资格证书的人数超过了总移民数量的70%。虽然1996年的统计状况相对有所提升，拥有各类资格证书的移民比例达到了2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移民总体受教育状况仍与其他移民，或者其他族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中，女性移民受教育水平与男性移民更低（见表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