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所有的一切都乱了。
7月，我初中毕业，那年，县里未按惯例举行升学考试。8月，部分高中学生返校，走上街头，掀起破四旧运动。许多家庭被强行闯入，查抄书籍字画，金银细软。
城东乐山大佛，一度风传有人想用炸药爆破，后因炸药受潮得以幸免。但乌尤寺山上的罗汉堂，五百罗汉却全被砸毁。9月，假期结束，又被通知返校上课。
当时已经有些说法在四处流传，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几乎成了某些同学的口头禅。每次听到有人大声嚷嚷，我便后背发凉。
记得念小学时，家庭出身还不是经常提说的话题。一入初中，这根弦就绷得特别紧，没事儿便要弹拨一番。为此我问过父亲，我家的成分怎么填写。他回答说：“你就填自由职业。”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他解放前开过几家药房，论出身应该归于资本家一类才对。但在当时，资本家简直就如地主一般，是十分罪恶的称谓，入团、升学、就业等等，都要受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歧视。
填“自由职业”，在成分上固然略胜一筹，但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却也每时每刻让我状如惊弓之鸟。
我们坐在教室里，天天学习社论。那些社论措辞严厉，触及灵魂，令我惊恐不安。
这天，班主任走来宣布一条消息，说是每个班级可选出两名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条件是家庭出身必须产业工人。
我自知出身不好，对于凡与政治相关的事情，一向取远离心态，选谁进京与否，只是冷眼旁观。又其实中国的情形，历来有明暗操作两途，原以为班上那位王姓女生，最具入选资格，结果公布名单，是另选了一个男生及一个女生。
查其出身，一为搬运工人，一为木器小厂的工匠。认真理论起来，前者系个体性质，后者属手工作坊，同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工人，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66级（2）班有个陈姓同学，后来官至校革委副主任。他父亲解放前在水泥厂做工，那可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只因为在班主任心目中，这人调皮捣蛋，成绩又差，有次甚至被教导主任在朝会上点名批评，说他顽固迷信，公开宣扬自己横渡岷江安然无恙，是靠了穿红裤衩菩萨保佑的缘故。选择这样的学生前往北京，当然很不合适。
但在陈同学的思想，却是迥然大异。他认为不选他做赴京代表，横竖不能体现公正。他的想法就很简单，你学校不选我，那我就自己选自己了，我是代表我上北京。
他什么时候走的，无人知晓。总之是代表们动身的那天，他也同时消失。他那张空缺的座位，无异一篇公开宣言，又酷似振臂一呼的号召，数日之间，哗变反叛的学生奔走于途，缺席走人的课桌日见其多。
等我反应过来，才发觉空荡荡的教室，就我和几个同学还在坚守阵地。偌大一座学校，已是人去楼空，几近门可罗雀了。班主任不再组织学习，学校也无人出面招呼，完全摆出一副放任自流的态度。面对满目凄凉的冷落，仍在教室里观望徘徊的学生，早已屈指可数，也就一哄而散。
回到家中，母亲问我：“不读书了？”我无言以对，只有苦笑。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要想求得安全，只有远离漩涡。我怕母亲知道原委，会生自责痛苦之心，许多时候都强装笑颜，保持沉默。
