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实在论

【作者】

    西奥多•赛德，美国罗格斯大学哲学系教授，专长是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Theodore Side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New Jersey）。

     感谢富兰克·阿岑尼乌斯、凯伦·本内特、大卫·查尔莫斯、安迪·伊根、迈提·艾克伦德、希拉里·格里乌斯、约翰·郝扫恩、伊莱·赫实、托马斯·霍夫韦伯、亚力克斯·杰克逊、萨拉-简·莱斯利、安迪·麦克高尼格、阿兰·马斯格雷弗、吉尔·诺斯、劳瑞·保罗以及莱恩·瓦瑟曼。[本文原始出版信息为：Theodore Sider, “Ontological Realism,” in David Chalmers, David Manley, and RyanWasserman, eds., Meta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84–423。本刊中文版的出版获得作者和出版社的授权和支持。——编者按]

【译者】

      卢耀俊，雪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LU Yaoju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yracuse University, Syracuse）。

1987年，皮特·范·因瓦根问了一个好问题。（通常来说，问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最难的）。他问：为了让若干物体构成一样东西——把某个由那些物体构成的东西带进现实，你得对它们做什么？把他们粘起来还是怎么着？[1]

有些人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2]不论你对那些物体做什么，不论它们如何排列，它们总是构成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听说了口袋里的硬币与埃菲尔铁塔的总和这个东西。

另一些人说这些物体必须以某种方式固定在一起，就像我们通常想到的东西的部分那样固定在一起。但是范·因瓦根教我们了解了被粘、被胶、被缝、被融在一起的人们。范·因瓦根认为，这样的牵连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实体。

还有一些人说你做任何事都不能让这些物体构成另一个东西。根据这些“分体论虚无主义者”，桌子、椅子、电脑、分子、人以及其他复合物体压根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单体——不包含部分的实体；亚原子粒子应该算数——他们“排列成桌子那样”[3]、“排列成椅子那样”等等。[4]

范·因瓦根本人也不认可桌子和椅子，但是他的本体论接纳人和其他生物体，这一点他与虚无主义者不同。（几乎没人知道为什么他加上生物体）。

这场本体论的争论后来与其他关于物体的争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关于持存问题的争论。比如，虚无主义者对雕像和泥团的老谜题有个速成的解答：哪个都不存在！[5]

然后有些人就失掉了他们的形而上学信心。[6]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窃窃私语，说这场争论本身就有问题。

关于当代本体论的顾虑原本是关于其知识论的顾虑。今天的本体论哲学家已经不做概念分析；很少有人关心“椅子存在”这类句子的日常用法。（否则分体论虚无主义就不会被当回事[7]）。他们的分体论很有科学味。他们把互相竞争的立场看作关于这个世界的假说，然后用很宽松的理论选择的标准来评判这些假说。与日常用法和信念的契合有时候在这种评判中扮演一定角色，但一般说来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8]理论洞见、简单性、与其他领域的整合（比如，科学、逻辑以及语言哲学）等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于是就有了若干知识论的顾虑。主要的本体论立场看起来都自洽而且经验上适当，因此理论选择的所有任务就都落在了理论选择的标准上；但是这些标准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在科学理论选择中通用的标准（比如，简单性和理论整合）能用在形而上学中吗？如何清楚地表述这些标准？考虑到经验证据的不足，这些标准能有希望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吗？

你可能觉得这会导向本体论的怀疑主义，对本体论真理的知识的绝望。但是批评者们并没有这样说。[9]这些批评者们——我称呼他们“本体论减缩主义者”——却说过类似于实证主义者针对整个哲学所说过的话：本体论问题本身就有问题。除了关于概念分析的问题，没有其他好的本体论问题可问。肯定没有哪些问题能让本体论哲学家们用他们的方式争论。回到我们的话题：他们说，当若干粒子排列成桌子那样起来，关于是否这里存在着一个由那些粒子构成的桌子，没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不过是不同的——而且同样好的——说话方式。[10]

但是，我接受一个非常强的关于本体论的实在论。我认为关于复合物体是否存在的问题是实质性的问题，就像关于外星人是否存在的问题那样实质；而且我认为当代本体论哲学家本质上[11]在用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我不会尝试让你也接受实在论；至少我不会做得太过分，而且也不会在文章末尾之前这样做。我的主要目的是澄清眼前的争论。

本体论的许多争论都滋生了减缩主义，但是让我们继续聚焦在复合物体的本体论上。考虑由两位本体论哲学家PVI和DKL（代表皮特·范·因瓦根和大卫·刘易斯）以及一位本体论减缩主义者参与的三方争论：

DKL：“桌子存在。”

PVI：“桌子不存在。”

减缩主义者：“这场争论有问题。”

我们可以区分这位减缩主义者可能持有的若干反对论题：

混淆  PVI和DKL用“桌子存在”表达了不同的命题；根据他们各自的意思，他们的主张都是真的；所以这场争论只是语词之争。

不确定性  PVI和DKL用“桌子存在”并没有表达一个具体的命题；在他们口中，这个句子的语义在若干候选意义之间无法确定，有的使PVI的主张为真，有的使DKL的主张为真。所以这场争论没有被阐释清楚。

明显性  PVI和DKL用“桌子存在”表达了同一个命题，但是根据语言学/概念反思，这个命题的真值很明显，所以这场争论很幼稚[12]。

怀疑论  PVI和DKL用“桌子存在”表达了同一个命题，但是关于这个命题的真值，我们没有相关证据，所以这场争论没有意义。

我会把怀疑论论题放在一旁，因为这里我所考虑的减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语义学的而不是知识论的。混淆论题会是我的主要目标，因为它最简单，虽然我的观点也可以适用于不确定性论题和明显性论题（伊莱·赫实的减缩主义版本）。因此，我所考虑的减缩主义者认为，当DKL说“桌子存在”以及PVI说“桌子不存在”时，根据他们各自的意思，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要注意的是，我的列表并不包括其他版本的减缩主义，他们分别基于观念论、实用主义、证实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全面反实在论。我所考虑的减缩主义者并不笼统地反对形而上学，并且他们和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一样相信这个世界的样子独立于人们的概念化处理。[13]他们的火气只是针对本体论（在某些情况下，只是针对复合物体的本体论[14]）。同样要注意的是，减缩主义立场是围绕命题表述的。通常来说，唯名论式的重新表述虽然冗长但是还是可能的；无论如何，唯名论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减缩主义者认为PVI和DKL用句子“桌子存在”表达了不同的东西。DKL和PVI都同意这个句子的句法，因此他们一定是用谓词“桌子”或者量词[15]“存在”（或者两者兼有）表达了不同的东西[16]。是哪一个呢？

如果是前者——如果所谓的混淆是关于谓词的混淆——那么PVI和DKL的争论在某个方面类似于鹅是否栖息在“bank”的争论：一个争论者指的是河岸，另一个指的是银行。这种语词之争很常见，但在本体论中并不常见。PVI和DKL并不是隐含地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桌子。他们同意一个东西应该符合某个条件φ才能算作桌子；他们所争论的是有没有任何东西符合那个条件。

彻底弄清楚这一问题是元本体论的第一步，所以我要下点功夫处理这个问题。[17]有些人听说（也吓了一跳）PVI主张桌子不存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他们这样说：

    PVI否定“桌子存在”这个句子的同时又承认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存在。但是这里“桌子”指的就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桌子”的意思；而且大概而言这也是DKL的意思。根据“桌子”的这个意思，如果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存在，那么“桌子”的定义蕴含了“桌子存在”为真。所以PVI对“桌子存在”的拒斥一定是因为他用“桌子”指了一个不同的东西。

这段话值得仔细考察，尤其是这一声称：“桌子”的定义蕴含了“桌子存在”为真。

这段话暗示，任何人如果接受如下“桌子”的定义，那么就该接受“桌子存在”为真：

x 是一个桌子 =df  x是一个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

如下句子是一个逻辑真理：

对于所有x，如果x是一个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那么x是一个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

根据定义，如下句子表述了与如上逻辑真理相同的命题：

对于所有x，如果x是一个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那么x是一个桌子。

所以，如果“桌子”的定义如上，PVI必须接受最后一个句子。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服他接受这样定义的桌子的存在。桌子的存在蕴含在上述最后一个句子之中，仅当我们接受这个附加的前提：某些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的东西存在。但是PVI不接受这个附加的前提——至少不在“聚集”的这个解读之下：DKL的“桌子”所指的大概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这一解读是分体论的：一个东西的“聚集”是φ当且仅当其组成部分是φ。由于PVI认为不存在任何复合物体，他认为不存在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18]当然，他承认某些单体排列成桌子那样（我把它们当作复数），但是他不接受这些单体的（分体论的）聚集存在。

那段话的作者会不会把“聚集”理解为集合论的而非分体论的？PVI可能仍然会不接受“聚集”，因为他可能不接受集合。但是即使他接受集合，上面那段话仍然无法贯彻其意图，因为很清楚，DKL用“桌子”指的并不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DKL（就像PVI）对部分与集合成员之间的区别很明确，对分体论的聚集与集合论的聚集之间的区别也很明确。当DKL说桌子存在的时候，他表达得很清楚：存在某些东西，其部分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19]

那段话的作者会不会用“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聚集”来指“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那样的话，这个定义甚至都不符合语法：“x是一个桌子当且仅当x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20]

也许那段话的作者其实考虑的是这个定义：

桌子存在 =df 排列成桌子那样的粒子存在。

如果“桌子存在”这样定义，那么PVI就不能在接受排列成桌子那样的若干粒子的同时融贯地否定“桌子存在”。但是这个定义并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来表明PVI的“桌子”的定义与DKL的定义不同，原因很简单，这个定义不是“桌子”的定义。这是整个句子“桌子存在”的定义。

的确，我们很难评价这个定义。很显然这个定义不是“桌子”的显性的定义，因为它并不包含“x是一个桌子当且仅当……”这个形式。它尝试定义整个句子“桌子存在”。这是在让我们忽略“桌子存在”的语法、忽略“存在”和“桌子”的出现、把“桌子存在”当作“排列成桌子那样的粒子”的缩写吗？这很古怪。“存在”和“桌子”在“桌子存在”当中没有了语义学上的作用，就像nine在canine当中一样。除了古怪，这个定义也是无效的。那段话的作者想表明本体论上的争论产生于PVI对“桌子”一词的特有用法，但是对于所讨论的“桌子”的用法，它们所在的语境的语义非常重要。我们反而要把“桌子存在”的语法结构看得非常重要、固定这个句子中某个词的意义、解释其他的词以使得整个句子同义于“存在排列成桌子那样的粒子”吗？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所建议的定义视作某个词的隐性定义吗？如果这个定义的目的是这样，那么其意义应当被固定的词就是“存在”。我们必须固定“存在”的意义，然后解释“桌子”以便使得“桌子存在”同义于“排列成桌子那样的粒子存在”。但是怎么保证有办法这样解释“桌子”？回顾一下前述的选项，结论是没有办法：把“桌子”解释成“其部分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东西”并不保证这些句子之间的同义性；把“桌子”解释成“其成员是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的集合”显然不是DKL（或者PVI）的意思；把“桌子”解释成“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不符合语法。

