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经会客室】斯诺：见红了见红了，这简直让我兴奋不已！

我之所以会坚持去红区，前往延安采访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人。理由有很多，有我本身的原因，也有其他外部的缘故，待我细细和你讲述一下。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迫于被国民党重重包围，而且信息发布权相对比较弱势。国际上大多是蒋介石以及其党派对共产党的评价看法。西方也没有具体详细可靠的报道，即便是有很多作家，如Agnes Smedley，曾在长征前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细节，但这些作家都没有访问过他们，甚至对长征期间出现的新领导层进行了第一手的采访。

《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斯诺死里逃生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所以，共产党控制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怎么生活、工作、战斗的？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我在中国居住7年多，仍感到没有很好地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了解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极大的憾事。外界关于中共和红军的离奇传说令我大为迷惑，喜欢冒险、坚持眼见为实的信念的我决定亲自到红区看一看，于是我想法设法开始打听到去红区的途径。

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将其研究我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因为我年轻时在纽约曾炒过股，漂洋过海时曾混过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赌马赢过1000美元从而转危为安，哪次不都是我那冒险性格在搞怪。

没你说这么的夸张，我只是对金钱要求比较高罢了。1933年，我和夫人辗转来到北平，情况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在日记中写道：“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我们俩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多美元，但我仍然感到生活拮据。因为我对金钱有较高的要求：我曾想在30岁前发财致富，30岁后潜心写作，我的一生中一直为金钱和写作双丰收奋斗。

当时，美国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新闻联社的财政收入, 令我的自在生活受到威胁。1933年新闻联社开始减少我的薪水，到年底还干脆炒我鱿鱼。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和其他美国报纸多次写信询问受聘记者的可能性但均未成功。

从更世俗的意义上看来，我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我也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我仍需要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这也是我一直想写的那种书。

1935年4月，我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我当时给许多美国媒体供稿，比如，美联社、新闻联社、《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新闻报》等，并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间，我仅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

正当我愁于没能自由自在花钱的时，一个机会来了。当时，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我考虑采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我去尝试采访红区，1932年，我曾对我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我当时认为，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

1932年我写完《远东前线》一书后，开始认真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我，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预付我750美金斯诺，约我在1934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我当时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了。

很多人说我是机缘巧合，然而非也。当然除了我本身就已经在中国做了7年记者之久，经验丰富外。更多原因是，当时红区刚建立的成果需要一个人对外宣传，而这个人，必须是我。为什么？

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挥剿总的张学良元帅，与共产党达成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省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各地向那里集中。

斯诺与毛泽东的合影

但最后，我那位朋友消失不见了，可能是对我产生怀疑。后来，我去到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艾黎和史沫特来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来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不久，在1936年春季，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

当时，中国记者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如果找英国、法国或德国记者，他们国家的治外特权已经给他们带来极坏的名声。如果找俄国记者则会引起各国的怀疑……只有找美国记者，其中我是最理想的。因为史沫特莱与中国的左翼联系过于密切，容易有党派的嫌疑。我就不同，我比较中立。

同时，毛泽东曾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择邀请我，因为我具备多方面条件：美国人；我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最后，1936年7月，我进入陕北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当然可以。1936年10月下旬，我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月之久的外国记者，终于秘密凯旋。就在我返回北平的同时，国民党当局竟从西安登出一则报道：“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关于我的“讣告”也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

斯诺因见共而与国民党领导辩论

当时我知道这情况，反应迅速，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为了戳穿谎言，尽快将自己得到的红区真相和长征事迹等及时公布于世，在前夫人海伦·斯诺的积极支持协助下，我投入紧张的写作中，并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

1937年1月、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我的陕北报道。其中美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我在陕北苏区拍摄的70余幅照片，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我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7月，我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同年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

斯诺为毛主席拍照，这张照片成为了经典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同月，我来到上海会见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在我的住所里，就将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寄来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胡愈之。胡愈之阅读后，觉得理应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1938年2月10日，胡愈之组织筹划下，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全译本，此书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我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

在采访期间，我保持着严肃的新闻态度和强烈的追问意识，加上本身娴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怀，让《红星照耀中国》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我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叙述框架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出现而逐步搭建起来的。

不论着墨轻重，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生动鲜活、饱满自然。在战争年代的大历史背景下，能细致地关切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高品质的纪实写法成为《红星照耀中国》能够感动万千读者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