当天晚上，家住鼓楼街的宋永森突然跑来找我，提说要去北京串联。他已分头联络了两个同学，问我走还是不走。我谈了我的顾虑。他说：“怕啥怕！听说全国都动起来了，哪篇社论说过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准串联？”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呀，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别人去得，我们为何去不得？再说，我学生证上的成份栏里，填的是“自由职业”，这么多年都浑水摸鱼趟过来了，再趟一次，应该问题不大。
话虽一句，但出门上路，钱总是要带些的。我自幼家境贫寒，常无隔夜之粮，如何筹措盘缠，便成头等难题。母亲知我主意已定，无奈之下，建议我去五通桥找大孃想想办法。
大孃叫徐素芸，是我父亲的大妹妹，早年嫁与五通桥涂姓盐商，我们习惯称其“大孃”而不叫姑妈。
五通桥距乐山四十华里，我经迎春门码头渡江，徒步出发，于下午时分到达五通。历一番询问之后，找到了大孃的住处。等至黄昏，大孃下班回家，我向其说明来意，大孃给了我一块钱。
我转身出门时，大孃问我可有地方住宿，我骗她说，我在桥中有个认识的朋友，可在那儿借住一晚。其实我是想尽快返回乐山，大孃也就没再过问。
从大孃家走到五通桥场口，天色已经完全黑尽，但见前路两侧，山峰耸立，阴森恐怖，不见一丝光亮。此前连夜返回乐山的念头，顿时被无边的恐惧所吞没。我只好折回五通街口，在多少有些灯光的街道上来回行走。
这段街道临江而横，江边一带遍植古榕，虽已11月初，依然枝繁叶茂。我就沿着它们投射下来的阴影，反复徘徊。那街口原本有家旅舍，但我不愿将辛苦讨来的一元钞票变成八毛。我只能用了我单薄的衣衫，去抵御深夜的寒冷，盼黑暗早点散去，黎明能快些到来。
像我这般反复徘徊的举动，过了午夜之后，必然变得形迹可疑，终于招来了巡夜联防队员的盘查。好在我还能解释清楚徘徊的动机，是想一直走到天明而免去住宿的费用。
这位联防队员最后将我带至旅舍，订了一张床位，自然也耗去了我五分之一的银两。
第二天一早，我头未梳，脸未洗，饭没吃，又踏上了返回乐山的徒步之旅。
当天晚上，大家在游正兴家碰头。游的父亲是个钟表匠，他提醒我们出门在外，要互相照顾，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游父人很幽默，偶尔还穿插讲些笑话。
他问我们什么最不怕冷，大家猜了半天也没猜着。他说：“热不死的屁股，冷不死的脸。脸是最不怕冷的，你们到了北京就知道了。”
二
六十年代中期，交通不如现在发达。要去北京串联，先得到成都，再由成都坐火车去北京。我居住的小城，距成都三百多里，乘汽车要跑将近一天，中途得停车吃饭。
后来修了成昆铁路，也可以乘汽车先到夹江，再由夹江转乘火车去成都。这种行车路线虽然多了一个环节，但于车费却是可以节省些。
据传来的消息说，去北京串联的学生坐汽车到夹江，再由夹江乘火车去成都，沿途可以免费。具体是否如此，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要钱没有，如果汽车站不同意我们免费乘车，我们就强行爬车。
那一夜大家都很兴奋，兴奋的结果是大家都迷糊。当时别说有表，就连钟也十分稀罕。原本讲好是游正兴掌握时间，因为就他家有钟，可临到头来他把时间给看错了。等大家陆续聚到一起，走到汽车站又坐又站的等了半天，天色还是一片漆黑。
汽车站的位置，在张公桥附近圣水饭店旁边，过去习惯上称之为“城外边”，言其郊远。因为第一班车是在早晨6点，大家心态上是宁早勿迟，怕误了时间，这也是第一次出远门欠缺经验。
但这一早就早得太过玄乎，就玄乎到等了半天，四下里依然鬼都没有一个。寂静中有人忍不住了，不记得是谁提议干脆步行前往夹江，立刻获得赞同。大家提起行囊就走，其实行囊只是一个书包，里面除几件衣服之外，基本没有内容。故而说到步行，浑如空手走路。
四个人一直走到绵竹舖，距城大约二十华里，天色才渐渐发亮。
当时大家都十五六岁，正所谓一群初生牛犊，精气旺盛，于走路看得稀松平常。尤其是到了白天，沿途风光甚美，竹林村舍，小桥流水，山峦含翠，人行其中，如入画卷，边走边看，并不感觉疲惫。
下午时分，到达夹江车站。此行七十华里，走了约八九个小时。去售票处查看，知傍晚有一辆前往成都的火车。