还有另一个不该因所谓的混淆而责怪“桌子”的原因：PVI和DKL对不包含“桌子”的句子也有异议。考虑一个只有两个物质单体的世界。关于那个世界，DKL会接受、而PVI会反对：

∃x∃y∃z (x≠y & x≠ z& y≠z)，

也就是说，“至少三个东西存在”[21]。但是这个句子只包含了量词、真值函数联结词以及同一谓词。这里显然并没有关于真值函数联结词或者同一谓词的混淆。那么现在只剩下了量词。

减缩主义者必须主张，本体论争论中的双方用量词表达了不同的东西。那么，减缩主义者必须接受，量词可以表达不同的东西、量词有若干不同的候选意义。用赫实的话说，减缩主义者必须接受量词多义。

我们对量词多义的表述需要精炼。直观地来理解，量词有诸多候选意义这一主张空洞地为真，因为语言是约定的。我们可以把词语诸如“存在”当作否定符，或者代表哈佛大学教师的谓词，或者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名字。

为了避免空洞，第一步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局限在那些其“形状”与量词的语法相吻合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办法间接地做到这一点。现在开始，把“候选意义”理解为对量化语言中的各个句子指派意义，所指派的意义至少应该决定真值条件。[22]这里“候选意义”首先被置于句子的层次；如果亚句子表达式（比如量词）能对所归属的句子的意义有所贡献，那么它们可以被算作有意义。因此，其“形状”足以为包含量词的句子产生真值条件的量词就一定有意义。

第二步是为推理适当性确立条件。[23]当如下条件满足时，一个候选意义就被称作“推理上适当的”：量化理论的核心推理规则能在这个候选意义所决定的真值条件下保真。比如，那些使得“约翰是哲学家”为真的推理适当的候选意义必须使得“某个东西是哲学家”为真。

即使如此解释，量词多义仍然是空洞地为真。想象一个逻辑能力完美、对所有问题都有看法、但心智疯狂的人。他的所有信念在逻辑上一致；对于任何命题，他或者相信这个命题或者相信它的否定命题；而且他相信月亮是用绿色奶酪做的、机器人在偷他的行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使得任意一个句子φ与英语句子“根据这个有看法的人的（实际）信念，φ”同义的备选意义因此是推理适当的：量词理论的推理规则在这个情况下保真，因为我们这位有看法的人逻辑能力完美、对所有问题都有看法、相信每一个他相信的事物的逻辑后果。如果某个解释使得任意句子φ与英语句子“在世界w，φ”同义并且w是任何一个可能世界，情况也与上述相同。[24]推理适当的备选意义很廉价。[25]

除了推理适当性，我们可能会要求某种实质的适当性：要求某个特定的句子集合Γ的各个成员在备选意义下为真。Γ可能包括“月亮不是绿色奶酪做的”，“机器人没在偷行李”以及“电子存在”——其主题比哲学本体论更实质性的句子。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可以让那个有看法的人（或者特定的可能世界w）接受Γ的句子但同时在别的地方扯淡。[26]

显然量词有若干（推理上并且实质上适当的）解释。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是否某个解释是形而上地显著，是否某个解释显著地符合这个世界的结构，是否某个解释比其他解释更好地在关节处剖析自然。（后面我会谈到关节剖析及相关话题）。在我看来，量词多义理论的核心是拒斥这种形而上地显著的备选意义的存在。

有些量词多义论者会拒绝这个关节剖析的说法（至少是对于量词这样的逻辑表达式）。他们不会情愿接受那些关于他们的备选意义剖析关节的（肯定）主张。我会论证，他们的抵制被误导了。但是无论如何，即使这些量词多义论者也必须拒斥某个备选意义完美地在关节处剖析自然这个主张——他们必须通过拒斥更好地剖析这个关系来拒斥这个主张。因为量词多义论者的直觉图景是，用某个量词意义来描述世界、把握事实，跟用另一个量词来这么做一样好。承认了更好地剖析关节这一关系，即承认一个备选意义在这个关系上是最好的，就等于放弃了他们的直觉图景。（在我谈到关节剖析时这一点会更清楚）。所以我会继续把量词多义理论的核心理解为对显著的备选量词意义的拒斥。

量词多义论者们基于语境量词域的限制的众多可能性而接受了众多备选意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精炼来区分它们。量词多义论者的备选意义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不受限；它们必须能供人们（比如DKL和PVI）恰当地使用量词表达式，这些人了解对量词域的限制并且强调这些量词的解释是不受限的。[27]

总结：

    量词多义：存在着包含若干推理适当的备选意义的集合C，其中两个备选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存在PVI和存在DKL。当“存在”指存在PVI时，PVI的主张是真的；当“存在”指存在DKL时，DKL的主张是真的。（类似地，其他关于复合物体的观点在C的其他成员下为真。）进一步，C的任何一个成员并不比其他的成员更好地在关节处剖析世界，并且除了C的成员之外，没有其他备选意义能如此理想地在关节处剖析世界——或是因为关节剖析这种说法不适用于备选意义，或是因为C是这种备选意义的最大集。

这些“备选意义”到底是什么？这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把备选意义的多样看作量词域的不同选择的结果，这是个很自然的倾向。但这是一个错误。假设一个量词多义论者在使用某种语言，PVI语，这种语言的量词表达的是存在PVI。他不可能说：

存在DKL是让量词覆盖一个更大的域的结果，这个域包括桌子。

因为这样说就预设了“有个域包括了桌子”在他的语言——PVI语——中为真。但是这个句子逻辑上蕴含了“桌子存在”，而这个句子在PVI语中是假的。更一般地，如果任何一个语言的使用者说有个域对应着一个“更大的”量词意义，这种说法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很简单，在任何一个语言当中“D是一个包括所有东西的域；而且某个域包括了不包括在D中的某个东西”是逻辑谬误。

量词多义论者可能会把备选意义描述成“翻译”。[28]对于每个存在量词i（存在DKL，存在PVI，……）【小编注：此段落i均为下标】，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语言，Li，在这种语言中“存在”意味着存在i。量词多义论者可以因此提供一个翻译函数Tri使得Li的句子对应于他自己的语言（这位量词多义论者正在使用的语言）中表达了同样命题的句子。他便可以用自己的术语通过说明存在i所表达的句子来描述存在i；也就是说，他可以说Li的任意一个句子φ表达了与他的句子Tri(φ)所表达的相同的意义。

一个使用PVI语的量词多义论者会怎样为DKL语构建翻译函数TrDKL呢？DKL语的量词比PVI语的量词“更广泛”，所以TrDKL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运作，即限制DKL语的量词。这就是说，TrDKL不能用任何如下形式的规则：

限制  TrDKL (∃xφ) = ∃x(ψ&φ)

（这依旧是那个观点：备选意义不能被看作域）。伊莱·赫实（2002b）建议，DKL的“F和G的总和存在”可以被PVI翻译成“F和G各自存在”。但是这个建议仍不完整，因为它没有为翻译DKL的表达式“存在”提供一个一般的指导。它告诉我们对于某个特定形式的包含“存在”的句子该做什么，但没有告诉我们对于任意一个包含“存在”的句子该做什么。比如，它没有告诉我们对“存在一个F”或者“存在有着关系R的F和G”该做什么。为了达成更广泛的一般性，量词多义论者需要一个大致可用的翻译函数。

有一种进路使用复数量化。[29]举几个例子：

TrDKL（桌子存在）= 存在某些单体排列成桌子那样。

TrDKL（某个桌子上有些书）= 存在某些单体排列成桌子那样，存在某些单体排列成书那样，而且第二种单体位于第一种单体上。

更一般地，我们可以用覆盖单体的复数量词来替换覆盖复合物体的单数量词，并且每个复合物体的谓词F可以被替换成不能被还原的复数形式pl(F)。比如，pl(“是一个桌子”)替换“它们排列成桌子那样”；pl(“x位于y之上”)替换“X们位于Y们之上”。

这一复数进路该如何翻译那些复数量化的DKL句子呢？盖布利尔·乌兹奎亚诺（2004）指出，这一进路还需要“复复数”量词来量化单体：[30]

TrDKL（存在某些只在互相之间通信的电脑）= 存在某些单体们XX们，使得：每个Y们是一个排列成电脑那样的XX们，而且如果任何一个XX们与任何一个不同的东西Z们通信，那么这个Z们是XX们其中的一个。

那么，“大部分电脑很快”，“无数多的电脑很快”以及诸如此类的句子呢？我猜想我们可以发明这些句子的复数形式；或者我们可以用复复数量化并且引入新谓词，比如：

TrDKL（大部分电脑很快）= 存在某些XX们以及某些YY们，使得以下条件满足：Z们是XX们中的一员当且仅当这些Z们排列成电脑那样并且很快；Z们是YY们中的一员当且仅当这些Z们排列成电脑那样并且不快；而且XX们比YY们多。

另一个翻译的进路可以采纳基恩·道尔（2005）的建议，把DKL的句子φ翻译成PVI的“如果构成是不受限的，那么φ”。[31]

这些翻译的进路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符合逻辑形式。不像限制，每个进路都把其主要联结词为（单数）存在量词的句子翻译成不包含单数存在量词的句子。比如，赫实把DKL的存在量化句子“存在由F和G构成的东西”翻译成PVI的合取句子“F存在而且G存在”。显然，第二个句子排除了第一个句子中的这一声称：除F和G之外，第三个东西存在。其结果是，这些翻译看起来并不保真；而且DKL和PVI会断然否认这些是正确的翻译。减缩主义者却认为这些翻译是保真的。这些是“有敌意”的翻译。

减缩主义者因此必须让步，承认PVI/DKL争论与典型的语词之争并不相似。关于鹅是否栖息在bank的语词之争可以通过词汇转换来解决。争论的一方会乐见于她的bank一词被译为“河岸”，而另一方会乐见于他的bank一词被译为“银行”；而且他们会同意，鹅栖息在河岸。这些没有敌意的翻译会被争论双方互相接受，且一旦这些翻译被引入，争论就消失了。

减缩主义者的翻译有敌意这一事实意味着他无法把它们用作进攻的武器，来逼迫PVI和DKL承认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异议。但是这一事实也并没有给予实在论者一件攻击减缩主义者的武器。因为减缩主义者的立场并不要求互相争论的本体论哲学家们“从争论内部”判定他们在自说自话。反而，减缩主义者认为，本体论哲学家们所尝试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他们尝试抓住某一个显著的量词意义，但是这一尝试并不成功。翻译把仅有的合理内容指派给了被误导的争论双方的词汇。

在第三节的四个减缩主义论题中，我集中处理了混淆论题，并且论证了它基于量词多义。不确定性论题和明显性论题同样基于量词多义。[32]

