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34 李宗陶 | 当时只道是寻常——陈克文、陈方正父子的百年

1939年12月15日，陈克文吃了午饭，穿起马褂，往行政院开会。会前，院长孔祥熙问道：“你的太太呢？”陈回：“上山生孩子去了。”

山，是重庆的哥乐山，诊所叫大木鱼，接生医生是李士伟。当天凌晨三点半，一个“头大、眼大、下颏大、鼻子很短、样子似乎不好看”的男孩在战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三个月前爆发，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降生，取名方正。

方正出生前一天，陈克文正忙着填支票，给行政院工作得力的部分同僚一些补助，这是孔院长私下里拨的，以抵挡飞涨的物价，不便由会计过手。当时，他是行政院参事、总务组负责人。

方正出生第二天，陈克文记下物价之一斑：“克宁牌奶粉，五磅装的已卖到一百四十八元，战前不过是十元八元的。”第四天，山城里响起呜呜的空袭警报。第五天，嗡嗡的敌机当真随着警报来了。“生于忧患”，他写。

方正会走路起，跟着大人们在山坳里跑警报。和市区北碚，乃至南京武汉城里的景象大不同，这跑动在小孩子眼里，几近郊游，“听见警报拉响，拿个小凳子，握个白煮蛋，随家人到附近的防空洞呆上一阵，然后散伙，各自高高兴兴回家。”

当时，国民政府中高级官员多偏居重庆市郊龙井湾，而日军的炸弹从来只往人稠楼密要害处飞。敌机在头上飞，日子依然雄辩。防空洞里常有笑谑声；国府破烂，全城停电，还能听到麻将声。1940年中秋，陈克文在防空洞里看到了婴儿的出生。当其时，寻常也。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陈克文日记里，是从1937年7月26日29军张自忠部在廊坊自发抗敌开始的。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所记，只短短三行字：陪母亲就医，（甘）乃光出差，探视（张）平群子女，为《中华报》撰写星期论文未成。随后，是宋哲元率部离平津赴保定，失北平；8月12日上海虹桥机场，日兵二人被杀……

9月25日那天，“轰炸（南京）为连日来最甚，九十多架，分五次来袭，投弹二百余枚。”国军自然是抵抗的。抗战初期，敌机每到（武汉）上空盘旋投弹，从未受创，安然返回，“我方之防空射击，好比当其来也，则鸣炮迎之，当其去也，则鸣炮送之，真是气煞人。”在重庆时，行政院江边防空洞洞顶中一弹，欲用高射炮还击，缺炮弹。还有，沪杭线上国军将士，面对日军的烟雾弹，以为毒气，不战而溃退。

也有捷报传来。一则可信度较高的传闻说，长沙三次大捷后，薛岳司令官手下一位姓罗的参谋长曾致信罗斯福总统，说长沙大捷的功劳出自他的计划。这项计划的重点是：在湖北的大小湖沼投放粪秽之物，敌人到时，无水可饮，因而大溃。类似招数，义和团同英军海战时也用过，把装满屎尿的马桶拎上船，敲锣打鼓一如除夕驱鬼。罗斯福总统给参谋长回了函，并把往来两封函件抄送蒋委员长。蒋得报，勃然大怒，下令将罗参谋长押解到重庆。陈克文写道：“如确系事实，则我国现时所谓军事家，脑子里还是充满《封神榜》、《西游记》的思想也。”

何止军事家。1939年5月3日傍晚，敌机在重庆狂轰滥炸，一位小姐（ 陈克文同事的亲戚 ）“踏死尸而过”，死里逃生。当晚“忽见皎皎明月被黑气从下上掩，知是月蚀”。晚上9点半，月全蚀，“一个暗淡无光的黄色圆球挂在空中，远近居民有些打鼓，有些打锣，有些打铁锅，打家具，放炮竹，闹做一团”，要救月亮。陈克文写道：“敌人用飞机炸弹来毁灭我们，我们却打锣椎鼓去救月蚀，这个比对实在太强烈了。”

那段时日，陈克文读许多书，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陶九成的《南村辍耕录》，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循诵《桃花扇》第十三出“哭主”，以及“入道”一折末段“当此天翻地覆，还恋情根欲种！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读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士的《未来世界》（H.G.Wells,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1933），这本托梦之书预言，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中国抵抗的方法亦极合理；读《新约圣经》，把其中若干教训抄录在日记本首页，作战时的精神支柱，也是对汪精卫政府对日媾和主张的反对。

1939年4月末的《国论周刊》上有一则短文论及汪精卫，陈克文抄录了一整段：

他是一个十足地道的中国旧式文人，中国旧式文人有下举的一些毛病。一，常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尽管大家一团高兴，他可以忽然的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二，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尽管所见的寻常又寻常，但总自诩为有什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子，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因此小不如意，即往往不胜其悻悻之态。三，旧式文人是最不宜干政治的，却又最喜欢干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根本就是浪漫的，这最合于文人的脾胃。四，中国文学向例是不讲逻辑的，因此中国的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冲动，然而绝不长于思考，其感觉相当锐敏，因而经不起任何刺激。

