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功成身遂”的成功形象一直被后人所推崇。然而《国语》和《史记》中所塑造的范蠡形象却有着不同之处。
范蠡形象在《国语·越语》中完全是一个正面的人物。
他在越王勾践打了败仗之后，不仅提出了实用的劝谏，而且身先士卒，甘愿充当吴国的谋士。他的政治才能被推崇与勾践的慧眼识英才是密不可分的。
早在吴越争霸时，范蠡与文种分析了天下大势，料定能够争雄的只有吴、越两国，他们最先去的是吴国。
但他们在吴国呆了一段时间没有被重用，就转向了越国。后来，他们得到了越王勾践的重用，才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政治才能。
1、天、地、人之论
越王勾践在刚即位不久，就想建立一番功业。他想通过攻打吴国，争夺霸主的地位。范蠡认为攻打吴国需要积攒一定的基础才能开战，他提出了著名的“天、地、人”的论证。
“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这是他在勾践攻打吴国前，劝谏勾践不要打仗说的话。但此时的勾践脑中充满了打仗的兴奋，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谏，结果惨败而归。
收到了教训的勾践，知道固执的后果很严重，就认真的向范蠡请教。他向勾践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未盈而溢，未盛而骄，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与人。”
勾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还没有打仗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这个时候打仗不合天时。范蠡下面就开始陈述如何才能使勾践灭吴做到天时、地利、人和。
自越国攻打吴国惨遭失败到彻底打败吴国这段时间，是越国修养生机的一段时间。
范蠡就是靠他的天、地、人的理论使越王勾践等待时机成熟，他说“时不至，不可强盛;事不究，不可强成。”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他一次次地延迟越王勾践灭吴的时机，以致发怒。范蠡却用机智的语言化解了勾践的疑虑。“天应至也，人事未尽也。”他又用“人事与天地相参”的理论，让勾践耐心的等待。
就这样，范蠡用他的天、地、人的理论化解了自己的一次次危机，也使勾践找到了最好的时机灭吴。
2、知人善任
《国语》中的范蠡形象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文本中最能突显范蠡知人善任的章节，就是他几次都举荐大夫文种，使得文种的才华得以彰显。
越王勾践初次委任国事与范蠡时，他却推辞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内，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
其实，按常理说在国内当官要比在其他国家舒服得多，更何况还是要去强大的吴国，这个时候被派到外国当官，无疑是件苦差事。但范蠡知道治理国内的事情，文种更是个专家，而他更适合当外交大臣。
范蠡在吴国做了三年的外交使臣返回国内后，勾践为了使范蠡尽心效力于自己，再一次地向范蠡提出，让他来治理国家。这次，他同样把善于治理内政的文种推了出来。
他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亦不如蠡也。”
这两次的进谏，不仅使文种和他自己的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且使文种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由此可见，范蠡不仅能战胜于千里之外，而且可以知人善任、举贤任能。这不仅说明他深谙兵法，而且更会用人。
3、把握战机
范蠡认为打仗一定要遵循天时、地利、人和，他的这一形象也是在出谋划策中彰显的。
他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导结合儒家的用兵之道的战略思想，在与勾践的交谈中尽显出来。
勾践第一次向吴国宣战的时候，范蠡极力劝谏：“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
《老子道德经》中有：“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道家认为天地是最能长久的，因为他们有谦虚的美德。
儒家认为做事应该遵循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范蠡为了等待最好的战机他竟然让一代过往等了十年，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亟待报仇挽回君面的越王勾践来说，是多么地漫长啊。
在这十年里，他不但整天为了积蓄力量忍气吞声，而且在卧室挂一枚苦胆，每日舔一下，让自己不要忘却打了败仗的耻辱。
勾践在这十年中很多次向范蠡发问打仗的时机，范蠡总是说：“强索者不详”“人事未至，天未应也。”“天地未形，其事未成。”“人事未尽也”这些理由第一次说，是真真实实的理由，说上三次以上就会被误以为借口。
勾践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发怒了“妄其欺不谷也?”