第四节中那样的论证表明，不确定性论题所涉及的备选语义值一定是量词解释的变化的结果。至于明显性论题，只有一种方法能让“桌子存在”在语言学/概念反思的角度上明显为真：一个句子必须要有若干同样好的备选意义，某些使这个句子为真，某些使其为假。如果的确有若干备选意义，那么哪个备选意义才是这个句子的实际含义这一问题，貌似应当由我们对句子的用法来决定，因此这个句子的真值就可能通过语言学反思来判定（暂不考虑关于意义多样性的存在的知识！——见第12节）。但是如果并不存在若干同样好的备选意义；比如，如果这个句子只有一个形而上地优越的备选意义；那么这个优越的备选意义就可能是我们用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即使它并不完美地匹配我们对这个句子的用法。那样的话，对我们如何使用“桌子存在”的语言学/概念论的反思就不会是对句子真值的可靠指南。所以：明显性论题要求句子“桌子存在”有若干同样好的备选意义。但是这么一来第四节中那样的论证就再次表明，这一多样性必须通过量词的解释的多样性来实现。

这当然是伊莱·赫实——明显性论题的领军人物——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但是，不像混淆论题和不确定性论题的支持者，赫实主张本体论问题有明确的答案。含混性论题暂且不提，英语句子比如“桌子存在”的用法将量词的一个显著意义从若干同样好的备选意义中凸显出来，因此确定了本体论句子的真值。因此，赫实与当代本体论从业者之间有了一层共识。但是赫实的语义学/形而上学图景引向了一个迥异的方法论。对于赫实，由于概念分析显示了哪个备选意义匹配英语中的用法，它决定性地解决了本体论争论。这不是当代本体论哲学家的进路。

所以：量词多义仍然是关键。元本体论的中心问题是有没有若干同样好的备选意义，或者有没有一个最好的量词意义。[33]这是一个关于自然的关节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有多少量化结构的问题。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认为的确有一个最好的量词意义，一个能在关节处剖析的推理适当的备选意义（只考虑量词的话）。[34]也就是说：我接受本体实在论。

但关节剖析和结构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相信现实世界有客观结构。

古德曼（1972：443-4）针对客观结构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相似性就是分享一个属性，任意一个属性。这个观点意味着任何两个东西都相似，因为当一个东西是F而另一个是G的时候，两个东西都具有是F或者G这个属性。当然，我们倾向于关注相似性的某些维度；但这只是我们的偏好；我们所关注的那些维度没有什么特别的客观之处。

我们关于相似性的说法的确很灵活：在适当的语境中我们倾向于把共享任何一个属性都看作相似性。我们把人归类的时候会根据他们的外表、银行账户大小或者他们所在的选区。但是很难相信这就完了。首先，存在着完美的内在相似性——刘易斯（1986：61）所说的复制。复制看起来既不任意又不依赖语境。复制是客观的、可被发现的、真实存在的而非由我们投射到现实世界的。

关于相似性，彻底的古德曼式怀疑论是一个惊人的极端形而上学假设，而且完全不可信。你可以试着相信对物体的每种归类方法都与其他归类方法客观上同样好，并且任何物体都不是因为它们的本质而“类聚”。我断言你做不到。如果所有的归类方法是同样好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万物的不定形聚集。任何一个语言群体都可以为他们的谓词任意选择一种归类方式，用这些词汇描述他们的环境，并且用这些归类方法来表述自然法则。既然他们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真理，他们与其他语言群体就都是成功的求知者。我们可以用熟悉的颜色词汇来描述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绿蓝和蓝绿的语言，我们除了觉得不方便和不熟悉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35]

很明显这是错的。这个世界有其客观结构；追寻真理的人必须查明这个结构；他们必须在关节处剖析；选择了错误归类方式的群体有可能会发现真理，但他们不会成功地理解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承认：即使电子因为它们都是电子而归在一起，电子或建筑或晚饭夹克或狗也会因为它们是电子或建筑或晚饭夹克或狗而归在一起，而且第一种归类方法相比于第二种归类方法没有任何客观的优势（除了这一点：我们恰好用第一种方法思考，或者我们归类的方法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下来），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真的只是一个没有结构的液滴。有更多的东西尚待发现，更多的求知者所必须思考的东西。这个世界在其内部有纹理；它有结构。

想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实的腔体，在某个切面的一边是红色，另一边是蓝色。这就是它的结构。但是当然，对于任何平面P，有在P的某个半边这个属性和在P的另一个半边这个属性；所以就存在关于这些属性的事实。但是难道这个蓝/红平面及其相关事实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些事实交代了这个世界的显著结构。如果你不谈及这个结构，你可以表达真理，但是你错失了什么；你在认知成就的某个轴线上有欠缺。

考虑时空的结构。假如时空被看成孤点的集合，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结构：没有拓扑结构、没有仿射结构、没有计量结构。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无形体。[36]这迥异于对时空物理学的朴素自然理解中所描绘的图景。在那种理解中，时空有其显著的结构，我们依靠经验的手段发现了它。曾经我们相信欧几里得的观点；现在我们相信爱因斯坦的。区别于莱辛巴哈（1958：第一章）等几何约定主义者，我认为这里有一个事实性问题：时空究竟是平坦的还是弯曲的？但是，除了显著的结构，“究竟”还能代表什么呢？我们不能单纯地说“如果物理时空点之间的时空关系是欧几里得式的，那么时空是欧几里得式的”，因为我们还需要说明时空点之间的哪些关系才是“时空关系”。任何一个模型理论学者会指出，只要有足够多的点存在，我们就总是可以解释有关点的几何谓词以使得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为真，而且我们也可以解释它们以使得适用于弯曲时空的那些公理为真。而且莱辛巴哈指出了，我们可以为时空谓词提供一个“参照定义”（加上力学谓词）以使得时空平坦并且“普遍的力”持续地扭曲物体，或者我们可以提供另一个参照定义以使得力并非无处不在并且时空是弯曲的。莱辛巴哈认为，哪个定义都不比另一个更好；我们说时空是弯曲的或者平坦的，这只是一个约定。要追问时空的真实的、客观的、内在的结构，我们必须拒斥莱辛巴哈的参照定义以及模型理论的解释，并且只参考那些赋予了几何谓词能在关节处剖析时空的关系的解释。“时空关系”正是这些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模式决定着时空的结构。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理解这种关于结构的说法。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真的不得不把它说通。某种核心的实在论是分析哲学家所共享的信条，而且其应当如此。世界的真理在等待我们去发现，世界不是我们所建构的——所有那些大道理。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实在论图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不允许真理依赖于心灵，但它所要求的比这更多。毕竟，即便人类从未存在过，绿蓝的东西也会在预定的时间变成蓝绿的；即便根据莱辛巴哈的某个参照定义，我们说“即使人类从未存在，时空也仍会是欧几里得式的”也会是真的。这个实在论图景要求存在古德曼（1978）所取笑的那个“现成的世界”；那里一定有结构，求知者必须发现它。在剖析世界这一点上做一个平等主义者，就是纵容那些认为求知只是对我们心灵的研究的人。

为了支持结构这个说法，容我再说一点它的更广泛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大卫·刘易斯的（1983；1984；1986：59-60）一些想法开始。刘易斯认为这个世界的结构是由他所称的“自然”属性和关系的分布所决定的。他认为自然属性和关系是相似性的决定物：比如，完全相似的物体在其部分之间有同构地分配着的自然属性和关系。他还认为自然属性和关系是内容的决定物。想象一个理想的翻译员正在尝试确定我的词语的意义。她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呢？至少，翻译员应该了解我怎么使用这些词语。把翻译理解为确定一个句子集Γ的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翻译员必须翻译我的词语以使得Γ的所有成员为真。也许Γ的句子对于我来说是分析语句；也许他们是我相信为真的句子。不论如何，希拉里·普特南（1978：第四部分；1980；1981：第二章）的模型理论论证和索尔·克里普克（1982）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表明了，我的词语的翻译必须使得Γ的句子为真这个条件不够强；翻译员需要更多信息。考虑一个直觉上为假并且与Γ相容的句子F；如果足够多的物体存在，那么某个解释将使得所有Γ的句子以及F为真。这是对我的词语的错误翻译，但是如果这个理想的翻译员只有关于用法的信息可用，她将无法察觉这个错误。所以，除了我对词语的用法之外，这个翻译员还需要了解什么呢？刘易斯的回答是：关于自然性的事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理想的翻译员必须为我的谓词赋予自然属性和关系。自然属性和关系是“指称磁铁”。理想的翻译员应该认定我在“正常说话”从而把观察到的我对词语的用法投射到新的情况中；自然性能兑现“正常说话”这一想法；它能提供维特根斯坦（1958：第218节）的“不可见地铺向无限远的路轨”。

刘易斯和其他人还将自然性与律则性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比如，根据某个观点，自然属性和关系就是那些在自然法则中扮演了角色的属性和关系。（对于刘易斯，这种联系部分地构成了自然法则这一概念[37]）。

刘易斯的客观结构的观点很重要，但是我要强调其他联系。首先，结构有评价性成分。求知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相信更多的真命题以及更少的假命题。其目标是辨认这个世界的结构。一个理想的求知者必须从这个世界的显著结构来理解这个世界；她必须在思维和语言中于关节处剖析世界。一个差语言的使用者也会是一个差的求知者。想象把世界分摊成绿蓝的和蓝绿的，或者分摊成电子或建筑或晚餐夹克或狗。

其次，认可显著结构这一说法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说法：这个或者那个特点不过是“投射”到世界中而非“真的在那里”。许多人想说，美学特征就是我们的评价标准的投射，而非“真的就在那里”。这并不应该被理解成强调美学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的心灵依赖性：如果没有人看过山峰那么它就不美。这一说法应该被理解成否定任何显著的美学结构。一个省略了美学谓词的语言不会因此而更差，因为上一节所阐述的原因（当然语言可能在其他方面更差。）若一个社会使用的美学谓词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我们语言中的意义，他们并不会因而比我们更差地在关节处剖析世界。[38]

第三，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形而上学的中心任务是展示现实的根本结构。自然法则内在于现实的根本结构吗？倾向性是根本的吗？模态呢？时态？道德？当然，形而上学也关心如何把法则、倾向性及其他东西嵌入到根本之物的某个概念当中，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根本的。[39]

第四，结构是科学的中心概念。我们知道，物理学追求探明时空的结构。当闵可夫斯基否定任何“显著的”同时性关系时，他所否定的是同时性关系是时空的显著结构的一部分。当然闵可夫斯基时空有（许多种）叶状结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是显著的；没有任何一个在关节处剖析时空。

选择适当的概念对于科学的开端很关键；它与后续的科学发现同样重要，而后者恰恰是用那些概念所表述的。如果最初的选择错过了现实的关节，那么用这些错选的概念就很难有进展。弗雷格（1879）对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量词的关注，以及乔姆斯基对母语使用者关于语法性的非规定性判断的关注，都是打破僵局、引领了理论进步的概念选择。

最后，在所有这些“应用”当中，我们不该错过最明显的东西。显著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一旦被理解，就应当得到认可。

