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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碑文为“古大槐树灵”

这一切，还须从元末明初说开去。 元朝末年，农民起兵造反事件不断，官方则疯狂镇压，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原地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和人祸折磨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结束了元末长年的兵灾，但水、旱、蝗、疫已使中原之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墟”。

山西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相比，却是冰火两重天。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那里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当时山西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

明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开封就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决定采用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

多次移民，历史聚焦大槐树老鹳窝。

据史料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十八个省的四百九十多个县市的八百八十二个姓氏。山西是人口稠密之处，而当时的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担负民众外移自然首当其冲。

山西《洪洞县志》以及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当地官府曾七次在大槐树左侧的广济寺集中泽、潞、沁、汾和平阳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人多地少的百姓迁往中原一带，并给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当地官府人员在树下为被移之民办理手续，登记造册，按所去地点编队，然后发给一应物品。

被迁者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时总割不断故土之情。他们凝眸古槐，见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想着自己这一生不一定能返回故土了，为了让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回来时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老家，就指着孩子们最好记的大槐树和上边的老鹳窝说：

“不要忘了，以后若能回到家乡，记不住咱的村庄，就先找这棵筑满老鹳窝的大槐树，然后再慢慢找自己的老家。”“到了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从这大槐树的老鹳窝底下出去的，彼此要互相照顾!”

但这只是从大道理上说，而对当时被迁徙的每家每户来说却都是莫大的悲哀。明统治者定出的移民条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还不能同迁于一地，好好的一家人便被拆得七零八散。

同姓同宗者为了和亲人迁到一处，不得不改姓。有的因恋家而半路逃跑，被追回后要受残酷的惩罚，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在脸上用刀划成标记。如此所受的心灵上的摧残、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被迁徙者心中几十年，甚至以后的几代人心中都难以弥合。

好在中原人没有忘本。以后不论走到山南海北，只要一说是老鹳窝底下的人，都亲热无比。中原地区少见老鹳而多见老鸹，后来人们就把“老鹳窝”说成了“老鸹窝”。

再后来，中原地区经济复苏了，而惨痛的记忆却一直传承着……

在后来人的心中，“山西移来者”的观念影响是深而又重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由陕西打往北京，一路对百姓秋毫无犯，但后来进入山西洪洞县，却突然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李自成拿几个带头违犯纪律的小头目问罪，审问之后，得知士兵们原来都是“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混乱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不但没有问罪，反倒放假三天，任将士们寻亲访旧。

到了晚清时期，大槐树的事迹已广为流传，但在洪洞本地，大槐树长期不见遗址，当地居民亦语焉不详。直到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贺柏寿等人出资兴建古大槐树遗址，并写成书稿正式出版，大槐树终于有迹可循。

建址之初，景大启在碑记中宣称“古大槐树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确定了古大槐树的位置，还把它安置在迁民传说中提及，现实中也能找到的广济寺边上。但明初的广济寺当时已经迁址，由于年代久远，重建古迹的记录里提及选址依据是“故老之传闻”。

明初山西移民与大槐树的关系，也被贺柏寿的碑记确定下来。他认为明初移民并不都是洪洞人，但又说当时“洪地殷繁”，每次迁徙都有洪洞人参与。至于大槐树，则是“荟萃之所”，即移民集中地。

景大启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