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铲除司法行政化的痼疾，而从法院院长到普通法官，是否一律上法庭听审和裁判案件，则为司法能否撤废行政化，并实现法治化的内在关键。
文 | 刘练军
来源 | 刘练军的法律博客
自1988年第14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决定对审判方式进行改革以来，我国司法就一直处于改革之中，至今已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改革洗礼。但伴随我国司法不断改革的是，司法腐败未破，司法权威未立，社会各界对司法的总体表现不甚满意。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常有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不赞成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反对票屡创新高。毋庸置疑，持续多年的司法改革，并未给我国司法铺垫应有的社会信任基础，司法依然面临着改革的重任。
那我国司法到底该如何改、怎样革呢？窃以为，我国司法必须走法治化之路，法治化应该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司法法治化，简言之，就是司法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法院彻底告别行政化倾向，实现法官职业化，同时规范法官的裁判职能。我国司法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铲除司法行政化的痼疾，而从法院院长到普通法官，是否一律上法庭听审和裁判案件，则为司法能否撤废行政化，并实现法治化的内在关键。如果全体法官都把判案作为自己唯一的主业，真正站到一线去庭审和裁决案件，那就相当于开启了，中国司法法治化的新模式，容解析如下。
一、审理并裁决案件乃法官的天职，法官不判案，就有负于“法官”这一崇高的法律职业称谓。
然而，近二十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不断进行的是，法院内不参与案件裁判的法官人数，呈连年增长之势，一些法院不判案的法官，甚至占到全院法官的一半以上。法官有名无实，不参与任何案件的裁判，此等不审判的法官大量存在，既是我国司法高度行政化的外在标志，又在极大程度上巩固并加剧着，我国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准此，强化法官的裁判意识和审判职能，实乃时不我待。
才华横溢的法官我国诚然不缺，但将学识与才华全部用于案件审理及裁决的法官，则凤毛麟角。当下我国知名法官并不少，但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位，是因为作出了哪怕是一起权威的司法判决，而为世人所知。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著书立说或大量译介西方法学著作，而为人所知。我国最高法院里，就有数位甚至十数位法官，其学术产出明显超过一个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但这些知名法官的身影，基本未在法庭出现过，他们从未参与案件的庭审，更遑论撰写司法判决意见，此乃公开的秘密。三十余年来，凭借其经典的判决意见，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赢得广泛声誉的法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一个，但通过其惊人的学术产出，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斩获声望的法官数量之多，足以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所谓“学者型法官”。不判案的法官却可以成为著名法官，此等史书不载、吊诡意味十足的司法乱象长存，充分映现了我国真实司法的另一面：法官职业化在我国法院内尚未生根，甚至法官群体对职业化都了无兴趣。
法官远未实现职业化的司法现状，导致我国的司法判决，一方面因说理欠佳，而缺乏基本的权威；另一方面亦产生不了，大量富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优秀裁判文书。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还不如，我们的古代先辈。在我国古代，尽管没有议事、执行和审判三种国家权力分立意义上的近代化司法，只有相对专业或专司意义上的司法，但差不多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几位甚至一批著名判官（即法官），且他们著名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曾经作出过许多优秀甚至是经典的司法判决。像《名公书判清明集》就是，由宋代官员裁判案件的判决意见汇集而成的。类似这种司法技艺颇高的判词汇集，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流传下来一两本甚至更多，它们业已成为，我国法律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针对范宽凌族叔一案，宋代判官就写出了这样一份判决：“本司以劝农河渠系衔，水利固当定夺；本职以明刑弼教为先，名分尤所当急。范宽以富而凌虐其穷困之族叔，动辄以服绝为言，如此，则族之尊长皆可以服绝而毁辱之矣！后生小子，不知有宗族骨肉之义，本合科断，以其稍能读书，不欲玷其士节。押下佥厅，请吴佥捶楚二十，以为恃富凌族长者之戒。”此等判决意见对情理法条分缕析，说理透彻，兼顾了法律、人情和伦理。此等判决意见充分体现了，判官高超的司法裁判技艺，和社会治理理性。至于此判决所承载的“序尊卑，别贵贱”的儒家文化需要批判，则是另一回事。