认定我们应该严肃对待结构的讨论之后，该如何整编这一说法？我将要讨论几种方式。但是我并不想放卫星：整编我指的是用典范的方式来表述；我指的不是还原。每个我接下来考虑的提议都使用某种未加解释的结构的概念。真的，我怀疑任何还原的进路是否可能。[40]

首先我们有刘易斯的思路，即讨论属性和关系的自然性。这个思路预设了属性和关系的存在，而且它根本的术语是这些属性和关系的谓词：“是自然的”。（这个思路的某个变体可以使用相对自然性这个二元谓词）。刘易斯认为，如果所有可能个体的集合都有某个属性以及所有可能n元组的集合都有某个关系，那么这些属性和关系就是“冗余的”，所以只有某些属性和关系是自然的。自然性的谓词对刘易斯来说是未定义的；它在刘易斯的形而上学系统中居于最基础的位置。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进路取消了冗余属性和关系，只有在其例示对这个世界的显著结构有所贡献时才假定属性或关系的存在。这一类理论中我们最熟悉的是大卫·阿姆斯特朗（1978a；1978b）的，根据他的理论，这些属性和关系是传统意义上的共相。

刘易斯和阿姆斯特朗各自对结构的讨论预设了属性和关系的存在。但是也有关于结构的唯名论式的讨论方式。一个不尽如人意但简单的方式就是引入一个特质“更好性”来应用到（解释了的）语言：语言之更好或更差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贴合世界的结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一个用电子或建筑或晚餐夹克或狗做基本谓词的语言会更差。一个刘易斯主义者可以用语言的基本谓词所表述的属性和关系的自然性来定义更好性，但是一个唯名论者可以把“更好”当作一个未定义的谓词。

另一个避免了把意义实体化的进路借助于相对自然性这个更复杂的术语。考虑：

是一个电子比是一个电子或夸克更自然。

与其把短语“是一个电子”和“是一个电子或夸克”看作有指称的实体（属性）以及把“比……更自然”看作一个二元谓词，一个唯名论者可以把这里的“比……更自然”看作一个算子。在英语当中它会是一个把一组不定词短语变成一个句子的词。在一个整编了的形式化语言中，自然性的核心术语会被当作一个二元语句算子N(φ, ψ)，其中φ和ψ可能有一阶以及二阶自由变元。像如下这样来非形式化地理解N。当一个句子φ有自由变元时，把它的意义看作：相对于一组给定的自由变元的值，它为决定φ表达的命题所做的贡献。这一贡献来自于它的非变元成分——它的逻辑的或者非逻辑的常元表达式——以及它的句法。所以，把“x很高”的意义看作“很高”（或许是高这一属性）对这类命题的贡献；把“泰德是F”（其中F是一个谓词变元）的意义看作“泰德”（在某些观点中是泰德而非“泰德”）对这类命题的贡献；把“P与Q”（其中P和Q是句子变元）的意义看作“与”的意义（也许是从句子对到句子的函数）。最后，把N(φ, ψ)看作这一表达：φ的意义比ψ的意义更自然。所有这些都是非形式化的。正式地说，N是一个初始语句算子。（N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量词：当φ和ψ可能有自由变元的时候，那些变元在N(φ, ψ)中不能被看作是自由的；N实际上约束着它们）。因此，要想整编“是一个电子比是一个电子或夸克更自然”，我们就这样写：“N(x是一个电子，x是一个电子或者x是一个夸克)。”[41]

我们应该把结构这一想法从谓词扩展到其他语法范畴的表达式，包括量词这样的逻辑表达式。（解释了的）逻辑表达式可以根据它们如何切实地反映了世界的逻辑结构来评价。就像对一个谓词那样，我们可以问一个逻辑表达式是否在关节处剖析了世界。

为什么有人可以接受结构这一说法同时又反对其在量词和其他逻辑表达式中的应用呢？我能想到几个原因。第一，有人可能想：“我只承认能被科学发现的结构。”但是结构从来不是直接地“能被科学发现”。实际上，我们认为成功理论的谓词符合了世界的结构，所根据的理由是可辩驳的。但是这个概括从谓词推广到了逻辑词汇。我们的逻辑概念已经发展和精炼了数百年，而且它们在朴素理论和科学理论中都不可或缺。这给了我们理由认为它们在关节处剖析。它们是非常成功的理论假设（之后详述）。

第二，有人可能主张逻辑约定主义。大致的想法是这样的：

    逻辑表达式并不涉及世界的特征。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工具，在其他形式的句子为真的条件下用来约定俗成地构造特定形式的句子。在极限情况中，特定的句子——逻辑真理——单纯通过约定获得它们的真值。逻辑表达式没有内容；它们的语义贡献是纯形式的，因而迥异于涉及世界的谓词和其他词语的语义贡献。

这个想法极其模糊，以至于难以确切地看出采纳这个想法的后果。然而我猜想，对把结构这个说法应用到逻辑上的不信任部分源自于某个跟这个想法差不多的东西。我因而认为，记住这一点至少在心理上很有帮助：逻辑约定主义在很久之前就被蒯因（1936）推翻了。[42]

第三，有人可能论证，特定的对关节剖析的标准或者测试并不适用于逻辑表达式。我们谈到，刘易斯认为他的自然属性的分享保证了相似性。但是，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标准并不顺畅地适用于逻辑词语。当这个标准能适用时，它给出了无聊的结论。比如，也许有人认为相似性测试把存在量词的意义算作不自然的，因为即使不相似的东西也分享存在。

这个论证错用了相似性标准。也许它表明了谓词“存在”并不在关节处剖析。但问题是量词是否在关节处剖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查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而非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当如下的句子为真时：

泰德正在坐着

约翰正在坐着

我们得到了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在泰德正在坐着这一事实和约翰正在坐着这一事实之间的相似性。现在，在这个例子中恰好有另一个相似性：个体泰德和个体约翰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在其他情况中就没有这个相似性：

泰德是人

泰德在北美

这里只有一个个体，所以我们没有（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如果个体的范畴在关节处剖析，如果！）通过个体泰德在每个事实中的重复出现，这些句子表达了事实之间的相似性。最后考虑：

有个东西是人

有个东西在北美

如果存在量词在关节处剖析，我们又有了事实-相似性。在有个东西是人这个情况和有个东西在北美这个情况之间有一个真实的相似性。每个情况里有个如此这般的东西，而且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相似性。[43]与此相对，一个量词多义论者会说“某个东西”这个词在我们表述这些事实的句子中的重复出现并没有凸显任何相似性，就像“绿蓝”这个词对若干事物的应用并没有凸显任何特别的相似性。[44]

而且如果相似性标准真的没法用，我们总是可以不去管它。当讨论谓词之外的表达式的时候，我们可以偏向于显著结构这个概念的其他方面，因为那些方面顺畅地推广到了谓词之外的情况。[45]当语言的使用者在新的情境中使用旧词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们描述成“正常说话”，可以把意义看作是强制的，可以把说话者看作真实地描述了世界，也可以把这个情景描述成发现而非投射，即使这里的词语并非谓词。

第四，有人可能担心，量词不像谓词，它们并不意指或者代表实体；因此，量词意义不能被拿来比较它们的自然性。这个论证的前提值得质疑；蒙塔古（1973）（继承弗雷格）把量词意义看作属性的属性。但是即使接受其前提，结论也并不成立。即使量词意义不是实体，我们可以用唯名论的方式来谈论量词的自然性（见第八节和第十节）。

第五，有人可能担心，如果量词有自然意义那么每个物体都必须是一个自然物体，而这与一阶本体论中流行的观点相悖，根据这个观点，不论如何离散，任意一些物体总是构成了另一个物体。但是本体实在论实际上与离散物体相容。考虑我口袋里的硬币和埃菲尔铁塔的总和。它没有特别的自然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一个“不自然的物体”。但是这并不表明量词的意义不自然，或者量词无法在关节处剖析自然。直觉地说，这个物体所不自然的是它的本质，而非它的存在。

最后，逻辑结构貌似是避免逻辑表达式的语义欠决定性所必需的。回忆克里普根斯坦的语义怀疑论者，他怀疑我对“加”一词的用法不能保证这个词表达的是加而非quus[46]。刘易斯（1984）这样回答他：我对加一词的用法根本不能保证这一点。保证了这一点的是加是一个比quus更自然的意义。但是现在假设这个怀疑论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逻辑常元，然后问：我对“所有东西”的用法如何保证了它指的是全称量词？万一它指的是我在过去所陈述的句子中某个类似于全称量词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在未来的句子中的角色却很古怪呢？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个意义违反了我为“所有东西”所设定的推理角色，但这并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我的设定必须以全称量化句子的形式来表达：“对任意句子S1, …，如果φ(S1…)为真那么ψ(S1…)也为真”，而这个设定可以通过对量词“任意”的一个“扭曲了的”解释而得到满足。进一步，我们在第五节看到了，构造一个能符合我们先前对量化句子的用法的推理适当的备选意义很容易，尽管这个备选意义可能对新的句子处理得乱七八糟。

排除了量词的语义不确定性的正是排除了谓词的语义不确定性的东西：现实的结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量词剖析关节的解释是更好的解释。而且注意，量词多义论者和本体实在论者一样需要结构，因为他们的本体论减缩主义需要限制在关于存在的“哲学”问题上。因为他们接下来想说，即使先前的量词的用法既相容于一组能使之为真的备选意义、又相容于一组能使之为假的备选意义，一个“非哲学的”量化句子——比如“神存在”，或者“夸克存在”——仍然有确定的真值。他们会说，排除了不能剖析关节的备选意义就能排除某一组备选意义的所有成员，然后就能确保每个句子有一个确定的真值。剩下的那一组仍会包含许多成员；它们对这些明确的句子的真值有一致看法，但是对“哲学的”量化句子的真值则没有。

本体实在论主张，世界的显著结构包含量化结构。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个主张呢？

如果我们愿意把量词意义看作实体，那么我们可以采纳刘易斯的策略来整编结构的说法，然后说完全不受限[47]的量词有自然意义。（现在就不要像在第五节里那样整体地理解量词意义）。假设一个（一元，单称）量词的意义是属性的一个属性。“所有”的意义就是P的属性，当且仅当所有东西都有P；“某些”的意义就是P的属性，当且仅当某些东西有P；诸如此类。量词意义是自然的这一主张就等同于这一主张：当如下的说法是自然的时：

是属性P以使得每个东西都有P

是属性P以使得某个东西有P（“存在”）

而如下的说法都不是自然的：[48]

是属性P以使得那个有看法的人相信某个东西有P

是属性P以使得某些X例示pl(P)（“复数存在DKL”）

是属性P以使得如果构成是不受限的那么某个东西将有P（“反事实存在DKL”）

（这里的函子“pl”从谓词扩展到了覆盖属性的自由变元）。另外，存在的周边只有一个自然意义（并且是P以使得每个东西都有P的周边也只有一个自然意义）。“周边”的意思是：符合我们对量化表达式的用法，尤其是它们的核心推理角色。

现在再来假设我们不想实体化量词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整编结构的说法的唯名论进路。

