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11期
作者：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约4100字
经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在获得巨大的物质进步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整个基层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状况。就基层政治生态问题来说，之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基层政权的蜕化。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极端社会事件的出现和仇官仇富情绪的蔓延，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的极端化开始引起学界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我发现，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压制下的无奈：政治冷漠
这种政治冷漠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积极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方面，不愿主动行使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当前我国基层民主选举活动都需要基层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村委选举依旧属于“动员型选举”，民众不是将投票看作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民主权利，反而视为完成基层组织交待的任务。二是在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对政治体系不满时，也不主动行使救济权。不是以明示的方式对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采用制度化渠道救济自己的权益，而是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或者将不满情绪压制在心底，或者对基层政权的施政行为不予配合，甚至通过破坏公物等行为发泄对公共权威的不满等等。
民众对政治不关心的现象在现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其表现形态与形成原因各有不同。当今时代，即便是发达的民主国家诸如英美，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也是有限的，民众的精力主要投入于经济活动中，如何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是其首要关心的问题，而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等较少关心，甚至很多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投票率也在不断降低。但是这种低度政治参与当前我国民众的政治冷漠完全是两个性质的现象，不能混为一谈。正如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今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投票等政治参与活动不感兴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体系和政治原则是稳定的，不管换成谁做政治领导人，整个社会的运作原则和基本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上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个执政党上台，对社会基本生活的影响不大，不会发生重大的发展方向的逆转，民众自然将主要精力都投入进个人生活领域。
反观我国当前的现实，各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已广为诟病，严重的官民对立情绪也成为公认的事实，整个社会迫切希望进行体制性的改革，这与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我国民众的政治冷漠和对基层民主选举的不感兴趣，并非是对政治体系没有参与的要求。相反，他们迫切需要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地回应他们的诉求，信访系统的拥堵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因此，这种低度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冷漠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制度化的有效的参与渠道造成的，甚至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系统是打压公民自主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地方人大和村委会的权力虚化和长期以来的动员型选举，一方面压制了民众的自主选择权，导致基层民主选举成为走程序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导致基层民主选举与基层治理中的决策权监督权脱离，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向政治体系输入其政治诉求，也无法通过代表限制已经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民众普遍感觉无论谁当人大代表还是村委会成员，都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实际政治生活起不到多大作用，对自己的权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自然对此类政治参与毫无兴趣。
因此，我国民众当前的政治冷漠其实是一种压制之下的无奈，并非没有政治参与诉求，而是缺乏真实有效的参与渠道；同时，个体自主性的政治参与又面临政治系统的打压和对政治性风险的担忧，噤若寒蝉。这种压抑的政治参与诉求和沉默反抗的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它们并不会随着时间自然消逝，反而会逐渐累积，等累积到了一定程度或者有一个诱发点，就能将日积月累的政治压抑集中宣泄出来，引发暴力反抗。
二、藏怒宿怨的清算：暴力反抗
我国公民极端化政治心态的第二种典型就是对现有政治权威的暴力反抗，这种暴力反抗形式既有个体性的，也有群体性的。个体性的暴力反抗诸如对自我进行暴力伤害，暴力攻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诸如唐福珍自焚，杀警察的杨佳，以及屡见报端的小贩杀伤城管，最近广西发生的爆炸案等，都属于这类政治心态的典型表现。个体性的暴力反抗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都是个体在其权益遭受侵害或者其主观认为自己权益遭受了侵害而无法得到制度性的救济，即“受了委屈，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引发的。虽然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其背后深层次的心理背景都是不信任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国家机关在心理中预设为一个倾向于恃强凌弱的主体，甚至在内心深处潜藏着对整个社会的仇恨情绪，认为自己一直是社会中的弱者。在这样情绪化的认识之下，往往将许多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过度解读，一旦有具体的事件将其引入与国家机关的矛盾之中，就非常容易引发极端行为。表面上看，个体暴力反抗的极端行为是因为一次具体的矛盾冲突引发的，但是实际上，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心态是日积月累造成的，是多年来压抑的怨愤得不到有效的纾解而逐渐产生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是制度化政治参与遭到压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