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下午，“江南与艺术社会史系列学术讲座”总第四讲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中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超越地域的疆界——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主讲，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盛满主持。
联合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科建设委员会
唐力行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主题：“超越地域的疆界——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从移民融合到文化发展，从商业网络到全球视野，结合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全面分析徽州如何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融入江南的同时又展现自身的独特性，以及徽州在中国区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江南地区的多层次互动。
一、徽州的地理与行政历史：
从边缘山区到文化核心的演变
徽州的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在历史的长河中塑造了其独特的社会文化面貌：地理上，徽州处于江南的边缘山区，形成了相对封闭但高度稳定的社会生态。行政历史上，从隶属于江南核心区域到划归安徽省的变化，使得徽州在保持地理独立性的同时，又与江南核心区域建立了长期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徽州的自然环境以山区为主，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地形相对封闭。独特的地形为徽州社会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使其在历史上多次成为战乱时的避难地。其山地环境不仅提供了安全庇护，也使得宗族文化得以延续和深化。山区地形阻隔了外来影响，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承担了多重职能，成为地方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如新安地区的“聚姓而居”传统正是宗族文化在地理条件下的产物。各姓氏村落以宗祠为核心，形成了独立而稳定的社会单位。
古徽州地图
山地之外，徽州内部河流众多，比如贯穿全境的新安江是徽州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水路，徽州的茶叶、木材、歙砚等特产通过新安江运往杭州，再经京杭大运河连接江南其他地区。这种地理联通使得徽州能够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尽管徽州地处边缘山区，但其毗邻江南平原，使其能够通过新安江与太湖流域建立联系。徽州既是江南平原的延伸，又保持了山区文化的独特性。这种地理条件使得徽州在区域经济中扮演了连接内陆与沿海的重要角色。
徽州的行政区域划分经历了多次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它与江南核心区域的关系。在上古九州的传说中，徽州与苏州同属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徽州归属于吴国辖地。秦汉时期，徽州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但始终在江南文化圈的影响范围内。其行政地位在宋元明清时期不断调整：宋代徽州与苏州同属江南东路，这一时期徽州在文化、经济和行政上全面融入江南核心区域。元代徽州被纳入江南行省，其地位进一步强化。明清时期，徽州先隶属于南直隶，后划归江南省。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南省分为江苏与安徽两省，徽州正式划归安徽，从行政上逐渐远离江南核心区域。
尽管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但徽州与江南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未中断。徽商通过商业活动将徽州与苏州、杭州等江南中心城市紧密连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跨区域经济文化网络。比如徽商曾通过两淮盐场、扬州和苏州的商业活动，将徽州特产与江南的繁荣市场结合起来。这种经济互动使得徽州即使划归安徽后，仍然保持了与江南的紧密联系。在宋元明清时期，徽州与江南的行政联系推动了文化交流。例如，徽州通过科举制度与江南的教育网络建立了紧密联系，形成了“东南邹鲁”的文化格局。朱熹理学的传播与徽州宗族文化相结合，使得徽州成为理学的重镇。这种文化积累进一步通过徽商的活动传播到江南及更广泛的区域。
二、移民社会与宗族文化：
多重维度下的徽州社会构建
徽州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植根于北方移民与本地居民的融合历史，同时以宗族文化为核心，构建了极为稳固的社会结构。多次移民浪潮为徽州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与资源积累，而宗族文化则通过家族制度与伦理规范，将移民社会的松散结构凝聚成一个高度稳定且具有强大自我调适能力的社会体系。
徽州的村落文书
徽州的移民历史贯穿于中国的多个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原动荡时期，徽州成为士族与普通民众南迁的重要目的地。移民不仅为徽州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与技术，也使徽州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试验场。移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阶段：两晋时期：永嘉之乱导致中原士族大规模南迁。徽州地处长江以南，山水阻隔，是理想的避难之地。唐末五代：战乱频发，徽州再次成为中原士族的庇护所。这一阶段的移民带来了大量中原文化，包括宗族观念与儒家伦理。两宋之际：北方的金兵南侵，使徽州迎来了规模最大的移民浪潮。这一阶段形成了徽州人口与文化结构的基本框架。曹志耘对徽州方言的研究发现，许多徽州方言词汇具有中原吴语的特征，显示出移民对徽州文化语言的深刻影响。例如，歙县方言中的部分词汇与苏州吴语高度相似，是北方移民经由吴地进入徽州的直接证据。