时间尚早，去城内转了一圈。县城不大，街道、铺面、人流，均小巧秀气，一派恬淡闲适、与世无争的气象。城西十里处，有千佛岩，系唐代开元年间所造，据云造像者与乐山大佛的设计者为师兄弟。
当初二人各许宏愿，一以小而精致取胜，一借大而壮丽逞雄，最终俱成雕刻精品。此地另有手工造纸堪称一绝，其工艺悠久名闻蜀中，一些作坊专门生产宫廷用纸，至今尚存。
但在当年，谁也没想过要去观赏，心目中这些都是“四旧”，唯一门心思去北京串联。
好容易盼来天近黄昏，经检票口进入站台，一路上真还无人检票盘查。到成都南站下车，出口处亦复如此。原来确如传闻所言，在校学生外出串联，乘车一律免费。
令人更为惊讶的，是火车站外早已停靠着许多等候接客的汽车。我们刚一出站，立即有人主动上来接待。广场上人山人海，我们就近上了一辆成都交通学校的汽车。
一群人挤在车厢里，激动不已，在一种不可言喻从未有过的新奇感觉中，任夜晚冷风呼啸掠过脸面，被疾行的卡车分辨不清东南西北的带离了车站。
黑暗中，来到一处亮着灯火的校园，我们被招呼下车，拿着自己的学生证前往一间屋子办理食宿登记。面色黧黑的宋永森主动提出由他出面代理，我们遂将学生证交与他去承办。此后成为惯例，但凡需要联系食宿一类的事情，一概由他出面，我们也乐得清闲。
宋永森家是开茶楼的，他们家在我们那座小城的府街有一爿“春发茶楼”，一楼一底，可以容纳数十茶客喝茶。茶楼底层右侧居中靠墙的地方，用茶桌搭一高台，供说书人表演说唱。我小时候常去这家茶楼，在它门外的房檐下听刘乃乡讲说《西游记》。
我与宋永森是小学初中的同学，小学同班，初中同级。宋永森自幼即长得身材高大，一对小眼睛漆黑如豆。他家兄弟姊妹，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鼻梁尖而陡削，令人过目难忘。
后来见他母亲，便是如此模样。他父亲是一家饭店的会计，“四清运动”中因为说不清而跳崖自杀。那一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有天早晨在教室里看见宋永森，他身穿黑棉大衣，神情显得黯淡忧伤。
这次去北京串联，我和他应该算是最后一批离校出走的学生。家庭施以我们的影响，在那个年代曾如磨盘一样的沉重，单以这件事来说，便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了。
三
在作了简单的登记之后，我们一行四人被带往楼上一间教室。环墙一周的地铺上已经住了好些学生，我们各自在楼道处接待室领了一床被子，找空位安顿下来，然后凭领来的饭票，去楼下食堂吃饭。
当时吃的什么，在今天是彻底忘却，完全没有了印象。倒是后来在北京吃过的饭菜，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宋永森去成都北站打听进京的火车，回来后说，人太多了，我们只能被安排到十二月二号的那趟火车。
几个人一听，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失望之余，大家商量说，眼下才十一月初，还得等差不多整整一个月，不如先回家算了，到月底又才上来。
大家主意已定，决定在成都先玩两天，待四处看看后再乘车回家。
第二天，几个人去城内春熙路玩耍，我与大家说好，单独去了一趟我父亲家。我12岁时便来过成都，当时父亲已经失去工作，迫于生计，只能冒着风险做些所谓“投机倒把”的生意。我曾跟随他东南西北四门奔波，于成都的街道也还比较熟悉。
父亲见我不期而至，先是有些诧异，后来听我说要去北京串联，不免又担心我衣衫单薄，难以御寒。他说：“我这里有一件军大衣，到时你拿去穿吧。”我当时年轻，压根儿没去想过，我穿走了他的大衣，他又何以御寒？
我们的这位父亲，真的是一生坎坷。因家境贫寒，他很小就寄居舅家，在城内忠信堂小学念书，成绩期期优秀。12岁时，即经先表叔介绍，到玉堂街“亚欧药房”学徒。18岁那年，日本飞机轰炸乐山，城内一片焦土，亚欧药房也毁于战火，老板胡乾书遂携带家小，回苏稽乡下逃难去了。我父亲失业在家，愁肠百结，适逢我们的大姑妈嫁在五通桥涂家，她公公涂焕章在当地有数口盐井，愿出钱资助父亲做西药生意。