不宁唯是，明代著名知县判官——海瑞，还根据自己以往处理各类案件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了以下这段广为流传的司法裁判原则：
“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弱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海瑞集》上册，第117页）
海瑞的司法裁决经验总结和范宽凌族叔案判决意见，足以证明我国古代判官（即法官），都站到了案件处理和纠纷解决的一线，在判决案件时常常充分考虑情理法，力求做到法律、人情及伦理三者兼顾、和谐统一。一句话，他们都是严肃对待判案的优秀法官。
然而，就是在务裁判案件之正业方面，我国当代法官与古代判官难以相提并论，且越是业务能力强的法官其表现越糟糕。据最高法院统计，2011年我国法官全年人均结案量为59.86件。从各地法院院长、副院长到以学术产出闻名的知名法官，有多少人在2011年这一年审判过50余件案件呢？他们中又有几人执笔撰写过50余份判决意见书？在我国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基本不上法庭听审案件。全国法院上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年度判案数量接近平均数的法院院长或副院长。至于以学术高产闻名的法官，他们中间亦不可能有人达到人均判案数量。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那些高产的知名法官跟法院院长、副院长一样，大多数都是远离当事人、不踏法庭半步的不判案法官。而不管是院长、副院长还是高产法官，他们原本都是司法业务能力较强的精英法官。
听审案件并发表判决意见，乃是法官最基本的职能，甚至是人民赋予法官的唯一职责。对于法官，人民不需要他有多么精深、前沿的法学理论知识，他只要具备较为丰富的法律理论素养就行。在人民眼里，法官的一本鸿篇巨著，远抵不上一纸事实清楚、说理透彻的判决书。就法官而言，不裁判案件是典型的不作为，而在工作时间写论文、编书则是乱作为。不管是不作为还是乱作为，都是角色认知错误和身份认同变异。从速纠正此等认知错误和认同变异，坚定地转到听审案件、制作裁判文书的务本轨道上，才是那些精英法官的职业正道。
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基本不参加合议庭，不亲身出庭听审案件，此乃我国法院沿袭多年的传统。然而，法院院长、副院长首先是法官，其次才是院长、副院长，院长、副院长的行政管理角色，并没有剥夺其法官身份，相反它还进一步强化了其法官身份——不合格的法官岂能当法院院长、副院长？
是故，此等法院领导不判案的传统，实乃违反常理的司法陋习，它诚然是有违法官职业伦理的人治而非法治规则。作为首席法官的法院院长，其法袍基本不用，这形同虚设的不仅仅是法袍，还有宪法和法律。兹事体大，不可不为。当然，碍于行政管理任务，法院院长、副院长们无需整天坐堂问案，但一年到头亲自参与几起、十几起案件的庭审，并撰写几份、十几份判决意见书这样的底线要求，应该不难做到。是故，问题只在于“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二、法官判案有助于抑制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减少法院内部的行政权力，对司法裁判的干预或影响。
法院行政化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里不判案的法官占到了一定的比例。一旦这些人放下手中的行政事务，个个去会见当事人和律师，将主要精力用于，案件纠纷的审理和裁判上，那法院内的行政化倾向，自然会得到有效抑制，所有法官都将回归到，仅且仅仅裁判案件的务本正道上。
法院行政化倾向遭人诟病，是因为它妨碍了法官的审判职能。国家和社会对法官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裁判好案件，包括著书立说在内的所有其他事务，法官都可以置之不理。不宁唯是，为了这唯一目标，宪法和法律都规定法官审判独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26条）。然而，法院内部行政化倾向，必然对法官之间理应彼此独立、各自对法律负责的关系状态造成冲击，使法院沦为权力有大小、身份有高低的行政机关，使法官在对法律负责的同时，还得对院领导负责，甚至罔顾法律而仅仅对法院领导负责。要扭转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就必须强化法官判案的意识和职能。当所有的法官都将全部精力用于案件的裁判上，人人平等地走进法庭裁判各自的案件，那法院院长、副院长等法院领导，对其他法官判案的干预就会渐渐减少，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自然会得到控制，并随之慢慢地销声匿迹。
