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载自“李庆志心胸血管大夫”。原文发表于2017年6月26日。
翁渝国教授今日于上海病逝，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为世界心外科及中国心脏外科事业奋斗终生的人。
有人将外科医生归类为三种人：一种是创造手术的；一种是学习手术的；还有一种是学也学不会手术的。国内一位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看过翁渝国教授的手术后说：翁渝国就是那种能够创造手术的人。
翁渝国，德国洪堡大学的终身教授，德国心脏中心副院长，迄今为止已完成万余例心脏手术。他曾第一次在世界上成功采用心脏辅助装置治疗中末期扩张性心肌病，是世界上独立完成心脏移植和使用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最多的心脏外科专家之一。他可以胜任各种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并且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被誉为当今世界心脏外科的一把“神刀”。
第一次听说翁渝国的名字是在1997年底。当时德国的《世界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位中国心胸外科医生在德国创下的几项世界第一。德国权威媒体中难 觅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在这种氛围中，这篇报道让我高兴甚至自豪了好几天，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汉字该怎么写，只知道他是位已发表几十篇 有影响的论文的洪堡大学教授。调查报告《中国人在柏林》把他和李鸿章，孙中山，康有为，周恩来等一并列入。此后几年里，更令我敬佩的是，当他继续打破 着世界纪录，成为中德媒体不时捕捉的对象时，甚至当他们夫妇成为中德两国元首都要会见的人物时，他坚持说：“我要淡出”。哪里有活动，与他有关无关，都时常会请他到个场，挂个名。他是能推则推。推不了的，就低调出场，幽默谈笑。没听他说过冠冕堂皇的话。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就象他的手术，不是为了表演，而 是为了救人。我们看他在救人，他把心脏看得可更实在：这是生命，但也就是个泵。
几项世界第一
两德统一前后那几年，德国各地出现了新建心脏中心热。 柏林于1986 年拟建世界级水准的心脏中心。当年德国著名的“一把刀”HETZER教授选上了翁渝国作为开创者同赴柏林。翁渝国成了中心当时唯一的亚洲人。从此，翁渝国 的几项世界第一便与柏林分不开了。他目前是世界上做心脏辅助装置最多的心脏外科医生，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使用小儿心脏辅助装置的医生。他已给约400 余位因心脏衰竭而临终的病人安装不同的心脏辅助装置，成功率在80%以上。1994年，他第一次在世界上采用心脏辅助装置减低左心负荷治疗某些终末期心衰 病人。这些病人在使用心脏辅助装置后，心脏功能恢复正常，然后再将心脏辅助装置撤除。世界上携带人工心脏最长，即4年多的病人就是他在1997年7月进行 的手术。2001年1月19日，他在上海做了亚洲第一例人工心脏。他还曾成功地一次植入4个心脏瓣膜，为体重仅1600克的早产儿进行根治手术。他特别是 对新生儿繁杂性畸形有独到之处。
他还有几个惊人的数字：他作为胸部和心血管外科方面的主刀，已做了10000余例心内直视手术。这个数字是很多大医院历史上所有心外医生手术总和都达不到的。他主刀的心移植，肺移植及心肺移植达500多例。而这类手术在亚洲，是做一例，媒体就要 抢着报道一例的。心肺联合移植对血管的吻合技术要求特别高，必须达到100%的吻合成功率。否则，心脏跳搏之时，哪怕一处血管吻合不好，稍有渗血，病人都 有生命危险。与他同台过的中国医生都惊叹于他手术的速度和精细准确程度。他主刀，助手常常跟不上。缝血管，可是1毫米里要缝多少针的呀！东方式的细腻加上 西方式的胆量，也还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有助手评价翁渝国的手术：“漂亮，到底是做过一万例的。”但他的自我评价是轻描淡写的：“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管得死，就把临床实验机会让给我们了。”
华人心脏外科医生楷模
一个华人凭什么能在欧洲国家的心脏中心做到如此高的位置？ 跟随翁渝国学习工作多年的学生王冀告诉记者：就是手术做得好。什么样的心脏手术翁渝国都能做，而且手术并发症很少，手术后病人恢复得快。一旦国际有了什么新的技术出现，他马上最先尝试，永远保持他在心脏外科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持技术上的优势。作为翁渝国这样很全面的医生，他的基本操作技术非常好，特别是他对新手术个人的理解能力非常好，因此总是被委以重任开创新术式。包括任何一个新的人工心脏辅助装置，动物实验阶段和临床初期应用阶段，都是由他完成的。德国政府不让做动物试验，他甚至经常到荷兰、比利时，与当地大医院联系，完成初步动物试验。中心所有新型手术的临床前期准备和摸索工作全都是他的事。这样也就奠定他在中心这样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他是真正的学术上的权威，技术负责人。中心哪一个大夫能做哪一级别的手术都由他说了算。进一步放新大夫做高难手术也由他来把关。 在德国心脏中心的18年翁渝国几乎每天都要做手术。别人能做的他要做，别人不能做的、复杂的高难手术他也要做。