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纵横》杂志2018年第4期访谈中宏院学者常修泽教授回顾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山上”“山下”那些值得回味的往事。这是一份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资料，是一份客观、翔实、公正、理性的珍贵史料。现转载于本公众号，供大家参考。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这一会议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和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会上，与会各方围绕改革开放的各大议题争鸣不断、纷纷“论剑”。会议的许多成果为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创新思路，其中不少为中央所重视并采纳；会议也使一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脱颖而出，走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本文讲述的，正是莫干山会议前前后后、“山上”“山下”那些值得回味的往事。
本文口述者常修泽教授
首先说明，我不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参与者，正如我在一首回忆莫干山会议的小诗中所写：“忆得当年山上会，诸君翘楚我相随。”只不过后来，我又自觉自愿地成为这段历史的搜集者、研究者。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亲历和所掌握的文献、史料所再现的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会前，中国改革面临三大焦点
莫干山会议召开前，国内面临三大焦点。
第一个焦点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历史性转型。从空间来看，这个转型是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以1978年安徽农民首创的“大包干”制（包干到户）为标志掀起农村改革，随后中央将这一安徽实践概括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向全国推广。到1984年，经过五六年的改革，农村这条线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农村改革的势头推进到城市改革中去。1984年1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到南方视察，在亲身感受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他提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显然，这一题词指出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城市改革新局面的问题，既是一个战略提升，也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第二个焦点
，就是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和战略思维问题。为此，中央决定于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围绕“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一重大命题，讨论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一个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制订就涉及用什么理论来支撑它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理论还是按照新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来进行？这里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选择。
实际上，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选择的基础研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参与其中。1981年我们所承担了国家 “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主持这项课题，并带领杨玉川和我参与课题研究。1983年，我们完成并上报了一份16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对于这一理论主张，当时国内政界学界既有不谋而合者，也有持不同见解者。反对者明确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总之，当时对这两种改革理论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1984年6月，《决定》的初稿“出炉”。此稿即是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来写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后很不满意，指出要对起草组进行调整并重写《决定》报告稿。
第三个焦点
，就是来自改革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倒逼。改革开放五六年来，实践中虽取得许多成就，但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如价格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等），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综合上述这些背景，应该说，是大历史、大时代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发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1984年1月，杭州，莫干山会议的几位发起者。从左至右：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孙皓晖
改革大业匹夫有责，
多股“中青年力量”汇集发声
多年后，莫干山会议被认为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中有三股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颇受关注。
第一股力量
，是在京中央和国家部委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于相关部委的研究组织的中青年研究者，其中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因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而被称为“九号院”）。当时“九号院”的“掌门人”是杜润生，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像王岐山、周其仁，等等。
第二股力量
，来自相关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等，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想法和闯劲的中青年经济学者。
第三股力量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地方社科院的中青年研究队伍。例如，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朱嘉明、黄江南，就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及至会议召开时，朱嘉明已经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黄江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这些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思想解放、敢想敢说。例如，“九号院”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成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研究的中枢智库。又如，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在《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红旗》（内部文稿）1981年第10期）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为中央所重视的建议，“改革四君子”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按当时《红旗》（内部文稿）发表文章的作者顺序排列）也因此得名，并成为当时中青年力量的象征。
当时，走向思想解放的学术氛围也为中青年力量的发声创造了机遇。例如，1983年2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暨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我当时有幸参会，有一批比我还年轻的朋友也出现在这一学术会上。会上由北大萧灼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先生组织，举办了一个几十人的“青年代表座谈会”，对于开始聚集的中青年力量而言，可以说是“初露锋芒”。
总之，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对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撑有现实需求，而三股中青年力量则能够形成一个合力来给予智力供给。可以说，供需双方的真诚碰撞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而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2014年，本文口述者常修泽再上莫干山时，和年轻人在一起交谈
办会特色：民办官助，以文选人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最早是由朱嘉明、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黄江南、张钢（《经济学周报》）等讨论提出的。随后，1984年2月，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在浙江杭州进行了“最初商议”。
会议的酝酿与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也有一些瓜葛。1984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来我们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我提到有意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并表示支持。随后，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
回顾起来，莫干山会议是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即：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和支持；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会必须得有主办单位，光有个人身份不行。关键时刻，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担当主办，发挥了关键作用。除《经济日报》外，《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这就形成了后来说的“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此外，当时“九号院”的农研中心还为此专门拨出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对会议经费的支持，这也是“民办官助”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4年6月12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经济日报》发布了《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称：“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这一消息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几不讲”