在移民融合的过程中，原居民的山越文化对徽州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儒家思想，还吸收了山越居民的山地农耕技术与生活习俗，使徽州文化更加多元。移民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的增长，还有宗族制度的引入。宗族文化成为徽州社会的核心机制，为移民社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社会架构。
徽州的宗族文化以祠堂、族谱和祖墓为三大核心要素。这些文化设施不仅记录家族历史，还通过祭祀活动维系了家族成员的精神认同。宗族制度强化了家族内部的等级关系，明确了家族的权利与责任分配，使宗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祠堂是徽州宗族文化的核心场所，不仅是祭祀祖先的空间，还承担了教育、议事和救济的功能。例如，歙县的许多祠堂会在春秋两祭期间开展家族教育活动，通过经典诵读和家训传授，将儒家伦理灌输给年轻一代。歙县的明经胡始祖昌翼公墓不仅是一座家族墓地，也是徽州宗族文化的象征。该墓的建造与维护体现了宗族对祖先的崇敬以及对宗族团结的重视。
歙县明经胡始祖昌翼公墓
徽州宗族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聚族而居。这种传统不仅增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还通过严格的家族规约限制外来人口的融入，从而维持了宗族文化的纯粹性。据《新安大族志》记载，徽州许多村落至今仍保持“一姓一村”的传统，绝无杂姓搀入。例如，新安的汪氏村落以汪氏宗祠为核心，村中所有家庭均为汪氏后代，确保了宗族结构的延续性。
移民社会与宗族文化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徽州社会的两大特点：一为文化上的多样性与融合性。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与本地山越文化在长期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儒家思想的深厚积淀，也保留了山地社会的务实与灵活。二为社会上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宗族制度通过内聚外防的方式，将移民社会中松散的群体结构转化为稳定的社会单位，使徽州社会即便在外部环境变化时，也能保持高度的自我组织能力。
徽州地处山区，自然资源匮乏，地狭人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耕获三不赡一”）。生存压力迫使徽州人转向商业，形成“寄命于商”的传统。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曾统计过家族的经济状况，其农业收入仅为5000元，而商业收入支撑了整个家族的生活。南宋建都临安为徽商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徽商的经营以盐、典当、茶叶、木材为主，涉及多种行业。在明清时期，他们通过盐业和典当业的垄断积累了大量财富。明代盐政改革后，徽商垄断两淮与两浙盐场，积累巨额财富，逐渐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商帮。徽州与江南核心城市如苏州之间通过水道联系紧密，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市场格局。交通网络覆盖江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进一步推动了商贸的发展。
徽商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极大。商业收入是徽州宗族运作的重要经济支撑，宗族在组织商贸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徽商常将商业利益反哺家乡，建设宗祠、书院等，巩固宗族地位。徽商多以儒学规范经商行为，强调“以义为利”“以信待人”，形成了独特的商人文化，他们在商业中吸收儒家思想，提出“贾何负于耕”“良贾何负于宏儒”等四民平等观念。
徽商也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苏州、扬州等江南城市的发展，其在江南的经济活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为社会转型和近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即如《五石脂》所述“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说明徽商对扬州经济的贡献。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徽商的商业活动形成了以徽商为核心的市镇垄断体系。商业收入不仅维持了徽州的经济发展，还使徽州人逐渐向更奢侈的生活方式转变，如《歙事闲谭》中提到歙县妇女服饰的变化。
四、文化与经济的交融：
理学、科举与商业伦理的深度探讨
徽州的文化发展与经济活动密切交织，理学与科举文化奠定了徽州社会的精神基础，而商业伦理的实践则赋予徽商群体独特的文化特质。这种交融不仅塑造了徽州内部的社会秩序，也为江南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经济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模式。
徽州是朱熹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徽州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还成为宗族社会的行为准则。理学提倡的道德自律、家族和谐与社会责任，在徽州宗族文化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并对徽州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祠堂是理学思想的实践场所。以歙县的罗氏宗祠为例，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空间，更是教育族人和传承道德的重要载体，在祭祀活动中，理学的伦理规范被反复强调，指导着宗族成员的行为。