范蠡以他坚定的理论“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止住了勾践的怒火，也使战争熬到了最佳时机。
司马迁根据《国语》范本，重塑了范蠡的形象，给功成身遂的范蠡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看破人性
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写了一封信告诫大夫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这一段话不仅表现出范蠡有一双慧眼，能看出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享乐。它更加说明范蠡是个敢进勇退的大丈夫。
事实证明，范蠡功成身退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范蠡走后不久，越王就摄于文种在国人面前的威严将文种刺死了。恐怕此时，文种才想明白可以立功但不可以鞠躬的道理。
2、看破钱财和名利
古语说：“钱财乃身外之物。”这句话恐怕很多人都会说，但很少人能做到。范蠡就做到了这一点。
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后到了奇国，他改名换姓为鸱夷子皮。经过一段时间苦身戮力的耕作，就置下了千万家产。齐国人听说他是个大贤人，就想立他为宰相。
他却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
他就立刻辞去相位，散尽了他的钱财，移居到了定陶。如果他不认为钱财和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又怎么会走得那么洒脱呢?
3、看破生死
范蠡从齐国再次移居到定陶时，又一次更换了姓名，叫陶朱公。
他在定陶县没有多长时间又积攒了很多财富，他在定陶经常周济贫苦百姓。
范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爱财吝啬，二儿子放荡不羁经常惹祸，三儿子出手大方却很贪玩。
有一次他的二儿子不小心烦了杀人罪，按当地律法要受死刑。
范蠡认为：“杀人而死，职也。”
一般人听说儿子犯杀人罪都会痛心疾首，想方设法营救，而他却说他的儿子该死。可见，生死问题已经不能够影响到他。
他的二儿子犯了杀人罪，需要千金解救时，他说小儿子去救能把儿子救出来，大儿子去救一定救不出来。因为小儿子从小就出手大方，花钱没概念。而大儿子喜欢斤斤计较，比较爱财。
他明知道大儿子去了，二儿子就回不来，最后还是让大儿子去了。
果然，大儿子带着小儿子的棺材回来了。
这个时候，家人都痛哭流涕，而只有陶朱公一个人笑，还说：“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他的亲生儿子死了，居然还能笑出来，而且是在意料之内。如果陶朱公没有看破生死，又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同是范蠡，在《史记》和《国语》中却有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
1、时代思潮的影响
《国语》产生在战国后期，正是百家学术思想争鸣的时代。
当时正是战乱时期，法家学术思想盛行，所以作者在塑造范蠡这一人物形象时，不仅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计策，而且将儒家、道家的思想也融入其中。
这样，范蠡不仅仅是一国的谋士，更是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运用者。他的战争理论及用人观念无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战神的化身。
《史记》产生于西汉时期，当时的社会刚刚经过秦始皇暴政的摧残，百废待兴，所以黄老思想比较盛行。
范蠡之所以在《史记》中能够看破人性、看破财权、看破生死，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关系。
2、作者的意愿
《国语》的作者至今颇有争论，但据现有典籍记载，作者都标注为左丘明。相传，左丘明双目失明后，将以前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
本文猜测关于范蠡的传闻肯定也是残缺不全的，左丘明之所以这样写也与当时社会多隐士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许多隐士不愿出来做官。出来做官的名士也都想功遂身退。
范蠡这一成功范例无疑是众多名士的仰望的典范。
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可以说几乎是一个神。
范蠡在《史记》中已经看破了红尘，迁徙三次都成名天下，把名、利、财、生命都视之如尘土。
文中记载：“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
司马迁本人作为史官，不但没有立功，没有成名，还因为一句劝谏获了宫刑。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承受啊。范蠡的神圣形象也是司马迁有心造就的。
他在文中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司马迁想如果他的君王想勾践一样贤明，能虚怀纳谏，自已也一样可以扬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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