第一个唯名论进路把谓词“更好”应用到整个语言。这样，我们可以把本体实在论表述成主张了存在一个最好语言的集合；而且这个集合的任意两个成员中的量词有相同的语义功能。

第二个唯名论进路是使用语句算子N。回想这个进路的非形式化注解：把开语句φ和ψ的意义理解成它们的非变元成分的语义贡献，把［N(φ, ψ)］理解成表示着φ的意义比ψ的意义更自然。现在考虑开语句“∃xFx”，其中“F”和“x”都是变元。唯一的非变元成分是“∃”——所以我们可以非形式化地把“∃xFx”的意义理解成存在量词的意义。“N(∃xFx, ψ)”这样形式的主张可以理解成主张了存在量词的意义比ψ的意义更自然。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表述量词剖析关节这个观点的要点：

N(∃xFx, 构成是不受限的□→∃xFx)

“某个F存在比在构成是不受限的条件下某个F存在更自然”

N(∃xFx, ∃Xs pl(F)(Xs))

“某个F存在比pl(F)的东西存在更自然”[49]

（“pl”又变形了；现在它开始附着到谓词变元！如果这说不通，那么复数化转述策略就更说不通，因为它不适用于高阶语句）。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一些更一般的东西，使得不受限的量化成为唯一的自然意义：

∃的N-自然性：对我们语言中任何（足够好地）符合我们对“∃xFx”用法的φ，或者φ与“∃xFx”同义，或者［N(∃xFx, φ)］为真。

不论采取哪条进路，我们可以整编量词剖析关节这个主张。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太在意这里的整编，就像重要的是不要太在意对关于结构的主张的整编。核心的主张是量化结构是世界的显著客观结构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并且接受这个主张，同时对它的精确的整编持未知态度。

假设本体实在论是真的。（我们暂时不考虑为什么要相信它是真的）。就像“电子”在关节处剖析世界那样，量词同样在关节处剖析世界。那样假设的话，本体论问题的答案是“客观的”“实质的”，而且“真的在那里”，就如同关于电子本质的问题的答案一样。如果量化结构是世界的客观结构的一部分，那么本体论减缩主义的所有形式就都是错的。

首先我们考虑混淆论题（第三节），根据这个论题，PVI和DKL根据他们各自的“存在”的意义表达了真的本体论主张。那么PVI和DKL都乐于这样表态：

    在哲学的地界上，“存在”我指的是完全不受限的存在！[拍桌]。我的词语不能被狡猾地重新解释。当我问桌子是否存在时，我说得很清晰，不含混。把我现在针对“存在”的严肃意图与我粗糙的日常量化句子相比较，比如“有很多赢下这盘棋的方法”“琼斯和我没有共同点”，等等。我承认那些用法是含混的，但我现在的用法不是。也许在日常语言中“桌子存在”这个句子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存在”，或者“如果构成真的是不受限的，那么桌子就会存在”，但是在我现在的用法中不是这样。

他们这样表态之后，他们的“存在”的用法表达了什么？首先假设量词意义是实体，并且刘易斯关于内容决定的说法是对的。若干备选意义可以承担“存在”在英语中的推理角色：存在，反事实存在DKL，复数存在DKL，等等。减缩主义的混淆论题的支持者会说，因为他们各自对“存在”的不同用法，DKL指的是某个存在DKL，而PVI指的是另一个东西。但是考虑一下存在的候选资格。“存在”表达着一个恰当的逻辑范畴，并且它匹配PVI和DKL的“存在”用法的核心推理角色。另外，它匹配他们讨论单体时“存在”的用法。好了，存在能[50]真正地同时承担PVI和DKL对“存在”的用法。为了便于讨论，假设存在匹配PVI对“存在”的用法，并且因此不匹配DKL的用法。这意味着DKL用存在表达的不是“存在”，而是（比如）复数存在DKL吗？当然不是；存在的优越的自然性当然超过了它不能完美匹配DKL对“存在”的用法这一欠缺——尤其是考虑到DKL澄清他的“存在”的用法而做的表态。如果存在匹配DKL而非PVI的用法，或者不匹配任何一个，那么我们会有类似的评论。因此，PVI和DKL都用存在表达了“存在”，而且这个争论并非仅仅是语词之争；混淆论题是假的。

类似的论证可以用在减缩主义的明显性论题和不确定性论题上。根据不确定性论题，英语当中的“存在”的语义在若干备选之间不能确定；但是如果存在是指称磁铁，那么“存在”就确定地表达存在（把这个与基础物理学谓词的语义确定性相比较）。根据明显性论题，“存在”表达任何能匹配“存在”的日常用法的备选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用概念分析来研究本体论；但是如果存在之所以表达“存在”是因为它的指称磁性而非它 与“存在”日常用法的匹配，那么概念分析就不必是英语中关于存在的陈述的真值指南（对比概念分析在基础物理学质量研究中的不相关性）。

这些反对减缩主义的论证假定“指称磁性的效力”强到超过了存在在匹配“存在”的用法（DKL的，或者PVI的，或者某个特殊的英语使用者的）上的欠缺。说得不那么修辞一点，他们对内容决定的理论做了假定：这个理论重视自然性超过了重视存在与“存在”的用法之间的任何不匹配。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取决于指称磁性的强度（即自然性和用法在真正的内容理论中的相对重要性），也取决于使用了与存在的用法不匹配的存在的句子在多大程度上构造了意义。[51]但是实际上，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并不重要。要看清这一点，为了便于讨论，假设指称磁性很弱，不足以弥补其与用法之间的任何不匹配。

如果指称磁性很弱，那么我承认，混淆论题的支持者说得没错，PVI和DKL用“存在”表达了不同的东西。不确定性论题的支持者说得也没错，英语中“存在”的语义在若干备选之间无法确定。一个明显性论题的支持者说的也没错，英语中的“存在”明确地表达了某一个备选意义，而这个备选意义的本质要通过概念分析来发现。

让我们略仔细地考察一下最后一种情况（关于明显性论题）。假设“存在”在英语中的用法符合某一个备选意义“存在EH”（对应伊莱·赫实），我们可以描述这个备选意义如下。让OO代表“普通本体论”的原则的表述，据说这些默认的原则约束着我们关于存在的讨论。OO禁止离散物体以及具有古怪持存条件的物体（比如赫实（1982：32）的里车和外车）的存在，但允许车、人、星球等等的存在。存在EH就可以这样定义：

存在EH一个φ当且仅当：（OO□→存在一个φ）

明显性论题的支持者展开论证如下。因为指称磁性的强度很弱，而且英语中“存在”的用法匹配存在EH，所以“存在”在英语中表达存在EH。因为PVI和DKL都说英语，他们都根据这个意义来使用“存在”，所以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有一个答案。但是他们的争论被误导了。DKL和PVI对何物存在的简单理论的准-科学求知并不借助关于“存在”的日常语言直觉，这或许能恰当地查明正确的存在理论，但并不能恰当地查明关于英语中“存在”的意义的正确理论——即，关于存在（不加黑体）。这是因为他们都接受所讨论的所有备选意义：存在EH，存在DKL，存在，等等。根据假设，存在的自然性不足以压倒与用法的不匹配。所以他们可以同意（总之，如果他们同意这个假设），关于存在的真理是由那个最好地匹配了“存在”的日常英语用法的备选所给出的。所以他们都应该抛弃新蒯因主义的学院主义迷信然后开始接受概念分析。这样的话，明显性论题会是真的。

因此，如果存在的磁性不足以压倒与用法的不匹配，关于英语量词“存在”，混淆论题，明显性论题，或者不确定性论题可能是真的。但是那样的话，PVI和DKL可以用存在重新开始他们的争论。他们可以这样表态来引入一个新语言展开他们的争论：

    我们把“存在”让给普通英语的使用者，我们就用∃展开争论。我们特此规定，∃表达的是与日常英语中的存在相似的严肃概念。我们特此规定，尽管∃的意义要遵守英语量词的推理角色，所争论的包含“存在”的句子（比如“桌子存在”）的日常、随意的使用完全不影响我们用∃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特此规定，如果有一个非常自然的意义能满足这些条件，那么这就是我们用∃所表达的意义。也许最终的∃在英语当中没有同义词。没事——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语言起名叫存在语。[52]

在这个新语言中，混淆论题、明显性论题、以及不确定性论题就都会是假的。

刚开始学哲学的时候，我们被教导不能在争论的时候抛弃日常语言的词汇。否则，争论就消失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容吗？如果“自由”指的是“不被自然法则和过去所决定”，那么就根本没有可值得争论的：这样理解的“自由”显然与决定论不相容。如果“自由”指的是“不受约束”，那么我们还是没什么值得争论；这样理解的“自由”显然与决定论相容。所以为了有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我们该用“自由”指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它指自由——日常用法中的自由！一旦我们不那样用它，“自由”就不值得争论。

抛弃日常语言通常来说的确是一个坏主意，但它坏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锚定争论，没有其他的方式在解释争论中的术语的同时又不破坏争论。在当前的情形中，存在给了我们另一个锚。尽管在规定的“自由”定义之下是否“决定论相容于自由意志”不值得争论，当“存在”被定义成存在的时候是否“桌子存在”却值得争论。实际上，如果在英语中“存在”并不表达存在，那么存在就比存在更值得争论。求知的目的是查明世界的显著结构，考察存在比考察存在能更直接地达到这个目的。

引入存在语是为了防备指称磁性的效力太弱。如果刘易斯的指称磁性理论是错的，那就会是弱指称磁性的一种极限情况。因此，指称磁性的反对者（他们并不反对存在）可以干脆认为本体论哲学家在说本体语（只要他们能用刘易斯的方式解释为什么我用来引入本体语的那些规定能成功。）

我对减缩主义者的回应假定了存在着量词意义这样的实体。这个回应怎么才能用更唯名论的术语来重新表述呢？

当φ是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开语句并且σ是某个（也许说着另一种语言的）人S所使用的开语句，我们说φ匹配S对φ的用法当且仅当在S对σ的构造意义的用法中，有足够多的这类用法在被赋予φ的意义时为真（更唯名论一点：“当σ被假定与φ同义”）。[53]注意，为了匹配S对σ的用法，φ不需要支持S的所有构造意义的σ的用法；它只需要支持“足够多”的用法。那么，用第八节中的算子N，我们可以表述刘易斯的指称磁性理论的（有限的）唯名论版本如下：

N-磁性：对（我们的语言的）任意开语句φ和ψ，对任何人S，以及对任何S的语言的开语句σ，如果φ匹配S对σ的用法并且N(φ, ψ) ，那么ψ就不与σ同义

（注意同义性概念对包含自由变元的句子的应用，这些句子来自不同的语言。）凭直觉说：如果φ是这样描述的（比ψ更自然并且足够好地匹配S对σ的用法），那么φ是一个比ψ更好的σ的意义的备选，在这个情况中σ不可能表达ψ而非φ。现在，考虑一个声称PVI和DKL用他们的量词表达了不同东西的混淆论题的支持者。特别地，假设这个减缩主义者说DKL指的是反事实存在DKL——也就是说，DKL的开语句“∃xFx”与PVI的开语句“构成是不受限的□→∃xFx”同义。PVI可以用（N-磁性）以及上述的（∃的N-磁性）来反驳这位减缩主义者：