法院在单位时间内的判案数量及质量，与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成反比。在法治成熟国家，其法院的司法效率往往更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内部基本不存在行政化倾向，所有的法官都将主要精力，用于案件的庭审和裁判，根本没有不审判的法官，法院院长或首席大法官同样以判案为主，以行政为副。包括法院院长、副院长在内的大量法官，长年累月不判案，这在我国相当普遍，但在法治成熟国家完全不可思议。不管是做行政管理工作还是著书立说，都不应该成为法官的主业，它们只能是法官判案之余的副业。当法院内所有的法官，都将精力用于判案之主业，那法院行政化倾向，自然会日渐成为无本之木。准此，要求并强化法官判案，必定能有效抑制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没有行政化倾向的法院，所谓来自法院内部权力对审判的干预，当然就会渐渐变为无源之水。
三、法官判案能强化和推动法官职业化建设，有利于树立和巩固司法权威。
一旦所有法官都到一线去听审和裁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那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必将在实践中，被提高到具备良好的法学素养，其结果不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建设，而且能对司法权威之养成带来福音。毕竟，高素质的法官其司法裁判，往往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继而促进司法权威。
司法改革都二十余年了，但各级法院还存在一批缺乏足够法学素养的法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大量法官可以不上法庭裁判案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与其他政府部门首长，之所以彼此调来换去，大量毫无法学教育背景或法律执业经验的人，也能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这同样与不是所有的法官都非得判案不可，这种不良司法传统息息相关。试想，如果与之相反，即所有的法官都得听审和裁判案件，那那些未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怎么可能有勇气进法院，当法官或做院长呢？毕竟，坐堂问案需要面对案件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和其他旁听人员，一旦露陷将当场让自己无比难堪，事后还是受到同事和他人的耻笑。不宁唯是，一旦法律基本知识匮乏的缺陷，在判决书中露出马脚，那将会成为个人职业生涯难以洗刷的污点。因为判决书必然面临着网上公开，并被存档保留。换言之，这种缺陷既可能面临着上级法院的审查，更可能会被媒体曝光，成为社会公众质疑和问责，其个人及整个法院的最好证据。
上述分析表明，一旦成为法官或法院院长、副院长，就必然意味着参与庭审并裁决案件，那任何具有自知之明的理性人，在法学教育不足的情况下，是不会选择进法院当法官的，更不会接受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任命。如此一来，那进法院的，就当然只剩具备良好法学素养，和法律执业经验的法界精英了。法官职业化，自然会随之水到渠成，形成气候。
与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相比，法院的职能相当单一，它只需要受理案件并依法裁判之。法官只需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种公共产品，那就是司法判决。舍此，宪法和法律对于法官没有任何别的要求。不判案的法官，无论做了多少行政工作，亦无论著作如何等身及精深，都明显违背了人民对他判案的期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对其职业之要求，其缺乏职业伦理、不忠于职守实属毋庸置疑。
所谓法治，用个简单的比喻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二十余年来，此等各守本份的法治精神，始终未能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指南针，此诚我国司法改革，历来成效不彰的重要内在原因。当下我国应该吸取此等经验教训，将法官判案，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基础目标。一旦按下此等中国司法法治化的按钮，那中国司法行政化倾向严重的积疾，定能得到有效治理，而实现法官职业化的改革目标，亦必将为期不远。为了中国司法的明天，今天的我们务必启用法官判案，这只司法法治化的杠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