理学还直接推动了徽州的科举文化。通过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调，徽州人将理学融入教育体系，为科举考试做了充分准备。徽州在明清两代的科举成绩按人口比例仅次于苏州，被誉为“东南邹鲁”。歙县胡氏家族以科举闻名，其家族中多位成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种现象不仅提高了宗族的社会地位，也为宗族的经济和文化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徽商以“以儒服贾”为显著特征，融合了儒家伦理与商业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他们强调以诚信为本，“以诚待人，以信接物”，将儒家思想中的忠信之道融入商业活动。徽商的这一特点使其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极高的信誉。汪氏商帮在经营盐业时，坚持“以义为利”的商业理念，即在确保利润的同时，维护市场秩序，帮助受灾地区缓解盐荒。这种义利兼顾的做法，成为徽商文化的重要标志。这种做法不仅塑造了徽商的文化特质，也对徽州乃至江南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徽商在商业活动中积累的财富，经常被用于家族和地方公益事业，如修建祠堂、兴办学堂和资助乡村发展。比如扬州徽商江春利用商业收益资助地方戏曲活动，并创办徽班，为徽州文化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参与地方善堂的资助，为贫困人口提供生活保障，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稳定。
唐力行：《超越地域的疆界：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徽州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学、科举和商业伦理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体系。理学奠定宗族秩序：理学为徽州宗族提供了思想基础，使宗族内部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科举为宗族成员提供了晋升仕途的机会，将徽州家族文化延伸到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商业支持文化发展：商业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反哺宗族建设和文化传承，使徽州在经济困境中维持文化发展的活力。徽州的商人家庭通常将商业盈利的一部分用于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一旦成功，这些科举官员会通过政策和资源支持徽商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例如，新安商人汪氏家族通过支持族人科举成就了仕宦之路，而官员回报家族的方式则是优化徽商的商业环境。
五、“江南的徽州”与“徽州的江南”：
双重视角下的互动探讨
在讨论徽州与江南的关系时，唐力行教授提出了“江南的徽州”和“徽州的江南”两个分析视角。通过这两个视角，深入探讨徽州如何从江南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如何将自身的特色融入江南，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交融。
从“江南的徽州”角度来看，徽州作为江南的一部分，其发展始终与江南的核心区域密不可分。徽州在地理上虽为边缘，但其与江南文化的互动促进了自身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徽州受江南核心文化的辐射，尤其是苏州的“苏样”和“苏意”对徽州的影响深远。徽州通过商贸、移民等渠道将江南的时尚与文化引入自身，逐渐将其内化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例如，《歙事闲谭》中提到，徽州妇女因与苏州商人的频繁接触，服饰风格从简朴逐步走向奢华，成为江南文化影响的直观表现。经济上，徽州虽然地处山区，但通过商业活动融入了江南的经济体系。徽商依托江南的市场网络，从盐业到木材贸易，逐渐形成自身的经济优势。徽商以苏州为中心的贸易活动，不仅丰富了江南市场的资源供给，还在“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中凸显了徽州的经济重要性。
清代扬州大盐商鲍志道在幑州家乡所修的祠堂及牌坊
从“徽州的江南”视角来看，徽州不仅是江南文化的吸纳者，更在许多方面成为江南发展的推动力量。徽州商人通过自身的经济实力与文化积淀，将徽州特色注入江南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形成了反哺效应。徽商通过在江南市镇的活动，形成了一个以徽州为纽带的区域商业网络。例如，扬州因徽商的垄断经营而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贸中心。《五石脂》记载，扬州的繁荣直接得益于徽商的市场开拓，使其成为“徽商的殖民地”。这一现象表明徽州通过商业力量重新定义了江南的部分经济格局。
徽商不仅带来经济效益，也为江南带去了徽州独特的文化内涵。徽州的宗族文化、理学思想以及商业伦理通过徽商活动逐步传播到江南核心区域。例如，徽班的戏曲艺术在扬州和苏州取得了广泛影响，最终通过徽班进京推动了京剧的形成。这种文化输出进一步彰显了“徽州的江南”在全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胡适在给绩溪县志馆编纂人员的信函中提到“小绩溪”与“大绩溪”的关系，认为徽人举族外迁、经商形成的商业聚集区，构成了“大绩溪”的概念。以绩溪人为例，他们在金华、杭州等地建立的经济网络，既是徽州传统文化的延伸，也是对江南经济的再塑造。可以说，没有“大徽州”的经济辐射，“小徽州”难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江南的徽州”与“徽州的江南”揭示了徽州与江南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的文化流动，还展现了区域间的经济联动与社会整合。从这个意义上看，徽州既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江南发展的重要力量。
六、全球视野下的徽州文化
16世纪的新航路开辟使徽商参与全球贸易成为可能。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开拓了海外市场，促进了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