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传（后记）
▢ 亚当·费恩斯坦
在巴勃罗·聂鲁达去世四十年后，不断有人对他的死因表示怀疑。很少有人怀疑：聂鲁达因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政变而感到的痛苦加速了十二天后他的死亡，但还有更为凶险的观点。2011年5月，聂鲁达的司机，马努埃尔·阿拉亚带来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很多年来讲述过很多次，但却没有人把他当回事。可是，这一次，他的证词被安排在一系列事件的链条之中，它们不断让人联想起聂鲁达曾经喜爱的犯罪小说。
正如马里奥·阿莫罗斯在(2012年)详细地对聂鲁达最后岁月的研究中指出的(这本书叫做《黑岛阴影》)：玛蒂尔德一直认为，聂鲁达的前列腺癌得到了控制，治疗他的专家—罗贝托·巴尔哈斯·查拉查尔，当时智利最受人尊敬的泌尿科专家—向她保证聂鲁达至少能存活五年。
阿拉亚坚持认为聂鲁达被皮诺切特的特务部门注射了毒药，那是在该诗人在圣地亚哥圣玛丽亚医院躺在406房间病床上的时候。阿拉亚的看法如下：1973年9月22日，星期六，聂鲁达在医院病床上跟他的秘书奥梅罗·阿尔塞一起工作。第二天，阿拉亚和聂鲁达的妻子玛蒂尔德在黑岛的房子里，突然他们接到来自聂鲁达的一个痛苦的电话，时间是下午四点，说他受到了一个神秘的“腹部”注射。阿拉亚和玛蒂尔德返回了圣玛利亚医院，在那里，一个医生要阿拉亚去给聂鲁达买些药就在他去药店的路上，阿拉亚被皮诺切特的警察扣留了。
有一些点是无可置疑的。1973年9月20日，墨西哥驻智利大使冈萨罗·马丁内斯·科尔巴拉在医院看望过聂鲁达，给他一封来自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的邀请函，让他和玛蒂尔德飞出智利，到墨西哥去。聂鲁达马上拒绝了这个请求。可是，马丁内斯·科尔巴拉说服他的政府派一架飞机到圣地亚哥，特别部署来满足诗人的治疗需要。在9月22日星期六早上，该大使回到了医院，目的是想要带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直接去圣地亚哥机场。可是，诗人要求推迟去墨西哥的日期到星期也就是9月24日。聂鲁达死在星期天(9月23日)。阿拉亚认为诗人是应皮诺切特的命令被谋杀了，以阻止他逃亡到墨西哥去，在那里他显然会代表一种反对军人政府的强有力的声音。
马丁内斯·科尔巴拉——在一份发过誓的声明中，该声明是由智利共产党的律师爱德华多·康特雷拉斯在2011年11月交给马里奥·卡洛扎(他是法官，负责圣地亚哥上诉法院的案子)的——聂鲁达根本不至于死：“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会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已经起草了他在墨西哥新生活的活动计划。”
智利保守派的日报《信使报》指出：1973年9月24日关于聂鲁达之死的报告中，提到一次注射造成了休克。这个看法完全从官方诊断报告中消失了。官方报告只是写了根源于前列腺癌的营养不良和身体衰弱。可是，官方的医院医疗记录，关于聂鲁达死亡的医疗记录也消失了，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
玛蒂尔德本人唯有一次表达过她本人对聂鲁达死因的怀疑：那是在1975年的夏天，怀疑对象是护士罗萨·努内斯——她是在聂鲁达生命最后几个月内照顾过他的人。在努内斯2005年给智利日报《国家》的讲述中，她提到了一次致命的注射。
应马里奥·卡洛扎的命令，聂鲁达的遗骸在2013年4月8日从黑岛的坟墓中被挖出来，被智利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的法医专家进行鉴定。有一些遗骸在7月份转运到西班牙的穆尔西亚大学做进一步的检测。最初的鉴定结果在5月初公布，确认了诗人的确罹患过前列腺癌，但研究者继续寻找毒药的痕迹。参与法医鉴定合作的人，帕特里奇奥·布斯托斯·斯特里特——智利法医中心的主任—告诉《自然》周刊：主要问题是缺乏医疗记录，“它会提供关于聂鲁达服用过的药物的细节，以便把它们从有可能的毒药中区分开来。”
5月31日，马里奥·卡洛扎签署了一个命令，要警察来调查公诉人认为有可能毒死了聂鲁达的那个人。爱德华多·康特雷拉斯提出抗议说塞尔吉奥·德拉佩博士—一开始发表证词说他在聂鲁达死的时候与聂鲁达在一起—改变了他的故事。德拉佩现在宣称一个叫作普莱斯的医生是陪聂鲁达直到最后一刻的人。可是，并没有任何医院记录表明有过一个叫作普莱斯的医生，在任何医院记录中也没有普莱斯医生的记录。德拉佩对普莱斯的描述是一个高个子金发碧眼的人。据说这符合米歇尔·唐雷的特征，他是中情局的双料间谍，他曾经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秘密警察一起共事。唐雷在承认他杀死了华盛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诺切特批评者之后，被置于证人保护计划之中。在6月初，美国的资料认为：唐雷在聂鲁达死那天并没有在智利。
聂鲁达的家庭也存在分歧。他的一个侄子鲁道夫·雷耶斯尤其渴望法医鉴定诗人的遗骸。在与墨西哥杂志《演变》的一个访谈中，雷耶斯宣称：巴西一个摄影记者埃万德罗·德克谢拉在聂鲁达死后几小时所拍的照片并没有显示他的身体消瘦。另一个被人提出来支持诗人被谋杀声明的证据是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死在圣地亚哥同一个医院，在1982年，表达了他对军事独裁的反对之后。弗雷的死最初被归因于次例行手术中的可疑的休克，但是，2006年的一次调查证明：他是被芥子毒气和铊谋杀的。
可是，聂鲁达另一个侄子贝尔纳多·雷耶斯完全相信聂鲁达死于自然原因。雷耶斯告诉我：“我完全相信那些受指控的人们，相信法官，相信法医鉴定中心。这个猜测出自那个有千万种自相矛盾之处的人的头脑中，他受到那些急于制造轰动效应的记者的支持和蛊惑，而不是任何客观性要求。”
在聂鲁达生命的最后岁月到医院看望过他的人们给出了一些相当不同的证词。有些人坚持认为他的状况没有显得太严重，可是，当时的法国驻智利大使皮埃尔·德门松，在聂鲁达死那天，9月23日，看望了诗人，作为一个官员向他递交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说他来得太晚了我可以听到一个人在他死亡的剧痛中叹息。玛蒂尔德在屋子里陪着，在哭泣。通过她的眼泪，她让我明白：没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