汪先生兆铭的文人气，流布在1930年民信公司版的《小休集》里。那是自他14岁起的130多首诗词，陈寅恪、钱钟书、余英时、叶嘉莹在各自相异的时代里，都读出了诗才与诗品。他的坐立姿态，宛如京戏里的生或旦。眼前这张旧照片：蒋介石一身戎装，背着手，像块钢板一样肃立；汪精卫左手掌心搭在右手背上，五指扣五指，扣出一腔婉约，眉目间的忧愁与张望，神似电影《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17岁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竟没掉脑袋，还能在狱中慷慨成诗，出狱时引路人争睹风采。出狱后他经历了什么导致观念转向，那是另一篇长文，总之，他改变了以肉身作“革命之薪”的烈士想法，变得极端反暴力。“孙中山死后，他反对胡汉民谋刺廖仲恺，反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武装起义，也反对打仗。”秘书曾仲鸣的后人说。

这是1938年12月30日（史料29日）汪精卫身在越南河内，通过香港报纸发表通电――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为依据，主张媾和――从而一步步通往“汉奸”之路的思想基础么？还是在党内斗争中“拆国民党台”的意气之举？甚或神经错乱？他坚信“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利益。

余英时先生在《双照楼诗词藁》序言中，比照了周佛海、胡适、陈克文的日记，也提到陈寅恪对局势的判断，傅斯年对陈璧君的个性、汪蒋关系的分析，对汪精卫为什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谋和且在侵略者羽翼下建立政权的举动，给出“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他最后写道：“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和历史的）悲剧便注定了。”叶嘉莹先生从汪诗里读出，“他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命’的烈士，是连名都要牺牲的；他是一种精卫（填海）的情结。”

今天的高中历史题库里，有这样一道单选题：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主要动机是 ：

A．掩盖其侵略行径，欺骗世界舆论

B．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C．引诱国民政府投降

D．威胁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标准答案是C。

陈克文“不觉落泪，想不到汪先生竟会有此一着”。

一年前的8月26日，行政院机要秘书、才子黄浚（字秋岳，也叫黄濬）连带儿子黄晟以汉奸罪被处死，因为向日方报告国军计划封锁江阴等一系列重要情报，导致泊停长江沿岸的日舰在我方行动前全部逃空。黄浚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票京戏，是资深“梅党”，根据佛经故事为梅兰芳写了《天女散花》；他票诗词翰墨，也票女人，不够开销便作了日本人的眼线。翻阅他留下的三册清代掌故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一则“说奸细”，光“奸”字的来历写法，就考证了四五部典籍，且告世人：早在元代，日本就“勾买无耻，施伎刺探”，发展被俘的中国人潜作间谍。在自白书里，他开首即辩，“于己有利于国无损”，陈克文听闻后感慨：“义利之不辨如此，死有余辜矣。”

可是，“汪先生”不同，是陈克文从出校门起追随了十多年的人。

陈克文是广西岑溪县农家子弟，戊戌变法那年出生，五四运动那年赴广州报考高等师范学校，在学校大礼堂（ 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那里举行 ）听了几次孙中山演讲，被感召，被激励，毕业后经甘乃光介绍，加入国民党，结识汪精卫，位居干部中层。1924－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他与毛泽东同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颇有见闻。

甘乃光是革命党人之后，得廖仲恺赏识，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结识汪精卫，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国民党左派中位居廖仲恺之下的第二层领导人物，所谓左派三杰。另二位是陈公博和顾孟馀。三人都曾与汪精卫亲近，惟陈公博追随始终。

1939年元旦一早，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就是否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举手表决。行政院的正副院长孔祥熙、陈树人、于右任都没有举手，甘乃光举起了手。此后，他不评不议，保持缄默。

陈克文曾随汪精卫赴上海、庐山等地考察，也曾受其资助游历欧洲。在他看来，平日里，汪的政治演讲“欠高深，惟态度较平常更温雅从容，娓娓如朋友谈话，具相当感动力。”汪读报时偶爆粗口他也听过：“刁那妈，邹鲁（ 民国政治风云人物 ）又来作诗了。”

1937年4月12日记：“今日他（汪）对我道歉，（因）没有知道我的小孩子（ 克文之前的男孩 ）已夭折（ 而问及 ）。”1938年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夕，最后一次面见陈克文，临别赠一张近照；那满身的憔悴与疲倦，在1935年3月《时代》周刊封面上他的那张肖像素描里，就已经溢出了。

致汪先生函

自去月十八日先生秘密离渝之消息传布后各界人心大为惶惑，及艳电（注：电报代码为“艳”）与中央决议同时发表，更如晴天霹雳，骇诧莫名。平日追随先生服膺先生之言论人格者，精神上尤感无限之痛苦。中央决议发表后，舆论攻击不遗余力，并有辱及先生之人格者，人情反覆，世态炎凉，殊可痛心（注：1月5日记，郭沫若等文化人发起讨汪肃奸会；陈评：所谓文化人者，落井下石，反颜遂不相识），然同志中固多相信先生赤诚为国，非有若何之私意存于其间。不过事之真相既不明了，且现时所发表者又只一艳电，故平日最信仰最爱慕先生者仍不免对于先生之主张及提议之方式发生许多怀疑……

