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托德·海因斯拍摄了《安然无恙》(
Safe
),朱丽安·摩尔在片中饰演对周遭世界逐渐产生过敏反应的家庭妇女。海因斯当时就表达对“同志电影”分类的沮丧之情,他不是简单地批评分类这件事(今天或许有人会这么说),而是认为分类需要更加精确。
在1993年《电影季刊》(
Film Quarterly
)的春季刊上海因斯谈到,“人们仅凭借内容判断同志电影:有同志角色,就是同志电影。对我来说,异性恋既是结构也是内容,它是一个和限制并定义了这个社会的父权结构并行的强加结构。如果对于社会来说,同性恋是一种与两性对立或者说反两性的行为,那么这将是怎样一种结构?”
这一批评适用于许多过去十年来出品的电影,它们涉及LGBT内容,但结构上并不酷儿。我们已进入LGBT电影的井喷期,过去十年的作品吸引了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直人演员也越来越愿意出演 LGBT角色,既有被奥斯卡认可的大制作(《米尔克》《孩子们都很好》《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石墙》《被拒人生》);既有独立电影(《公主成人礼》《橘色》),也有商业化的中庸之作(《爱你,西蒙》)。
这些电影的目的、来源和品质都不尽相同,却体现了相似的大公精神:它们指出相似点,而非断言不同。它们(为伤口)涂药而非撒盐。它们看起来很安全,通常无聊且多愁善感,顺着为人熟知的情感弧线讲述一个“普世故事”。简而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同性婚姻运动的政治敏感性所定义的电影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