    为了使用反证法，假设减缩主义者是对的：DKL的句子“∃xFx”与我的句子“构成是不受限的□→∃xFx”同义。那么，考虑到这两个前提：

i) 我的句子“∃xFx”匹配DKL对他的句子“∃xFx”的用法（毕竟，DKL和我同意“∃”的核心推理角色）

ii) N（∃xFx, 构成是不受限的□→∃xFx）

我们得到了对（N-磁性）的违反——矛盾。

进一步，如果减缩主义者是对的，即DKL和我用“∃xFx”表达了不同的东西，那么我的语言中就没有与DKL的“∃xFx”同义的句子。因为如果做相反的假设——假设我的语言中某个开语句φ：

a) φ与DKL的“∃xFx”同义

b) φ不与我的句子“∃xFx”同义

因为DKL和我同意∃的核心推理角色，φ匹配我对“∃xFx”的用法。所以，根据b)以及（∃的N-自然性），我们得到N(∃xFx, φ)。但是再考虑到上一段中的i)以及（N-磁性），φ不与DKL的“∃xFx”同义，这与a)矛盾。

DKL可以做出类似的论证。比如他可以论证，如果PVI的“∃xFx”不与他（DKL）的“∃xFx”同义，那么它就不与他的（DKL的）语言中的任何东西同义。

所以，PVI和DKL可以反驳混淆论题的支持者所做的具体的同义性论断，而且他们可以做一个更一般的论证：如果他们真的像减缩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在自说自话，那么他们的语言中就都没有任何办法来既表达PVI的“∃xFx”的意思又表达DKL的“∃xFx”的意思。这不算一个彻底的反驳，因为减缩主义者可以主张，每个语言的量词都无法在另一个语言中陈述。但这个立场站不住脚，因为减缩主义者并没有合适的理由来否定PVI或者DKL能在各自的语言中引入一个对方的量词的同义词。[54]

引入本体语还有另一个要点：这么做是为了回应这一顾虑，即指称磁性的效力不足以从英语词“存在”引申出自然类存在。这一顾虑的唯名论版本可以表述如下：[55]

    除了包含“∃”，英语可不可以包含某个i)不与“∃”同义、ii)匹配我们对“∃”的使用并且iii)与“∃”同样好地在关节处剖析的表达式呢？如果指称磁性的效力强的话就不可以，因为那样的话“∃”就总是与这个表达式表达相同的东西。但如果指称磁性的效力弱的话，这个情形就是可能的。用N-理论的术语来说：英语可以包含某个i)不与“∃xFx”同义、ii)匹配我们对“∃xFx”的用法并且iii)不使得N(∃xFx, φ)成立的开语句。但这样的话（∃的N-自然性）就会是假的。所以：如果指称磁性的效力弱，我们就不能假定（∃的N-自然性）成立。

要回应这一顾虑，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新语言，本体语，其中（∃的N-自然性）被确保成立，即使指称磁力的效力较弱。我这样引入这个语言是为了规定“E”指向一个自然类，但是N-论者就无法像我这样规定，因为她拒绝把意义量化为实体。她必须像如下这样说。

    任何一个遵守如下指示的人能够成功地使用这个语言（“本体语”），在这个语言中“∃”有意义并且是单义的，而且在这个语言中（∃的N-自然性）是真的：

    引入本体语的指示：i)引入符号“∃”以及熟悉的存在量词的语法；ii)规定哲学上有争议的句子不能算作你对“∃”的用法——只有它的核心推理规则才算；iii)说明对量词的限制这一概念并且明确地禁止所有这类限制；iv)使用“∃”的时候要尽最大可能表达最根本的东西；通过将你针对“∃”的严肃意图与你的粗糙的英语量化语言的用法相比来解释这一点，比如“有许多赢下这盘棋的方法”“琼斯和我没有任何共同点”，等等。

我们也可以类似地用N(φ, ψ)算子来重新表述对明显性论题和混淆论题的反驳。

最后，考虑这个整编的唯名论策略，即谈论更好的和更坏的语言。对减缩主义者的反驳如下。如果指称磁性的效力足够强，那么英语中的“存在”（当不受限地使用时）就是单义的，而且，某些类似语言中匹配了“存在”核心推理角色的表达与英语中的表达不同（比如，这些语言中的“存在”与英语中的“如果构成是不受限的那么就会存在”同义），相比于这些语言，英语是更好——更好地在关节处剖析自然——的语言。另一方面，如果指称磁性的效力很弱（或者如果英语使用者对“存在”的用法尤其地刚性并因此有利于一个次等的语言），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遵守上述引入本体语的指示来引入一个比英语更好的语言。

我已经提供了一个模型说明本体论争论如何能变得真实。如果量词在关节处剖析自然，那么本体论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如实”并且“深入”。但是这个模型正确吗？量词真的在关节处剖析吗？关于元本体论，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有些人一开始就倾向于严肃对待本体论的争论，以至于他们认为减缩主义根本不靠谱。作为对那些天生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的正面攻击，减缩主义者的论证是很弱的。减缩主义者为本体论哲学家的“存在”的意义提了有敌意的建议，用日常的同义性标准来看，这些建议都是很失败的。减缩主义者仍有可能是对的——本体论哲学家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混淆——但是这很难令人信服。

其他人坚定地归属于减缩主义阵营，并且不屈不挠地反对所有关于结构的实在论，更不必说关于量化结构的实在论。（在最极端的情形中有实证主义者）。我的现实的根本结构包括了量化结构这一论题，不会打动这些强硬分子。

但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处在某个中间立场。我们既不欣赏证实主义，也不天真地信赖形而上学。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一些经常被这些争论忽略的东西。每个人都面对什么是“真的”以及什么是我们的概念工具的投射这个问题，前者是实质性的而后者“只是记流水账”。在科学和哲学中都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必须判定什么时候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只是不同的符号表示法。一个公制系统会真的与一个用英尺英镑的系统不一致吗？我们都觉得不会。[56]莱辛巴哈是错的吗？——时空平坦或者扭曲是个真正的问题吗？我们大部分觉得答案是“是”。经典力学的传统表述、汉密尔顿表述和拉格朗日表述之间有真正的区别吗？——这个问题更难！[57]这些是关于结构的问题：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结构？我们总是会面对在何处区分客观结构和概念投射这个难题，除非我们准备走实证主义的捷径然后说“经验上等价的理论是同一的”。

本体实在论者在某个地方划出了区分：世界的显著结构的一部分是其量化结构。那些觉得本体实在论“太形而上”的人应该记得他们也必须划出一个区分。

而且实际上，本体实在论者可以为他所选择的划出区分的地方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蒯因（1948）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就很好：相信你最好的理论所主张存在的实体。但是在判定世界有多少结构的时候，我想不到哪个策略比蒯因的标准的这个扩充更好：相信你最好的世界理论所假设的所有结构。一个理论所假设的结构对应于这个理论的初始概念——用蒯因（1951）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理论的“意识形态”——其中包含了逻辑概念以及谓词。

这个标准和蒯因的标准一样模糊。它没有给我们一个机械的过程来判定两个理论何时真的不一致；它不会仅凭自身就告诉我们莱辛巴哈是不是对的。但是注意这一点：从物理学到数学到社会科学到朴素理论，每一个曾经被任何人考虑过的关于世界的严肃理论都使用了一个量化工具。量化是不可或缺的。这给了我们很好的理由相信我们抓住了什么东西、相信量化结构是世界的客观结构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应该基于时空物理学的成功而相信客观的时空结构。[58]用不可或缺的词汇所表述的问题是实质性的；量词是不可或缺的；本体论是用量词表述的；所以本体论是实质性的。

如果你还是没被说服并且继续对本体论持怀疑态度，你有什么选择呢？

第一，你可以干脆拒斥客观结构这个概念。我认为这匪夷所思。

第二，你可以反对将结构这个想法应用到逻辑学。我认为这毫无根据。

第三，你可以接受将结构这个想法应用到逻辑学，但是反对有任何显著的量化结构，这貌似还有些道理。这实际上就是量词多义，但是其中有许多有趣的细分情形。

比如，你可以否认我们需要一个有足够表达力的语言——一个根本语言，来完美地在关节处剖析，你甚至可以否定这个语言的可能性。许多我们可以使用的语言能同样好地在关节处剖析自然；但是没有哪个语言既能完美地剖析又能让我们描述所有事实。在书写世界的规划的时候，上帝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不可能有罗素（1985：58）意义上的逻辑上完美的语言。在我看来，这就是赫实的观点。（这个观点让我们有点头晕；我们想问：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或者，你可以尝试设计一个无量词的基本语言。但是这个语言该是什么样的？“材料”策略很诱人：也许最好地勾画这个世界的语言不会提到物体，而会提到材料。[59]这里的挑战是要开发一个材料语言，使它有足够的表达力但同时又不会引入你要避免的结构。如果不能说某个材料是如此这般种类、这个材料是那个材料的一部分，这个语言怎么能有足够的表达力呢？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根本语言中接纳这些术语，关于复合材料的本体论的实质性问题就会再次出现。

另外一个策略就是主张在根本语言中所有的量化都是受限制的。但是这样会再次引入本体论问题。比如，我们可以问：“有能让‘桌子和椅子存在’为真的语境吗？”很难看出你怎样能排除这个问题的正当性；而且如果这个问题能在你的根本语言中表述，它就是实质性的问题并且不是语词问题。[60]

最后一个策略就是在你的根本语言中接纳量化，但同时声称逻辑学家不知怎的曲解了这个概念。比如，你可以说根本的量化概念结合了时态和量化——“曾有一些”“会有”——而且并不能还原到无时态的量词和时态算子。[61]这对分体论的争论几乎没有影响，但这的确使得对时间本体论提问变得很难——这是通常的本体论减缩主义者的另一个目标。[62]或者你可以主张根本的量化概念是一个量化和谓词的不列颠合金：“有一个……的F”其中F必须被替换成一个类谓词。[63]但是这样并不会摆脱所有的本体论问题。首先，我们可以问类的范围多大；我们可以问：有类词F使得“有个F是由我和埃菲尔铁塔构成的”为真吗？其次，“假定排列成人那样的亚原子粒子存在，人存在吗？”这个问题能在这个语言中表述，因为“人”和“亚原子粒子”肯定都是类词。如果这个不列颠-量化语言是根本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都不能用语言表达，而且“否”和“是”都不能被纯粹的概念理由反驳。

那么，本体实在论就有若干替代进路，关于现实的量化结构的观点也有若干替代进路。而且我对本体实在论的论证——即标准的谓词逻辑的履历表明本体实在论的意识形态是最好的——就完全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如果你倾向于这当中的某个替代进路，再最后考虑一下。你对本体实在论的拒斥是为了让无法回答的问题消失、为了避免那些排斥直接的经验思路但同时无法用概念分析来回答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这些替代进路都不能给你想要的东西。它们都不能让你绕过关于世界的终极结构的争论。反而：每个进路都不过是关于世界结构的一个替代方案。在每个方案中，我们还是会有实质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即那些能用这些方案中的根本术语所表述的问题。进一步，与我所主张的量化结构相反，结构的多样性是现实的客观结构的一部分这一主张本身既不能被直接的经验手段证明也不能被概念分析证明。实际上，甚至量词多义这样的“否定”论题本身就是关于世界的结构的主张，而且它与任何一阶形而上学论题一样在知识论上有问题。量词多义“恰恰是更多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意义在于查明世界的根本结构。这要求我们选择根本的概念来描述世界。没人能避免这个选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选择一组能让以往无法回答的问题消失的根本概念是个好事。并不是说这一点不支持本体论减缩主义。但是除了实证主义者，没人能让所有的难题消失。即使所有问题都消失了，对根本概念的选择这个问题还是会留下来。没有近道能绕过整个根本的形而上学。

Armstrong(阿姆斯特朗), David M., 1978a: Nominalism and Realism, Volume 1 of Universals and Scientific R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b: A Theory of Universals, Volume 2 of Universals and Scientific R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xter(拜克斯特), Donald 1988a: “Identity in the Loose and Popular Sense,” Mind, 97, 575–582.