只因这一资助，父亲仅用了十年功夫，就在乐山、五通、成都开了三家药房，成了解放后倒霉透顶的资本家。先是资产丧尽，后来工作丢失，继之头上还被罩了一顶“右派”帽子，就弄到生计维艰，凄惶度日。
那天离开父亲后，我去人民南路广场逛了一圈，中午回到交通学校，并无异常。至下午3：00，突然感觉不适，四肢发软，渐至沉重如铅，头亦发昏发热，遂去校医务室就诊。医生为一中年男性，留我躺在床上观察。开初尚能意识身在何处，其后便昏昏欲睡，神志不清。约摸到了傍晚，被人扶上一辆吉普车。那车驶出校门后，一路穿街过巷，辨不清去往何处。
恍惚中，有人扶我上楼，步入一间病房，随即有女医生前来询问病情，诊断处方，嘱护士小姐打针施药。经此一番料理，人较先前清醒许多。最让我感动者，是那位值班的女医生，当晚数次来病房巡视，诊查病情，闻我肚饿，即去病员食堂端来一碗面条，其时我已恢复食欲，闻香而食，但觉满口美味，如品佳肴。意欲再吃一碗，又怕人家笑话，只好作罢。
令人殊感意外者，是女医生竟还递给我一叠餐票，说好是今后几天住院用的。
当晚，躺在洁白柔软的病床上，睡得特别香甜。我自6岁始，家庭迭遭变故，为租房居住而频繁搬迁。家中财物也陆续变卖，升初中时，连仅存的一个楠木衣柜也贱价卖与他人，用来缴纳我与二哥的学费。我们兄弟二人，是靠了每月6块钱的助学金，才读完的初中。说到住房，更是凄惨，住过人家的过道，无论白天夜晚，所有房客进出，都要从我们的床前经过；几年后搬入另一处住房，可以一门锁尽，隐私倒是有了，却又因房顶漏雨，下雨时便不得安宁。屋外大下，屋内小下；屋外雨停，屋内滴答。有时“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就只有爬起来，将絮席棉被统统裹成长筒，再拿所有的盆罐瓷盅锑锅四处接漏，坐等天明。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墙板稀缝，不能挡风。我与二哥同睡一张小床，一条薄被无法御寒，两人各睡一头，拿对方双脚，拥抱而卧。母亲与弟妹同睡大床，情形也是如此。
两相比较，医院病床，便是天堂旅馆，好生舒服。
第二天醒来，感觉人已基本恢复，可以下床走动。在楼道间转悠，听对面大病房内，一派笑声，好奇而入。就见人群中一男子手持搪瓷缸边说边唱，间或痰涌咽喉，便停顿下来，揭开搪瓷缸盖子，噗地往里吐一口痰，再“当”的一声盖上，接着又唱。众人感觉滑稽，不时爆发笑声，拿他逗乐。我就疑乎这人，精神上有些毛病。
正琢磨间，宋永森他们三人寻了进来。昨天我发急病，他们并不知道，是晚上才听说的。他们到医院来，既是看望我，也是要顺便告知我一个消息。
宋永森说：“我们现在找到票了，就是今晚8点的火车。你走是不走？”
原来同寝室有几个上海人，临时改变主意想去江西南昌，愿意把去北京的车票送给我们。
我说：“当然要走，我待会儿就去办理出院手续。”当下大家约定，他们在交通学校等我到下午六点，超过这个时间，他们就只能推定我不去了。那年代没有电话、手机，于联络上都采取这种口头约定的方式。
去办理出院手续时，却遇到料想不到的阻拦。那位女医生（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但至今仍然深深的怀念着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不行，你病情还没稳定，等恢复两天再说。”根本不容解释。
我跑到楼下，想从住院部大门私自出去，发现有人盘查，需要验证身份。暗中观察了半天，一直无机可乘。天色已经移向正午，再不行动北京便成幻影。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花园间的甬道上窜来窜去。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我可以翻墙出去！
沿着墙根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才明白自己缺少飞檐走壁的本领，高墙难逾，书生气馁。只好又返回楼上，去值班室纠缠护士。护士说你找医生，我做不了主。
女医生正在查房，我追到病房，诉说理由，她居然充耳不闻，反身又去另一房间巡视。我索性尾随其后，紧缠不放，她到哪我跟到哪。她终于毫无办法，让步说：“好好好，你躺床上去，我再检查一下。”