（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
和以文选人的模式。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这份唯才是举的“征文令”大有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的气势，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从6月12日到8月15日短短两个多月，会议筹备组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作者中既有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也有来自各条战线基层、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 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 体现了愿为改革贡献才智的强烈使命感。
为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组长张钢，副组长徐景安（国家体改委）、黄江南。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是重头戏。论文评审组组长为王小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周其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为朱嘉明、卢迈（北京经济学院）、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后来随着来稿踊跃，阅稿队伍又有所扩大。
1984年在莫干山举行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名单（部分）
经过两个月认真的“以文选人”的工作，截至8月中旬，参会代表名单尘埃落定。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正式代表共计124人。我曾对这124名代表作过结构分析。
按系统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企业界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
按地区分：北京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此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也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陕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如陕西6人。
8月底，整个筹备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准备上山。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合影
风云际会莫干山，不为山水为改革
莫干山会议的正式会期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会议地点在莫干山450号，它原是山上的一个天主教教堂，后遭火损，现已重建。
出席会议的除前述124位代表外，还有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与会者中，浙江省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等；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有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左芳（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阎淮（中组部青干局）、李英汤（中央办公厅）等；此外，还有几位不在上述名单之列但实际上也曾参会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如孔丹（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秘书）、李湘鲁（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秘书）等。
为保证会议顺利举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11人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和主编王瑞荪等。领导小组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会议讨论的组织和运转，成员主要包括会议的发起、组织等几位核心人物。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任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
开幕会上，有关各方相继讲话，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的致辞。
王瑞荪说：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改革实践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我们希望会议能够体现出讲求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精神；能够体现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能够体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贾春峰在题为《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的发言中说：“大变革要注重理论的大发展，也必然促进理论的大发展。”“对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课题，在过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结论和具体答案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学工作，要有献身精神、求实态度、创新勇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复述已有的结论，或者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现实生活在大踏步前进。”
这番话听后令人深感责任重大，上莫干山不是来游山的，而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拿出真知灼见。
2017年，常修泽教授（前排右一）与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几位老友和2012之后新莫干山会议的朋友合影
挂牌讨论，七组争鸣
好擂连台，五大成果
9月3日开幕大会之后即进入分组讨论，共分七个组。七组议题几乎覆盖了城市改革各大命题——当时改革的重点，成为会议的“骨架”。
第一组——宏观组，主要讨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最热点”的问题：价格改革的基本战略；
第二组——企业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聚焦国企改革；
第三组——开放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这也是我本人所在的组；
第四组——流通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功能；
第五组——金融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
第六组——农村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
第七组——理论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政府经济职能等。
实际上，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们围绕改革的各种决策需求，从改革理论和实践思路的供给角度提出建言。
会议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上述每个组里都有一两个核心人物，并由在该领域素有研究的青年学者或专家来当组长，而并非看其身份或资历。这样，这些人能够在讨论中发挥好组织、引导、总结等作用。
分组讨论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会上不准念稿，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开门见山、各抒己见，讨论激烈时还出现“抢话筒”现象，现场颇为“热闹”。
会风方面，莫干山会议的一大发明是“挂牌讨论”。任何人都可以提议讨论某个问题并陈述理由，只要经过大会学术组认可，即可挂牌讨论，如“本组定于某时某地讨论某个问题……”的告示。
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还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风自由、开放、平等，各种交流、“打擂”频繁，因此尽管有组别之分，但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常修泽向年轻人介绍时说，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与会代表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可把莫干山会议研讨的内容及其对决策的贡献归纳成五大议题和五大成果。
第一，价格改革：“放调结合”成为最大亮点。
莫干山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中国开始从农村改革转入城市改革，想要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办事，首要问题是价格改革怎么办，这也是当时中央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恰在1984年9月上旬，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并且目前国内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
显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对如何进行价格改革提出了巨大的“决策需求”，而对“供给方”——在莫干山上的年轻人而言，“价改向何处去”也成为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专题，并从而成为会议的一大亮点。
在“山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主要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
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对于“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这一点，与会者均有共识。
二是
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一种主张是“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另一种则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
三是
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这也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即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为主，同时放开一部分小商品的价格；二是主张“以放为主”，即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价格，政府则主要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商品进行调节；三是主张“调改结合”，这派意见是在“调”“放”激辩的背景和过程中产生的，主张调放结合，双轨运作，并行不悖。上述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田源、张维迎、华生与何家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