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先败两局的局势下，柯洁与人工智能AlphaGo将迎来最后一战。柯洁已宣布之后不会再和人工智能再度下棋，但人类真的能逃脱充斥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吗？
这篇旧文，库叔曾发过，引起了不少朋友的深思。
23年后，人类命运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奇点”，你我或无从幸免。
文 | 卢娜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ID：modernstory），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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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唯一战胜阿尔法狗那个寒夜，疲惫的李世石早早睡下。世界在慌乱中恢复矜持，以为不过是一场虚惊。
然而在长夜中，阿尔法狗又和自己下了一百万盘棋。是的，一百万盘。
第二天太阳升起，阿尔法狗已变成完全不同的存在，可李世石依旧是李世石。
从此之后，人类再无机会。
人工智能，不再是科幻小说，不再是阅读理解，不再是新闻标题，不再是以太网中跃动的字节和CPU中孱弱的灵魂，而是实实在在的宿命。
我们已身处大时代的革命之中，科学家将现今阶段，定义为弱人工智能时代。
即便是简单的人工智能，其实已打败多数人类。
美国亚马逊超级仓库内，无数机器人正在货架间疯狂奔跑；欧洲快餐店内，机器人端着汉堡和薯条7x24小时来去自如；而在南非矿井下，电脑正操作精密仪器，向幽暗处进发。
在珠三角，富士康厂区外，那些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来不及抒发乡愁，就得争抢为数不多的机会。
工厂流水线两侧，100万台精密机器人正逐步填满他们站过的位置。
这只是革命的开始，随着智能飞速进化，AI已杀入世界每一个角落。
全球数百位顶尖科学家，耗费漫长时间，搭建了一个复杂数学模型，通过类似摩尔定律的多重推演，得到一个最终结论。
人工智能或将在2040年，达到普通人智能水平，并引发智力爆炸。这一时刻，距今还有23年。
23年这个时间，并不是凭空杜撰，更非杞人忧天，数字背后是复杂的社科曲线和人为变量。
而且，这只是科学家保守估计。一个砸准的苹果或者一个任性的天才，都可能将节点大为提前。
比23年更可怕的是，到达节点后，人工智能或将实现瞬间飞跃。
人工智能专家普遍认同，人工智能不可能锁死在人类智力水平上。它将超越人类，变成我们无法理解的智慧物种。
科学家描述中，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花了几十年时间到达了幼儿智力水平；在到达这个节点一小时后，电脑立刻推导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在这之后一个半小时，这个强人工智能变成了超人工智能，智能瞬间达到了普通人类的17万倍。
这就是改变人类种族的“奇点”。
我们，极有可能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最后一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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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人工智能，一旦被创造出来，将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强物种。所有生物，包括人类，都只能屈居其下。
以谷歌技术总监雷·库兹韦尔为代表的一群极客，正欢欣鼓舞地期盼这天到来。
他们坚信，一个比我们聪明十几万倍的大脑，将解决所有问题，疾病、战乱、贫困，各种纠缠人类的苦难，都不再是问题。
为等待这一天到来，库兹韦尔每天吃下100个药片，希望自己能够活得足够长久。他还预订了冷冻遗体服务，如果提早离世，那么还有机会在人工智能到来后，将大脑解冻。
他眼中的未来，恍如伊甸。届时，人类身体内，奔跑着无数纳米机器人，帮我们修补心脏或消灭肿瘤。超智能计算机日夜计算，帮我们逆转衰老。
甚至，我们可上传记忆，与AI神魂合一。
然而，另一派人却忧心忡忡。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将人工智能比做核能。原子弹问世容易，但控制核武器时至今日仍困难重重。
比尔·盖茨也站在马斯克这一边，“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觉得人工智能不足为虑。”
在他们眼中，超人工智能是盘踞未来的可怕生物。它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类南辕北辙，且不眠不休，飞速进化。
对超人工智能感到悲观的马斯克，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火星殖民”项目。
他计划从2024年开始，逐步把100万人送上火星，并在火星建立起一个完整可持续的文明。
这位悲观的天才企业家，其实用心良苦。一方面他寄望于用“火星计划”，转移科学界焦点视线，拖慢人工智能到来的脚步。另一方面，他希望，在火星给人类留一个备份。
23年后，我们考虑的可能不再是逃离忧伤的北上广，而是逃离这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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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人工智能的最大误解，是认为人工智能和曾经的石头、斧子、打字机、手机一样，不过是人类肢体的延伸。
但这一轮人工智能大潮，和以往几次技术革命都不同，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的替代。就连我们认为安全无忧的高级脑力工作，都岌岌可危。
美国已经有十家律所聘用了Ross，一个背后由IBM人工智能系统支持的虚拟助理。
Ross可以同时查阅数万份历史判决，并勾画重点。它能够听懂普通人所说的英文，并给出逻辑清晰的答案。以前需要500名初级律师完成的工作，它数分钟内就能够解决。
此外，交易算法已成为华尔街标配。在投资基金办公室里，以往急促的脚步声和电话铃声，已被服务器轻微的嗡鸣声取代。
寥寥数个分析师，偶尔抬头看看程序运行状况，在0.01秒内，人工智能就会根据市场走势和媒体信息作出判断，买卖数亿的股票。
斯坦福教授卡普兰做了一项统计，美国注册在案的720个职业中，将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在中国，这个比例可能超过70%。
过去用几代人命运承担的大变革，我们要在20年内独自面对。失业大潮即将开始，并没给我们留太多适应的时间。
学者分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只有三类人，能勉强对抗AI的冲击，即资本家、明星和技术工人。
换而言之，面对步步逼近的人工智能，你要么积累财富，成为资本大鳄。要么积累名气，成为独特个体。要么积累知识，成为更高深技术的掌握者。
然而，财富堤坝、个性堤坝、技术堤坝，能在人工智能狂潮下坚持多久，无人可知。
这真是个荒谬又戏剧的时代，我们在狭小的星球上争吵不堪，黑天鹅振翅而起，地球村分崩离析，当我们以为泡沫剧将一直循环重播时，大结局却平静到来。
23年，我们擦亮灯壶，砸掉锁扣，放出的是阿拉丁，还是潘多拉，天知道。
延伸阅读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文 | 刘晨
本文摘编自虎嗅网（2017-04-11），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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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phaGo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关于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讨论空前热烈。一个令人们普遍感到焦虑的议题是，机器会让多少人失去自己的工作？
但是，事情或许还没有糟糕到那个程度。迄今为止在关于“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讨论中，还有许多关键的因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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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就是：这到底值不值得。