她给我测了体温，听了肺部，开了一张处方，到药房拿来药交到我手上，说：“记住吃药，别受凉。”又告诉我如何去办出院手续，没吃完的饭票到何处退还。
我昨天入院是谁给办的手续我不知道，饭票是谁给领的也不清楚。总之我出院时，非但没自掏腰包，还按饭菜票金额退给我一块多钱。
从住院部大门出来，但觉初冬的阳光格外温暖，回头仰视高大的门楣，“四川省医院”几个大字鲜红亮丽。
四
这一带我不太熟悉，但凭借持有的一张“革命师生串联免费乘车证”，凡公交车，可以逢车就坐。我父亲住在人民电影院附近，我要去他那儿拿军大衣，应该如何转车我是不清楚的。
好在从小母亲就给我灌输一个观念：“脚是江湖口是路。”所以我边乘车边问路，很快就拐到驶往盐市口的那路车上去了。
不巧的是，父亲那天恰好有事外出，大门锁着。我去街上转了几圈回来，仍然不见人影。时间已经下午4点，我心里开始由焦虑而焦急而焦躁，不断地跑电影院看鈡，又不断地折回来看那紧锁的大门。
同院居住的一位大妈见我往返折腾，一副慌忙火急的样子，问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我62年上成都，在父亲家住过一个多月，她是认得我的。当她知道我去北京串联需要军大衣时，她替我出主意说：“那门是可以抬开的。”
父亲居住的大院，是一所解放前修建的旧宅，房门都一扇两开，明看有锁，其实随便拿了其中一扇木门往上一抬，门腿的转轴就移开了，往旁一挪，稀开的门缝足够一人钻进钻出。
那个年代的房门，实际的作用并不在于防盗，而仅止是表明各个家庭之间的界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治安状况，撬门入室的盗窃很少发生。
我进屋拿了大衣，出来后照样把大门挪回原处，拜托邻居大妈替我转告父亲。此时已经快5点了，我急如星火地赶回交通学校，宋永森他们三人正收拾行囊准备出发。
我们一路乘车赶到成都火车北站，广场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找人一打听，说是火车晚点，到进站口看了看，黑压压围了个水泄不通。往后一瞅，大吃一惊，一条长龙排得逶迤曲折，不见龙尾。
有人见我们东张西望，怀疑是想插队，大声吆喝说：“到后面排队去！”口气严厉，神情凶恶。我们自觉理亏，一路后撤，沿龙头走到龙尾。行走中，但凡停顿脚步，犹豫观望，便会招致排斥，一律是毫不客气的口吻：“到后面排队！”
每个人都在伸张自己的权利。等到我们由龙尾也变成龙身时，遇见后来者意欲插队，我们的口气同样变得毫无商量余地：“到后面排队！”一条长龙经如此维持，倒也基本秩序井然。
冬天的夜色来得早，估摸7点半时，已经完全黑尽。广场上的灯光，闪闪烁烁，将来来往往的人流，拉出长长短短的身影。
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竟找了来，而且居然在昏暗的灯光下，将站立于树荫之下的我找到了。他把我领到一边，悄悄递给我一张拾元的钞票，叮嘱说：“把它揣好，待会儿买些路上要吃的干粮。”
经父亲一提醒，我才想到，真还搞忘带路上吃的东西了。父亲又摸了摸我身上穿的衣服，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我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在路灯下隐入茫茫夜色，心里泛起一丝淡淡的伤感。那一年，父亲47岁。
如今我已六十多岁，回忆起当时情景，才真正把父亲的举动读懂了。可惜岁月难再，父亲坟头的青草，已经二十七次冒出新绿。
父亲走后，大家各自去糖果店买了一袋饼干和几个饼子。当时谁都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一段行程，走了三天四夜！
等候火车的长龙在十点钟时突然起了骚动，最初是龙头上传来一阵喧哗，继之往整个龙身蔓延，人群很快像波浪一般涌动起来，缓缓向前推进。又似乎碰到了礁石，突然间倒退回来。