有时候手术的复杂程度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和体会的。难到打开胸腔后让人不敢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刀。比如心脏瓣膜替换，1993年翁渝国就为一个病人换了4个心脏瓣膜。还有许多病人的心脏瓣膜已经换了两三次，甚至是第四次、第五次换瓣，病人的胸腔里面已经粘连得一塌糊涂，以前的手术已经把心脏外表各种正常的解剖结构完全破坏了，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心脏什么是粘连组织，翁渝国就是硬要用自己的想法从胸腔里抠出一个心脏轮廓来。再比如细菌性心内膜炎严重的病人，其心脏瓣膜周边形成很大的脓肿。打开胸腔清理干净脓肿后整个瓣膜周边就缺损一大块。因为全部组织已经烂掉了，必须先得把烂掉的组织修补成正常的半环结构。翁渝国做手术常常引得众多同行前来观看。为了保证无菌操作，按规定手术室参观者不能超过3人。可大家就是要看翁渝国做手术，有时候甚至有30人在旁边观看。翁渝国的学生请教他：这种手术怎么做？翁渝国的回答经常是一句话：怎么做都行。他的手术模式通常被德国人认为是绝对标准。翁渝国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跟一个德国人上手术，觉得德国人做得不太对就指出来。德国人回答：翁就是这样做的。殊不知翁渝国的手术操作已经到了没有一定之规的境界。手术的成功和手术的效果让翁渝国的名气越来越大。经常有特殊的人物，如世界冠军、著名演员、政府要人，以及有钱人，点名要翁渝国为他们做手术。德国心脏中心的病人来自世界各地。俄罗斯政府曾经邀请德国心脏中心为前总统叶利钦治病。国际同行许多无法解决的心脏疾病也向中心请求援助，翁渝国的帮助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成功秘诀对于那些事业的成功者人们总是不禁要探寻其成功的奥秘，特别是对于像翁渝国这样一个在白人天下获得成功的中国医生。翁渝国的回答颇耐人寻味：我想每个人不管有多少才能，或者潜在的才能，或者努力的程度，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适当的舞台，也不能把他的才能表现出来。手术室就是我们的舞台。
心脏外科是手的工作
翁渝国在介绍他从事心脏外科的经验和体会时说：心脏外科是手的工作，我个人认为百看不如自己做。从1970年大学毕业到现在3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脱离过临床。至于说到我的手术特色，别人能做的我要做，别人不能做的、新的、难的手术我也要做。有些甚至是根本治不了的，我也要尝试去做。就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何看待创新手术时的风险？如何保证手术高成功率？翁渝国谈了他的见解：手术需要实践经验。不能说外科医生百分之一百正确，我们也有失误的时候。每次失误后要想想为什么。心脏病人就诊时都有各种心脏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我始终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如果病人手术后不好，我就要检查自己什么地方有缺陷，正视问题，注意改进，在创新中不断进步。比如手术后病人出血，我要求第二次不出血。任何一个新技术无非大同小异，实践多了就可以接受新的技术。但是我也不盲目接受新技术。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炒得沸沸扬扬的肺部成形术，当时从理论上我就不接受，所以尝试几例后很快停掉了。这几年的发展趋势证明我是对的。我没有人云亦云。德国心脏中心1993年开始激光打孔治疗冠心病，1997年基本上否定了，因为从病理解剖和尸体检查没有证明它有效。1997年我们最早发表论文谈了我们的看法：激光不是根本治疗冠心病的方法。1998年以后，整个欧洲接受了我们的观点。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1997年我们就参加了第一例机器人的手术。1999年我们买了机器人，但是发现它劳民伤财，所以停掉了。等到以后机器人技术发展得更好以后我们还会接受。再比如小切口手术，1997年中国开始做小切口搭桥手术和换瓣手术，我来中国参加会议时现场给大家表演了小切口主动脉换瓣手术，做完后我谈了它的很多弊病，建议大家不要采用。还有国内最近风行的不停跳搭桥手术，其实1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尝试了。到了90年代中期，心脏不停跳搭桥已经做得十全十美。但它是不是适合每一个冠心病病人？我个人认为，从去年德国的统计来看，不停跳搭桥只占整个搭桥手术的5%左右。我想将来中国也会接受这个观点。所以我说，要创新，但不是所有创新都接受。对好多创新我都持否定或等待的态度。再说人工心脏，一代一代新的产品出来也不都好。我想，十全十美的人工心脏可能需要5年10年才能出来。 这些年翁渝国一直关注国际最前沿的科技进展，然后通过实践有分析有选择地尝试。行的，接受；不行的，放弃。他认为，科技也好，心脏外科也好，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他说，大学只是教给你基本的医学知识。至于将来你干外科还是内科要靠你自己不断的努力。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但也不要片面理解外科医生就是实践。基本上要经常浏览世界上先进的医学杂志。比如外科医生就要浏览外科杂志，不一定篇篇都看，要有选择地看。要涉猎得多一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此外，对外科医生来说很要紧的是要多出去看看。中国医生缺少这样的机会。每年要出去开会。争取参加每年世界各地一些大的心脏会议和综合会议。闭户不出，只在一家医院里或只在一所大学里面，容易近亲繁殖。中国医生不是要出去一年两年或者是几个月，而是要经常短时间地出去走访。出去一周开个会，各方面看看，各家医院看看，博采众长有好处。