–––, 1988b: “Many-One Ident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17, 193–216.

Bennett(本内特), Karen 2009: “Composition, Colocation, and Metaontology,” in Chalmers et al.(2009), 38–76.

Carnap(卡尔纳普), Rudolf 1950: “Empiricism, Semantics and Ontology,” Revu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4, 20–40. Reprinted in Meaning and Necessity: A Study in Semantics and Modal Logic,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lmers(查尔莫斯), David J. 2009: “Ontological Indeterminacy,” in Chalmers et al.(2009), 77–129.

Chalmers, David J., Manley, David and Wasserman, Ryan (eds.), 2009: Metametaphy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rr(道尔), Cian, 2002: The Simplicity of Everything.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 2004: “Non-Symmetric Relations,” in Oxford Studies in Metaphysics, volume 1, ed. by Dean W. Zimmer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5–192.

–––, 2005: “What We Disagree About When We Disagree About Ontology,” in Fictionalism in Metaphysics, ed. by Mark Kalder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4–286.

Eklund(艾克伦德), Matti, 2006a: “Metaontology,” Philosophy Compass, 1, 317–334.

–––, 2006b: “Neo-Fregean Ontolog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0, 95–121.

–––, 2007: “The Picture of Reality as an Amorphous Lump,” in Sider et al.(2007), 382–396.

–––, 2008: “Putnam on Ontology,” in Following Putnam’s Trail: On Realism and Other Issues, eds. by Maria Uxia Rivas Monroy, Concepcion Martinez Vidal and Celeste Cancela. Amsterdam: Rodopi, 203–222.

–––, 2009: “Carnap and Ontological Pluralism,” in Chalmers et al.(2009), 130–156.

–––, MS: “Maximalist Ontology.”

Fine(范因), Kit, 2001: “The Question of Realism,” Philosophers’ Imprint, 1, 1–30.

Frege(弗雷格), Gottlob, 1879: Begriffsschrift, eine der arithmetischen nachgebildete Formelsprache des reinen Denkens. Halle/Saale: Verlag L. Nebert. Translated as Concept Script, A Formal Language of Pure Thought Modelled Upon That of Arithmetic, by S. Bauer-Mengelberg, in van Heijenoort, J. (ed.), 1967: From Frege to Gödel: A Source Book in Mathematical Logic, 1879–193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2.

Goodman(古德曼), Nelson, 1955: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Problems and Project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1978: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Hawthorne(霍索恩), John 2006: “Plenitude, Convention, and Ontology,” in Metaphysical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3–70.

Hazen(黑赞), Allen, 1997: “Relations in Lewis’s Framework without Atoms,” Analysis, 57, 243–248.

Hirsch(赫实), Eli, 1982: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a: “Against Revisionary Ontology,” Philosophical Topics, 30, 103–127. Reprinted in Hirsch(2011), 96–123.

–––, 2002b: “Quantifier Variance and Realism,” Philosophical Issues, 12, 51–73. Reprinted in Hirsch(2011), 68–95.

–––, 2005: “Physical-Object Ontology, Verbal Disputes, and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70, 67–97. Reprinted in Hirsch(2011), 144–177.

–––, 2007: “Ontological Arguments: Interpretive Charity and Quantifier Variance,” in Sider et al.(2007), 367–381. Reprinted in Hirsch(2011), 178–196.

–––, 2011: Quantifier Variance and Realism: Essays in Metaont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杰克逊), Alex, 2010: “Time and Logic,” MS.

Kripke(克里普克), Saul, 1982: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刘易斯), David, 1983: “New Work for a Theory of Universal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1, 343–77. Reprinted in Lewis(1999), 8–55.

–––, 1984: “Putnam’s Paradox,”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2, 221–236. Reprinted in Lewis(1999), 56–77.

–––, 1986: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 1994: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103, 473–490. Reprinted in Lewis(1999), 224–247.

–––, 1999: Papers in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Daniel(麦克丹尼尔), Kris, 2009: “Ways of Being,” in Chalmers et al.(2009), 290–319.

–––, MS: “Moral Nominalism.”

McGrath(麦克格拉斯), Matthew, 2005: “No Objects, No Problem?”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3, 457–486.

Melia(迈利亚), Joseph, 2005: “Truthmaking Without Truthmakers,” in Truthmakers: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eds. by Helen Beebee and Julian Do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67–84.

Montague(蒙塔古), Richard, 1973: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Quantification in Ordinary English,” in Approaches to Natural Language, eds. by Jaakko Hintikka, J. M. E. Moravcsik and Patrick Suppes. Dordrecht, Boston: Reidel, 221–242. Reprinted in Montague(1974), 247–270.

–––, 1974: Formal Philosophy: Selected Papers of Richard Montague, ed. by Richmond H. Thoma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orth(诺斯), Jill, 2009: “The ‘Structure’ of Physic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6, 57–88.

Oliver(奥利弗), Alex, 1996: “The Metaphysics of Properties,” Mind, 105, 1–80.

Peacocke(匹考克), Christopher, 1988: “The Limits of Intelligibility: A Post-Verificationist Proposal,” Philosophical Review, 97, 463–496.

Putnam(普特南), Hilary, 1975: “The Refutation of Conventionalism,”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153–1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 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0: “Model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45, 464–482. Reprinted in Putnam(1983), 1–25.

–––,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Realism and Reaso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 La Salle, IL: Open Court.

Quine(蒯因), W. V. O. 1936: “Truth by Convention,”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for A. N. Whitehead, ed. by O. H. Lee. New York: Longmans, 90–124. Reprinted in Quine(1966), 70–99.

–––, 1948: “On What There Is,” Review of Metaphysics, 2, 21–38. Reprinted in Quine(1953), 1–19.

–––, 1951: “Ontology and Ideology,” Philosophical Studies, 2, 11–15.

–––, 1953: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6: The Ways of Paradox.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6: “Whither Physical Objects?” in Essays in Memory of Imre Lakatos, eds. by R.S. Cohen et al.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497–504.

Rayo(瑞欧), Agustín and Uzquiano(乌兹奎亚诺), Gabriel (eds.), 2007: Absolute Gene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chenbach(莱辛巴哈), Hans, 1958: The Philosophy of Space and Time. New York: Dover.

Russell(罗素), Bertrand, 1985: 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ed. by David F. Pear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Sidelle(萨戴尔), Alan, 2002: “Is There a True Metaphysics of Material Objects?” Philosophical Issues, 12, 118–145.

Sider(赛德), Theodore, 2001a: “Criteria of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Limits of Conceptual Analysi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5, 189–209.

–––, 2001b: Four-Dimension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2003: “Against Vague Existenc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14, 135–146.

–––, 2004: “Précis of Four-Dimensionalism, and Replies to Cri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8, 642–647, 674–687.

–––, 2006: “Quantifiers and Temporal Ontology,” Mind, 115, 75–97.

–––, 2007a: “Neo-Fregeanism and Quantifier Varianc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81, 201–232.

–––, 2007b: “Parthood,” Philosophical Review, 116, 51–91.

–––, MS: “Reducing Modality.”

Sider, Theodore, Hawthorne, John and Zimmerman, Dean W. (eds.), 2007: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Metaphysics. Oxford: Blackwell.

Sides(塞兹), C. Brock, 1997: “Mereological Nihilism and the Limits of Paraphras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evans-experientialism.freewebspace.com/mereology.htm.

Sosa(索萨), Ernest 1999: “Existential Relativity,” in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XXIII: New Directions in Philosophy, eds. by Peter French and Howard K. Wettstein. Oxford: Blackwell, 132–143.

Thomasson(汤玛森), Amie L., 2007: Ordinary Obj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Answerable and Unanswerable Questions,” in Chalmers et al.(2009), 444–471.

Turner(特纳), Jason, 2010: “Ontological Plur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7, 5–34.

Uzquiano(乌兹奎亚诺), Gabriel, 2004: “Plurals and Simples,” The Monist, 87, 429–451.

van Inwagen(范·因瓦根), Peter, 1987: “When Are Objects Parts?”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 Metaphysics, ed. by James Tomberlin. Atascadero, CA: Ridgeview, 21–47.

–––, 1990: Material Being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4: “Composition as Identit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8, 207–220. Reprinted in van Inwagen(2001), 95–110.

–––, 2001: Ontology, Identity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ggins(维金斯), David, 1980: Sameness and Subst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威廉姆森), Timothy, 2003: “Everyth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7, 415–465.

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 Ludwig,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3rd edition,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 Mott.

Yi, Byeong-uk, 1999: “Is Mereology Ontologically Innocent?” Philosophical Studies, 93, 141–160.

