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是成年人的“开学第一课”

正文

在校学生之间的暴力、欺凌事件虽是极少数，却是最受关注的校园话题之一，时不时引起讨论。开学季，如何直面并去克服这一难题也应是“开学第一课”的题中之义。

当然，在国内外，学校针对学校暴力、欺凌都习惯性采取一些这样的措施，比如通过“揪出”奇装异服、不听话的“坏学生”，实施特殊管理。只是，这样能防患于未然吗？而那些身体暴力之外的语言暴力、冷暴力、被奚落等精神暴力，则就如近期走红的“天天小朋友解说校园暴力”视频中小朋友的批评，家长往往不把精神暴力当回事。

除此外，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预防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成为受害者。背后的假设是，校园暴力、欺凌是“坏孩子”才做的，只要我们或身边的同学是善良的，就不会加入其中。这一人性假设是否能站得住脚？

在美国，校园暴力和欺凌同样一直是难题。社会心理学家、学术畅销书《社会性动物》作者埃利奥特·阿伦森关注群体环境对一个人的行为影响，而在他的《不让一个孩子受伤害》一书中也将他长年关注的校园暴力、欺凌问题置于这一框架之下。书评君从他的论述中摘编出三个我们关于校园暴力、欺凌的认识谬误，质疑“揪出坏学生，防患于未然”、“ 我们是好人不会犯事”和“精神暴力没什么大不了”及其背后的人性假设。

原文作者|（美）埃利奥特·阿伦森

谬论一

让“正常”学生指出“奇怪”的学生，就能防患于未然

在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处理上，一些表面合理的干预极有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或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取决于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举个让你们信服的例子。

在哥伦拜恩悲剧（指1999年在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几天，我那16岁的孙子从高中放学回家，说：“您猜怎么着？校长发出通知，要我们将那些着装怪异、行为诡异、不合群的或被大家冷落的人报告给他们。”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项合理的行动方针：当局不过是想将那些符合哥伦拜恩枪手形象的孩子识别出来——即那些精神有些失常的或可能惹麻烦的孩子，那些不受欢迎或被其他学生孤立的孩子，那些穿着黑色军用防水上衣或其他奇怪装束的孩子。这样当局就可以留意他们，给他们提供特殊辅导，或采取其他措施。

但我猜想，校长的手电筒照在了错误的地方。

原因如下：以我对课堂的研究，我发现大多数学校的社会氛围是竞争的、小集团的、排斥的。我访谈的大部分学生对同学中普遍存在的奚落和排斥的氛围感到极大的痛苦，这让高中生活非常不愉快。

而对许多人来讲，比不愉快还要糟糕——他们将之描述为活地狱，这些人处在小群体之外，感觉不安全、不受欢迎、被羞辱、被捉弄。

通过让“正常”学生指出“奇怪”的学生，我孙子的高中校长无意识地将那个已经很坏的环境变得更坏了，他暗中制裁了那些被嫌弃和受排挤的学生，这些学生唯一的罪过就是不受欢迎。他这样做，就将这部分不受欢迎的学生的生活推向了深渊。

越来越明显的是，有大量的学校行政人员都想要采取这一行动路径。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干预表面上似乎合理又无害。 而且，从官僚角度看，这也是一种自私的反应。因为，如果在哥伦拜恩惨案之后，我孙子的校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他的学校随后却发生了枪击，他就会惹上大麻烦。

但如果他曾试图找出那些“怪异的孤僻的”家伙来，那么即便发生了枪击案，也不会再有人找他的麻烦了——尽管他的行为可能使局势更紧张，进而导致了枪击案。 正因为如此，学校当局才想要做点什么——这点什么能使他们看起来对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想处理。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方案。

我们渴望行动。如果我们的学校发生了危险，我们就要处理——尽快地处理。我们不愿意等待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集中起来研究，以求得更好的结果。

事实上，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认真研究多年。我们发现并验证了多种转变学校氛围的方式，将学校从一个高度竞争、小集团密布、充满排挤的地方——如果你站在错误的一方，穿错了衣服，太矮或太胖，太高或太瘦，或就是和别人“合不来”，你就会被有意地回避——转变为让学生们学会相互欣赏、体验共情、同情以及相互尊重的地方。

那些在学校欺凌自己同学的学生都经受过被排挤、被轻慢、被嘲弄的强大压力，毫无疑问，他们的行为既是病态的，也是不可饶恕的。他们行为只是一座巨大冰山的病态之旅。普遍的排挤风气意味着有大量学生在初中和高中过得很悲惨。

我们的国家和学校需要创建一种不让任何一个人生恨的氛围。教师和家长可以不以牺牲学生应学的基本学术课程为代价，就将学校变成一个更人道、更具同情心的地方。学习生物、文学和微积分与学习重要的人类价值并不相悖。相反，正如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人会增进另一个人。

谬论二

作恶者是坏人、怪人，只要是好人就不会犯事

有两个现象体现了人性中重要的方面：作为人类，我们深受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我们都低估了社会环境对我们周围人行为的影响力。让我从历史中举两个可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琼斯镇惨案 （The Massacre at Jonestown）。1978年，当传教士吉姆·琼斯（Jim Jones）发出警报时，几乎所有圭亚那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都聚集到了他跟前。琼斯知道，在这一天凌晨，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心腹已经将几个国会调查团的人杀死了，琼斯镇的“圣洁”和与世隔绝很快就会遭到侵犯。琼斯宣称，与其屈服于这种侵犯，不如所有的信徒集体自尽。父母将致命的毒药喂给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也喝下，然后躺倒，手挽手，等待死亡。那一天有900多人死亡。

天堂之门集体自杀 （The Heaven’s Gate Suicides）。1997年，在加利福尼亚圣塔菲农庄的豪华建筑里，警方发现有39人死亡，系集体自杀。邪教徒们欣然赴死，非常平静——根本没把这当作自杀。他们确信，紧随着彗星而来的是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其任务是将他们带到一个新的来世。为了搭上这艘宇宙飞船，他们首先要摆脱目前装载他们的“容器”。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结束生命来离开自己的肉身。

我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些信徒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几乎所有被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快速地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即这些人的人格一定出了问题——他们不同寻常地易于被控制，有着不同寻常的薄弱意志，易受影响。也许他们疯了，毕竟谁会结束自己的性命或杀害自己的亲身骨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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