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米歇尔·塞尔与法国科学哲学
》
作者/马西米利亚诺·西蒙斯
译｜蓝江
死亡体制与科学人类学
导论
我们已经看到塞尔如何从关系本体论出发（第四章），提出了我们应该培养哪些关系的问题（第五章）。本章将探讨塞尔在其关于巴什拉的文章（见第三章）中提出的科学人类学：
每个人都对知识不再是智慧感到震惊：自从它最初形成以来，自从它在木星饥荒和火星军团的阴影下诞生时的犯罪行为以来，它从来都不是智慧。
知识与权力结盟，知识本质上就是权力，不仅因为帝国承认并窃取了知识的力量，而且因为知识在战略、征服和帝国的位置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现在，在极刑的惩罚下，我们不得不勾勒出比巴什拉的史前史更古老的历史，净化从一开始就被恐怖毒害的科学源泉。
这不再是一个关于死罪清单的问题，而是我们在死刑面前的集体生存问题
。（
Serres 1970, 45
）
塞尔所说的“极刑”指的是我们可能因原子弹而集体死亡，这也是塞尔《死亡体制》
（
Thanatocracy
，
Serres 1974a
）一文的中心话题，我们将以此为出发点。但这种暴力与其说是核武器等科学最新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更悠久、更古老的科学史的体现。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科学如何因其净化作用而隐含暴力：它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一套有限的范畴。但科学还产生了另外两种类型的暴力。首先是新技术和科学见解的暴力影响，其结果就是塞尔所说的
“死亡体制”，可能导致我们集体世界的毁灭。其次，在学术批判实践中，也存在着针对其他主体的暴力，这些主体被指控和监视。这两种形式的暴力将是本章的主题。
为了描绘这段古老的暴力历史，塞尔引述了两位作家：
乔治·杜梅齐尔（
Georges Dumézil
）和勒内·吉拉尔（
René Girard
）。关于他们与塞尔的关系，几乎没有任何二手文献（见
Sayes 2012
）。因此，我将从杜梅齐尔关于印欧神话的三功能假说入手，以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神、战神马尔斯（
Mars
）和奎里努斯（
Quirinus
）神为例。然后，我将重点讨论吉拉尔的替罪羊假说和拟态欲望理论。吉拉尔的理论还被其他一些与
“十人团”（
Groupe des Dix
）有联系的作者所接受，他们将吉拉尔的主题转化到了其他科学领域。这并不是塞尔观点的独特之处。因此，在最后一节中，我将探讨他的方法如何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性：
(a)
他将吉拉尔与杜梅齐尔结合起来；
(b)
他关注作为替罪羊的准对象的作用，并将其与奎里努斯、马尔斯和朱庇特联系起来；
(c)
以及他将他们的见解不仅应用于科技史，而且应用于批判主题：批判和社会科学可以被理解为神话暴力的延伸，而不是神话暴力的终结。揭开这些隐藏在科学和批判中的暴力历史，构成了塞尔科学人类学的主要目标。
广岛之声
塞尔自称是
“广岛的孩子”（
Serres 2014 32
），广岛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塞尔对他的科学哲学家们如何忽视这一事件感到震惊。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一章中），塞尔是如何否定巴什拉的新科学精神的，部分原因是它从未
“听到广岛的声音”（
Serres and Latour 1992, 11
）。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塞尔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我记得，对于我的认识论老师巴什拉或康吉莱姆来说，这个问题甚至都没有出现过。例如，巴什拉于
1951
年出版了《当代物理学的理性主义行为》（
L’Activité rationaliste de la physique contemporaine
）一书。书
中只字未提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量子力学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但无论是在该书中还是在其后的任何作品中，都没有丝毫关于广岛的暗示！
(Serres 2014, 160)
由于认识论已经失去了其传统任务（见第一章），塞尔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即科学人类学。这是指一种与传统科学史平行的更深层、更古老的科学史（
Serres
，
1987
年，
6
）。这种科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内部往往不为人知的暴力。广岛所体现的与其说是这种暴力的开始，不如说是它变得无处不在、不容忽视的临界点。“今天，一个聆听科学的哲学家在技术信息中听到了死亡的字眼。我们世界和人类的死亡”（
Serres 1974a, 72
）。
这种暴力在早期的一篇文章《背叛：死亡体制》
在这篇文章中，塞尔认为广岛事件体现了几个关键的社会转变。首先，
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死亡观念。除了将死亡视为垂死的个人或崩溃的文明的传统观念外，“广岛的地平线上还出现了第三种（死亡），那就是物种的死亡。
这是人类和地球的死亡”（
Serres 2014, 166
）。在塞尔看来，人类已成为“集体自杀”（
Serres 1974a
，
78
）。
其次，这意味着科学哲学的重点转移，科学哲学应关注我们的局限性。这并不涉及理性的超越极限或我们人类学的有限性，
而是我们的物理极限：世界所能承受的极限。
曾经纯粹是思辨的极限，现在我们开始通过行动来体验这些极限。“它不是理论性的，它可以从我们的干预中推断出来。因此，任何未来的道义论（
déontologie
）都只能参照这一极限来思考”（
Serres 1974a, 97
）。核武器通过超越这些界限来体现这些极限：如果我们使用这些武器，我们不仅会毁灭敌人，也会毁灭我们自己。
第三，在塞尔看来，核武器是一种
“世界之物”（
objets-mondes
）：“具有世界维度的物体，在维度方程的精确意义上：空间（弹道导弹）、旋转速度（地球静止卫星）、时间（放射性废物的寿命）、能量和热量”（
Serres 1974a, 101
）。
由于这些缘由，科学通过这些世界之物变得内在非理性。对塞尔来说，这不是一个是否有人会滥用核武器的问题，而是核武器存在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