为官与为人
翁渝国是柏林心脏中心的副院长。他为官的作风倒是实践着中国传统的理想境界：平易近人。走在医院里，他能叫出 所见的每位同事和大多数病人的名字。他的病人来源于欧洲各国，甚至美国，澳大利亚。病人的背景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高到首都高官，文化名人，世界马拉 松冠军，低到无可就药的小偷。他总是说，不管谁到我这里来，我都一样给他看病。他令高官重返政坛，他令运动员重返体坛。他也给小偷成功地做了搭桥手术，并等待供体，准备心脏移植。就在搭桥术后，换心之前，小偷又去偷车，让警察逮着了。供体可是抢手货，由欧盟统一分配管理，且有规定：不能提供给小偷。可怜这 小偷，有药也不能救。
作为医生，他要对病人一视同仁，可作为行政领导，他只能在院内放下架子。对院外，他见记者就头疼：他谢绝采访，但有关他的报道剪报已有几寸厚，好在赞扬声一片。如果恰逢政要，名人在中心接受抢救，他的电话就没的安宁了。这类新闻，是褒是贬，可无法预料。弄 不好，没准会导致股市波动呢。终于，他学会了利用媒体：他借媒体为一位又一位危重而贫穷的中国病人募集医疗费，给了他们手术的机会，生存的机会。为中国婴 儿免费手术，并召开记者招待会，通过多家媒体，呼吁德国大众为婴儿手术募捐便是一例。
在德国医务界一浪又一浪的反贪污受贿整风运动中，大片的名医都身败名裂了，他却是剩下的少数几位站稳的名医之一。他总是很坦率地向我们年轻人介绍在德国生活的经验，诸如怎样交税，怎样利用退税购买私家住房，他甚至还能分析各种保险的利弊。他那些为人处世的感慨，更体现出中德两种文化在他身上的交融。他谈兴最 浓的话题是时势新闻。从东帝汶侃到科索沃，从海归派侃到新生代，他活象个时势评论员。他说，这要比谈业务来劲得多。但他常提醒我们：不要听一个人说什么， 而要看一个人做什么。实干，正是他的最大特点。一个医生能做到其他医生一旦在台上下不来时就需要他出场的地步，不靠实干，还能靠什么？
和他在一起时，他身上带着的呼叫机就没有一次不叫的。几次在外做报告，他也会接到手机，下了讲台就赶往手术台。半夜被叫起来飞往英国急诊的事也有。所以，他 总是把夫人挂在嘴上：夫人陈家一是妇产科医学博士，事业有成，比他先来德国。他只要飞上海，哪怕只匆匆逗留，都会见缝插针地赶去父母和岳父母家。他说， “我也不能光学雷锋，我也是儿子，是女婿。”他的角色还真多：他还担任着国内十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又定期为国内数十家医院义诊。所以，差不多每月都要飞中 国一回去讲学并手术。除此之外，他还应英国剑桥医学院，美国斯坦福医院等邀请，前往进行疑难手术。
赤子情怀
作为炎黄子孙，在国外已经功成名就的翁渝国始终没有忘记生养他的祖国。近些年，他经常回国，关注中国心脏外科领域的学术发展。他欣喜中国近10年来心脏外科的飞速发展。他认为随着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渐完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心脏外科的手术量很快就能上去。他深知培养一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他利用自己在德国已经取得地位和影响力，积极为培养中国医生创造条件。现在经常留在德国心脏中心的中国进修医生就有十几位。作为一家医院始终能保证十几位中国临床的进修医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到中心学习的大多是在国内有一定职务和成就的学科带头人。翁渝国非常愿意帮助中国更多的心脏外科医生得到正规的严格训练，让他们学习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救治更多的病人。翁渝国发现中国好多心脏外科医生专业知识和经验很局限，他愿意敞开大门尽可能地给中国医生提供方便，公开技术，决不保守。 随着翁渝国在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国内许多大型学术会议的组织者邀请翁教授做学术报告；许多大医院慕名纷纷邀请翁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和手术表演，请他当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北京、上海、福州、厦门、昆明、青岛、镇江……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他经常在各地进行复杂心脏外科手术演示和学术交流，每到一处，他都在当地心脏外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翁渝国每年都要回国七八次。他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尽量帮助当地医院提高医疗水平。他说，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做一次手术只能解决一个病人的问题，如果把中国的医生培养起来，与中国的医院合作，就可以提高中国心脏外科的整体水平。基于这一目的，翁渝国所在的德国心脏中心已经和北京、上海、厦门、昆明等地的医院联合建立中德心脏中心，与许多医院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