人类社会不会仅仅因为一项技术存在就去应用它。一项技术能否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取决于这项技术能否节约或者替代社会中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从而考虑充分利用那些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
所以，尽管大型机械化生产长期被视作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却始终没能在人口密集的亚洲推广成功。在这些地区，人们需要的是节约土地而非人力，因此催生了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那样能够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创新生物技术。
基于同样的原因，当美国的Amazon试着用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时，在中国却出现了“闪送”、“UU跑腿”这样的平台，以期更充分地调用零散、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去应对同样的物流需求。
至少在目前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所需要的科技资源，相对于人类的劳动力总量来说，还是相对更加稀缺的资源。古力曾爆料称，AlphaGo每和李世石对弈一局，所消耗的机器运行成本达到了3000美元。而在此期间，比她稍逊一筹的人类对手可能只消耗了一碗石锅拌饭。
也许对于AlphaGo来说，能击败人类最有智慧的头脑，多么昂贵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也别忘了AlphaGO为AlphaBet节约了多少公关费用）。但是要用同样昂贵的成本代替掉格子间里的实习生，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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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劳工运动领袖沃尔特·鲁瑟来到克利夫兰，参观福特公司的一座工厂。一位经理骄傲地向鲁瑟展示了福特公司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他对鲁瑟说：“你打算怎么向这些机器征收工会费呢？”
鲁瑟的回应是：“你又打算怎么让它们卖汽车呢？”
这个故事中包含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人类没有了收入，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卖给谁呢？
比尔·盖茨在前段时间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提议，即对机器人征税。用征收上来的“机器人税”来补助失业人口，或者对其进行培训，让他们能找到其他的工作。但是，即便无视那些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批评，“机器人税”的主意听起来也非常怪异，并且让人难以接受。
另一种甚至更加大胆的提议是，由国家无条件向全体公民定期发放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2016年在瑞士，就曾为一项UBI提案发起过全民投票，这项提案认为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工作机会会持续减少，因此要求为全体瑞士公民，无论其工作与否，每个月发放2600法郎（约1.8万人民币）的收入。
这项提案没能通过决议，78%的选民最终投了反对票。很多人担心这项提案会导致不愿意工作的人数增加，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看来，在短期内，人类社会还无法对人因AI而失业的补偿性方案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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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一意孤行地推动机器化，则可能会激起人类劳动者的集体抗争行动。
劳动者对替代性的机器技术的反抗历史悠久，最有标志性的反抗活动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自动织布机可以由廉价的普通劳工操作，这导致了许多传统手工艺者的失业。在英国，一些失业的织布工联合起来，以捣毁机器、工厂的极端形式进行抗争，其中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卢德王”的追随者，因此这场运动也被历史学家称作“卢德运动”。
2013年，当台湾“高速公路局”计划在年底用ETC自动收费系统，全面取代台湾地区近1000名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工作时，就激发了收费员群体的抗议。其过程中，竹田收费站一位40岁的员工在自己的车中烧炭自杀。这位收费员极端的抗争方式就像是现代版本的“卢德运动”。
区别在于，200多年前英国的“卢德王”追随者们摧毁的是用以取代纺织工人的自动化机器。200年后的“现代卢德主义者”却选择在机器面前毁灭自己。
受其影响，一些台湾人在网络上发起“拒办ETC收费卡”的倡议，希望借此行动延缓高速公路收费自动化的进程。
集体抗争，一定会极大提升社会以机器代替人工的经济成本，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社会、政治成本。对于社会治理者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必须被考虑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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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卢德主义者”们的名声不佳，她们长期被舆论塑造为一群无法适应社会进步的极端守旧者。这背后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舆论总是被掌握在脑力工作者、白领、知识阶层手中。
200多年前，当自动织布机把掌握了高超技巧的手工艺者们转换为流水线旁的蓝领工人时，知识分子并没有给奈德·卢德们多少关注和同情。
结果，他们突然间发现，新时代的“奈德·卢德”就是他们自己。
当Facebook开始减少News Feed产品中人工编辑的使用，而更多地使用机器进行新闻筛选和推荐时，曾经激起了新闻界的很大反弹。这样的情景同样也正在中国发生，前不久，“搜狐撤除内容部，不再设人工编辑”的传闻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舆论风暴。
在这场“机器能否代替编辑”的讨论中，新闻工作者们当然有许多足够响亮和正确的观点，但从根本上说，这种争论还是包含着人类劳动者对自身地位的焦虑。
2016年，美国信息科技和创新协会（ITIF）把年度“卢德奖”授予了马斯克、比尔·盖茨和霍金，因为他们都曾经公开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忧虑。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与以往不同，未来的卢德主义者可能既包括这些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也包括那些能够左右社会主流舆论的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卢德主义者们的主张可能在舆论上获得过去没有过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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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替代，或许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是可行的。
但在当下，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观念上都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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