经此后浪前推，前浪后退，整条长龙遂变得惶惶不安，人人如赴战场，个个奋勇争先。什么叫前呼后拥，各不相让，无须查阅辞典，眼前景象就能一目了然。
待终于挤进检票口了，回头张望，才知天下已经大乱。但见检票口两侧栅栏，翻越者前赴后继，如士兵翻越战壕，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站台上更是一片混乱，停靠的列车已经人满为患，后继者仍源源不断涌来。登车口拥塞不通，便从窗口强行翻越，数人联手，搂腿掀臀，下边推举，上面阻挠。一时间，车上车下，招呼声，呐喊声，叫骂声，联络声，响成一片。
上得车来，感觉几无插身之地。在过道中挤来撞去，愈往前走，愈是寸步难行。所有通道及空隙处，皆坐满了人，挤满了人，站满了人。连厕所，行李架，座位下，都无一处不被先来者占领。
我们四人在车厢中部好歹寻了个地方，尽管只能站着，却也感觉十分庆幸，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们终于上了火车，终于可以去北京串联了。这在前些天，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眼前已经变成了现实，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五
接下来一路行程，从成都到北京，火车走走停停，时有晚点，整整走了三天四夜。如果搁在今天，那将是难以忍受的经历，但在那时，真的就没有过多抱怨。现在回忆起来，有几件印象颇深的事倒是可以写写。
我们坐在车厢里，开始是站着的，后来发现行程太长，老站着也不是个事，便打挤着坐了下来。这姿势晚上睡觉也很合适，双手趴在弯曲的膝盖上，躬着身子，头就俯在手臂上当枕头睡了。
行李架上的人睡觉是可以躺下的，但杂木条子硌背的难受，就只有他们才清楚了。厕所里的人如何解决睡觉问题，我无法想象，大约办法总是有的。更有些机敏的人，索性拿身子顺入座位底下，鼾声大作，是最惬意不过的睡法，比较硬卧，自然略微差了一些。
只有抢占了座位的男女，大约算得车厢里的贵族。有一男二女三人，不知何方人氏，大约我们还在老老实实排队，他们已经摸进站了，否则不好解释如何谋求了一张三人座位。他们于旅途生涯，似乎也很有经验。
但凡停车，那男的必从窗口下车打水。尤其是早晨，总能设法取了水来，供两位女子洗脸漱口；且就于小茶几上搁一镜子，梳头扎辫，略施打扮，颇有些“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雅致。这在当时环境，几乎不可想象。
乘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要从窗口上下不是一桩易事，反复翻上翻下的折腾，更需要爱心和毅力，一般人恐怕很难做到。我就因为拥挤，条件恶劣，三天四夜没洗过一次脸，刷过一次牙，下过一次车。
其实又何止于我，那节车厢中的男女，大约没有几个比我更讲究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惟这男的乐此不疲，不能不让人另眼相看，以为别具一种情趣了。
然则距我不远，也有一男二女，恰成另外一番风景。当时季节，虽已入冬，但比今日春运火车还要拥挤甚多的车厢，还是不免显得闷热。不过倘言就热到难受而须裸露身体的程度，也还不至于。
偏是这三位男女，于坐法上就很别致，要男的居中央，两女坐其旁。这种坐法在汉语中有一字或可相仿，就是“嬲”（戏弄，纠缠），只是须得颠倒一下位置，变成两女夹一男而已。
问题恰好便出在这儿。你说火车上环境特殊，男女比肩而卧，或摩肩接踵，只要不动手动脚，都应属正常。惟独这三位男女，亲热得有悖常理，男女都拿了长裤一直卷到大腿上端，这都还有话可说，热嘛。糟糕的是，男的两条大腿，要去分别骑在旁边女子的大腿上，赤裸地亲热。
弄得周围男女，不免侧目而视，却又不便干预。车到郑州，停站休息，与一列南下火车并排停靠。对面车中的红卫兵目睹此景，骇然怪异，大声尖叫，锐利指责，大骂其“狗男女”。
狗男女受其惊吓，无言以对，遂将车窗紧闭以为盾牌。这一招虽有掩耳盗铃之嫌，但于阻隔斥骂声确实有效；惟独对自己这节车厢的空气流通，是不免发生了严重影响。