[1] 见范·因瓦根（1987，1990）。

[2] 蒯因（1976）；刘易斯（1986：212-213）。他们真是这么说的。给我个机会诗意一下。

[3] 范·因瓦根（1990）造了这个方便的说法。

[4] 克因·道尔（2002，2005）辩护分体论虚无主义。

[5] 并不尽然，见麦克格拉斯（2005）。

[6] 阿历克斯·奥利弗（1996：第七节）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这么说的。

[7] 赫实（2002a，2005）。

[8] 一个很大的例外是起自大卫·维金斯（1980）的传统。我猜测，这个传统依赖一个隐性并且未被确认的减缩主义元本体论。

[9] 例外：凯伦·本内特（2009）辩护本体论怀疑主义（针对复合和重合实体），但是她反对我将要讨论的那种形式的本体论减缩主义。

[10] 见卡尔纳普（1950）；查尔莫斯（2009）；赫实（2002a，2002b，2005，2007）；匹考克（1988）；普特南（1975，1987）；萨戴尔（2002）；索萨（1999）；汤玛森（2007，2009）。除了这些有发表的减缩主义者，我注意到大多数减缩主义者在一旁默默关注。批判性讨论见本内特（2009）；道尔（2005）；艾克伦德（2006a，2007，2008，2009，MS，2006b）；霍索恩（2006）；赛德（2001a，2001b：导言，2003，2004，2006，2007a）。

[11] 我这里说得含混不清，因为我不像许多同仁那样信奉摩尔主义；我怀疑一个理论与“日常信念”的契合究竟有多重要。

[12] 这里我并不想包括那些（疯狗）摩尔主义者，他们说这个争论幼稚是因为根据摩尔主义的（而非语言学/概念）理由答案很明显。

[13] 当然，这样的表述需要精炼，这已经众所周知了。

[14] 比如，关于抽象物体的本体论，赫实不是一个减缩主义者。

[15] 简便起见，我不区分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的量词概念，也不区分“有”和“存在”。

[16] “桌子存在”展开表述是“存在一个/些东西是桌子”，其中是“桌子”是“一个/一些东西”的谓词，“存在”是“一个/一些东西”的单数/复数存在量词。——译注

[17] 对比范·因瓦根（1990）导论中睿智的咆哮。

[18] 让我们想象：与皮特·范·因瓦根不同，PVI拒斥复合生物体的存在。

[19] 这段话的作者可能会说DKL用“部分”指的就是PVI用“成员”所指的意思。但这是个错误，因为根据DKL的“部分”，传递性是一个能保证意义的假设，但根据PVI的“成员”则不是。（进一步，如果DKL接受集合论，那么他就会有一个谓词“成员”与PVI的“成员”同义但不与DKL的“部分”同义）。[“一个桌子”与“若干单体”在英语中的单复数形式不同。——译注]

[20] “构成作为同一性”的支持者抹消了一与多之间的形而上学区别，因而会想引入一个不区分单数和复数的语言（见拜克斯特（1988a，1988b）、赛德（2007b）、范·因瓦根（1994）、李（1999））。但是我怀疑，我们的新卡尔纳普减缩主义者打算通过说服我们构成作为同一性是真的来说服我们PVI和DKL之间的争论只是语词之争。

[21] 混淆有可能产生在谓词“是一个东西”中吗？那样的话，减缩主义者就必须承认，形而上学争论可以这样重启：把争论焦点集中在桌子是否存在，而非桌子作为物体是否存在。DKL和PVI会乐于这样重新阐述，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理解这场争论的。在这个方向，我推荐另一番咆哮：威廉姆森（2003：420）。PVI可能认为物质单体都是由抽象物体（比如集合）构成的，在这个情况下他也会接受正文中的那个句子。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中的量词限制到具体物上。

[22] 简便起见，把这个语言的语法看作类似于一阶逻辑的语法。

[23] 对比赫实（2002b：53）。

[24] 另见威廉姆森（2003：第四节）对虚假量词的讨论。

[25] 凭直觉看，这里所考虑的备选意义给名称和谓词所指派的意义不同于英语当中的意义。量词多义论者能够坚称他们的备选意义使量词之外的表达式的意义保持不变、从而避免流于空洞吗？量词多义论者不可能接受这一限制。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备选意义改变了无量词句子的意义。假设分体论虚无主义在英语当中不成立。“泰德是一个人”就因而在英语中为真，但在一个把“人不存在”视作真的“虚无主义”备选意义下为假。这个意义中的转变改变了真值条件，从而改变了无量词句子的意义。更多讨论见赛德（2007a）。

[26] 如果Γ太丰富以至于判定了所有关于存在的问题，那么这就不会产生若干备选意义；但是量词多义理论会因而空洞地为假。

[27]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信息以及量词多义的更多精炼，见赛德（2007a）。

[28] 这里我把备选意义理解成翻译，但这不是唯一的进路。比如，量词多义论者可能不会说备选意义是什么，而是描述备选意义应该做什么。备选意义必须是这样的实体：根据它们，量化句子可以为真或者为假，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在关节处剖析，等等。见赛德（2007a）。

[29] 这一进路基于范·因瓦根（1990）的观点，但是范·因瓦根并不是减缩主义者；他用这些“翻译”来论证，他对桌子和椅子的拒斥并不与日常信念相悖。

[30] 另见塞兹（1997）；多-多元量化见黑赞（1997）。

[31] 道尔不支持减缩主义。

[32] 某个混合理论也是如此，根据这个理论，“桌子存在”的意义在几个备选之间并不明确，但是在语境当中有时为了符合说话者的说话方式而变得更明确。

[33] 或者是否某些中间立场成立：有人可能认为有少数几个最佳量词意义。见麦克丹尼尔（2009）；特纳（2010）。

[34] 其实我同情对本体实在论的另一种理解，根据这种理解，剖析关节的是量化、谓述、命名以及其他“对象语言”概念之下的一类初始概念。这里我的观点是用量词表述的；我希望在其他地方展开这种理解。

[35] x在时间t是绿蓝的当且仅当：或者x在时间t是绿的并且t在t0之前，或者x在时间t是蓝的并且t同时于或者后于t0；x在时间t是蓝绿的当且仅当：或者x在时间t是蓝的并且t在t0之前，或者x在时间t是绿的并且t同时于或者后于t0（t0是某个选定的未来的时刻）。注意：这些不是古德曼（1955：第三章）的定义。

[36] 甚至连无形体都不是：无形体有显著的拓扑结构。

[37] 刘易斯（1994）。

[38] 对这类观点的详细辩护见麦克丹尼尔（MS）。

[39] 对比范因（2001）。

[40] 对于认可（类似于我所说的）结构的不被还原的概念这一需求，范因（2001）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41] 另一个唯名论式的提议是受范因（2001）的“在现实当中为真”的启发。这个提议引入一个初始的一元语句算子F，读作“是现实的显著结构的一部分”。（我倾向于用N而不是F，因为N把自然性/结构置于亚句子/亚事实层面。从直觉上看，如果存在着一个电子这个事实是现实的结构的一部分，那么这是因为存在的本质和电子性。但是注意，选择这样放置结构有其后果：它排斥了查尔莫斯（2000）所提到的一种观点：某些且仅有某些量化事实是现实的结构的一部分）。基于此，本论文的主要主张可以用范因的框架来表述，这个框架借助于初始概念现实的真理和基础（也许也可以用道尔（2004；2005）的“形而上学分析”框架或者迈利亚（2005）的唯名论定真者的框架）。刘易斯（1983：347-8）提到了另一个唯名论的进路，但是它预设了模态实在论而且并不推广到量词。我希望在将来的书中进一步讨论这一话题。

[42] 另见赛德（MS）。

[43] 比较：如果合取和析取在关节处剖析，那么所有合取事实分享一个真实的相似性，而它们并不与任何析取事实分享这一相似性。感谢莱安·瓦瑟曼。

[44] 我一直在谈论事实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里的相似性判断并不真的要求将事实实体化。正如杰森·特纳所指出的，我们可以这样表达这些判断：“当某个东西是人的时候，it’s like某个东西在北美”；这里的“it”就像“It is raining”中的“it”。

[45] 另见赛德（2004：682）。

[46] 克里普克在讨论“维特根斯坦悖论”时猜想，也许我所使用的“加”其实是“quus”的特殊情形；比如，当x和y都小于57时，x quus y = x + y；否则，x quus y = 5。我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正是因为quus在计算小数字的时候给出的结果与真正的“加”一样。——译注

[47] 有些人论证，覆盖集合论所有层次的完全不受限的量化会导致悖论。（见瑞欧和乌兹奎亚诺，2007中的论文）。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本体实在论者可以主张，任何一个完全不受限地应用到个体（非集合）的量词比第五节中的任何一个翻译有更自然的意义。

[48] 用来表达这些意义的英语术语的复杂性不是它们的不自然性的源头；一个意义是否自然是这个意义的内在特征。我们可以引入一个语言，其初始量词表达了这些不自然意义当中的某一个；把这个语言与另外一个相比较，在那个语言里“绿蓝”和“蓝绿”而非“蓝”和“绿”是语义上初始的。这些不自然的意义的英语表达肯定是复杂的，因为我认为，英语量词表达的是自然意义。

[49] 这样说并不是说单数存在量化比复数存在量化更自然；那个主张（我对它持中立态度）可以这样整编：N(∃xFx, ∃Xs G(Xs))，其中F是一个单数谓词变元并且G是一个复数谓词变元。这个复数词组的不自然性来自于“pl”而非复数量化。

[50] 原文为不能，似有笔误。——译注

[51] 如果这个图景只包括PVI和DKL，这个句子能否构造意义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们都不把各自关于何物存在的信念看作任何信念之外的东西。他们并不把“桌子存在”这样的句子当作像“单身汉是未婚的”那样能构成意义；而且相比单纯的信念表达，能构造意义的句子是用法的更重要的成分。我本人猜测普通说话者也这样想。当面对“桌子不存在，只存在着排列成桌子那样的单体”时，普通说话者就糊涂了。当他们听了解释并且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有些人认为这些句子不规则从而排斥这些句子，但是我猜想许多人并不会；他们会要么持不可知态度，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见赛德（2004）。

[52] 对比道尔（2005）对“本体论语言”的讨论。

[53] 为了简便，我把与用法的匹配和相对自然性看作是全有或全无的。一个更精确的理论应该根据自然性-差异的程度来衡量与用法的偏离的严重性。

[54] 这里的情况有些复杂。按理说，量词多义论者应该否认这一点，即单个语言可以有遵守着通常的量词引入及消去规则的不同的非等价符号并同时有一些谓词和名称（见赛德，2007a）。但是这个观点本身不能禁止PVI使用DKL的量词；它至多能阻止他用一个遵守量化推理规则的符号来这么做。而且，PVI可以为DKL的量词引入一个初始符号，如果他同时为这个新的量词引入新的名称和谓词的话。或者，量词多义论者可以论证，把N算子应用到包含了双方量词的开语句对是成问题的？

[55] 注意，在这个段落中以及（∃的N-自然性）和（N-磁性）的表述中，英语被看作是包含了“∃”。

[56] 这并不是说回答“会”是完全不融贯。说公制系统比其他系统更好地在关节处剖析自然很荒谬（尽管“为什么它荒谬”是个好问题），但并非不融贯。比如，用刘易斯的术语，我们可以主张相隔一米这个关系是自然的，而相隔一英尺是不自然的。

[57] 见诺斯（2009）。

[58] 进一步，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统一的量化结构。就像粒子物理学的成功表明“电子”有单一的自然意义（这里的结构是统一的，而非如同“玉石”那样碎片化），量化的不可或缺性表明每个量词都有单一的自然意义。（这并不是说“玉石”式的量词会复原减缩主义。如果存在量词真的恰好有两个自然意义，那么单义的本体论问题就会被替换成一对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是实质性的而且与原来的问题一样难回答）。

[59] 一个相关的建议是：一个根本语言中的所有量化都是不可数量化：“一些水”，“所有金子”等等。

[60] 对不受限的量化的否定面对一些有力的反驳，见威廉姆森（2003）。

[61] 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杰克逊（2010）。

[62] 见赛德（2006）。

[63] 汤玛森（2009）倾向这个观点（的一个不那么形而上学的版本），但她的减缩主义并不是单纯地基于类-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