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火车跑动时，外间空气灌入，与车厢内热空气对流，形成凉风，便有如一巨大电扇不停地工作。火车停下时，等于电扇关闭，已经令人难受，再拿车窗紧闭，是拿了车厢变成“密封罐头”。
“狗男女”的做法，不消说引来一片抗议。迫于内部压力，也加之对面停靠的列车，不断挥手示意，表达友好愿望，言称不再指责，“狗男女”几经犹豫，也就重新打开车窗。对面车厢果然信守诺言，非但不再漫骂，还问些客套话，让人觉得干戈已化玉帛。
几分钟后，对面列车启动，突然有热水倾泻而至，烫得三个狗男女哇哇乱叫；那边儿一伙恶作剧男女，甚感快慰，在南下车轮的滚动中，欢呼雀跃，挥手告别：再见了——，再见——，再见——
这三位男女，还做了一件事，也是让人骇然怪异。他三人白天基本不进饮食，只是弄些水喝。到了夜晚，食欲却异常旺盛。有天夜里，宋永森偶然醒来，发现那小子趁大家熟睡，蹑手蹑脚，神不知鬼不晓，在拿了别人的包挨个搜索。
见有食物，便掏出一点，也不多要，譬如饼干，就三五片；面包，则小半个。像这么偷窃下来，失主不易察觉，在他却是斩获甚丰，足够三人填饱肚子。经宋永森如此一说，我才发觉我的饼干是出了点小问题。但这家伙盗亦有道，同一个包，绝不摸第二遍，偷得可谓不动声色。
另有奇事一件，亦须记叙，却是要带些悲凉色彩了。我说过，那列火车拥堵不堪，所有过道空隙之处，均为站立坐卧者塞满。人行其中，几乎无下脚之地。常听有人叫嚷：“盯到点嘛，踩住我腿了！”这边儿就连声道歉。
更有睡迷糊了的，在过道穿行，不是踩着了人家的脑袋，就是拿别人的肚子当成了踏板。故而非万不得已，无人愿意在过道穿行，也无人乐意别人在过道行走。
且说那天晚上，宋永森怎么也睡不着，盖因白日里歪过一觉，大脑夜间不想休息，只能瞪大牛眼看众人睡觉。就见一女子从那边过道过来，这里得插说一句，这种情形在白天里是几乎不可能的，谁要上厕所或去锅炉房打水，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攀行李架，脚踩靠背椅，从众人头顶，猴似的跨越。
到了晚上，一车厢男女，各自沉入梦乡，便如一队疲惫之师，鏖战之后，于山谷间放心睡觉。白天里密切相处的地带，因彼此间相互依傍，就留出空隙来了。
那女子小心翼翼的跨过几颗人头，来到一处空隙，停住脚步，撩开衣襟，解开裤带，就要拿了内裤往下解脱，亏旁边有人察觉其动作异常，拍她一掌，才将她从梦中惊醒过来。
揣想那女子，大约白天里无法入厕，至夜间憋得难受，在梦中念及此事，进入梦游状态，以为进了厕所，故而宽衣解带，险些惹出意外。
忆及当年乘车串联，虽怀抱满腔热忱，却也天可怜见。在我，是行程三天四夜，仅解过一次小手而未大便。实在因为入厕艰难，便自觉减少饮水；且车内闷热，时有出汗，体内水分的流失，经皮肤洩出，不能不说也起了相当作用。
按理，第一次长途乘车，经宝成、陇海、京广三条铁路干线出川赴京，是一件令人愉快而难忘的旅行。然当年乘车环境恶劣，居处过道，行动不便，无法由窗口外探沿途景色。至今回忆起来，印象模糊。
记得过黄河大桥时，窗口有人惊呼：“黄河！黄河！”由过道处望去，但见漆黑一片的天空下，有灯光闪烁，隐约显露出黄河大桥的轮廓。
后来列车在华北平原上行驶时，我的感觉首先不是惊讶于她的一望无际，而是满目的黄土，看不见令人渴望的绿色。有一个站名，曾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讲武城。
记忆，是远比电脑还要奇妙的东西，它似乎有自己的内存，硬盘和程序。它在一边吸收、交换，存储信息的时候，也在一边清理、归类，删除信息。
曾经经历的许多细节都遗忘了，抹去了，不复记忆了，唯有些细节，依然鲜明，生动，历久弥新。
我们这列进京的火车，承载着数千兴奋、憧憬而又不免幼稚、茫然的年轻男女，在饱受了太多的晚点、临时停车之后，终于在黎明时分，驶进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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