大新闻发生的第六天，陈克文开始伏案给“先生”写信，提出七点质疑，用今天的话概括：您既然想跟日本议和，相信就此不用打仗便能收复北方各省和抗战以来沦陷的地区，同时用和平方式解决满洲问题，为什么不提出来交给党内讨论呢？您平常不是再三强调“党纪”么？如果党内否决，可曾想过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推动您的主张？您跟近卫是不是事先说好了，他先你后发表通电，唱一出双簧？您一步步这样行事，毁誉不说，也影响前线后方的士气民心啊……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汪妻陈璧君。检察官问：汪逆欲与日媾和，为何不向中央建议，而私自逃离重庆呢？陈璧君答：蒋介石屈从英美压力，又害怕打不过日本，出尔反尔，时而言战，时而谋和，汪先生认为不足与谋。

在判断形势、决定进退的十字路口，向左，向右，还是居中摇摆？陈克文记下了时人题陶希圣的一副对联，并补充此种人不在少数，可见忧患时期的上情下形――

见汪主和，见冯主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

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蒂国共皆骂

这封信整整三页，写罢誊清，用了两天。草稿留下来，上面涂涂划划，圈圈点点。陈克文不仅流露闻讯后的“悲愤”、“泫然落泪”、“如鲠在喉”、“精神上所感痛苦实难笔墨形容”，也提到1935年11月汪精卫的被刺（ 行刺者孙凤鸣，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 ），言辞恳切：我相信您纯然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打算，但您能不能给个解释？不用马上也行。末了，“云山万里，书不尽意，乞为垂察，肃此敬叩。”挂号信寄出，托香港的中间人转交。石沉大海。

三个月后，3月21日凌晨，汪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被军统特务射杀在床上（ 目标本是汪 ），汪蒋就此决裂。日记里上一次出现曾仲鸣，是在国民政府机关从南京撤退，迁至武汉或长沙时的官场百态里：外交部某司长携太太在首批撤离的客轮上起舞，高唱《妹妹我爱你》；军用物品堆积如山无法运输，但贵族学校的奶牛们已先期到岸；中央党部每年光手纸一项的报销额度，高达八百银元（ 陈评：骇人听闻 ）；党政人员和一般知识分子多在消沉中醉生梦死，或陷于男女情事，或溺在餐馆咖啡店里，或以竹战/竹戏（打麻将）排遣郁闷虚空，又因政府下令拘捕战时戏牌人，洗牌出牌时相互低语“勿太用力”、“低声些”，汇成危城腹中的肠鸣；曾在武汉租界铁路饭店拥有长期固定秘密房间，用以寻芳卧柳的曾仲鸣，正因为那天从河内大陆饭店的长租房间回到高朗街27号，就此先走一步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起机关节约运动，严禁宴会，禁止不正当之娱乐。可蒋委员长的手谕加上卫戍司令部的文告，都挡不住挟妓侑酒的兴致和酒馆生意的兴旺。此前，蒋介石倡导过新生活运动，此后（1948年）蒋经国又发起勤俭建国运动，不外乎蒋的旧儒底色泛起，仿佛一位手里总拿着拐杖的家长/族长/校长，绷着脸要求国人知行“礼义廉耻”。有一天，陈克文与陈公博议起节约运动，不谋而和：仅从道德观念出发的这类运动，是非失败不可的。他也在日记中留下思绪：河山破碎，本不该含嬉渡日，但抗战已现期长之疲，是否整个社会就得完全摒弃逸乐？

2018年3月末，香港中文大学近旁的一家自助餐厅里，声色可喜。龙虾和刺身娇卧在冰块间，羊排在铁板上嗞嗞作响，叉烧包在蒸屉的热气里颤动，甜品区多了粉的紫的海绵糖，有小姑娘踩着滑板取食。雪白餐布一抖，人脸上添一抹反光，刀叉起落餐盘，银色的叮当声像在致意李斯特的《钟》。

陈方正坐在室外的绿荫里，取很少的食，讲很多的话。常常，只需给出上半句或关键词，他就能迅速捕捉，将与语言同步的缜密思维，轻描淡写交递给你。应答，颇能体现一个人的思辨力与性格，79岁依旧这般矫健的，我遇到的不多。如果说，思想也分类型，陈先生所持者显然独树一帜，怎样形容，我却一时踌躇。几个星期后，重翻资料，一个词语从余英时先生在哈佛初遇陈方正的印象里跳出来：成熟。

1959年底，经朋友介绍，正在哈佛读博士的余英时结识了正在物理系读本科的陈方正。余英时很快发现，这位小他9岁的青年身上，结合了“相反相成的两种质量”：一方面朝气蓬勃，对人生和学问都抱高远的志向；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和情感上，他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远超他的实际年龄。描述二人交往之始，余先生用了一个词：订交。

“我这一代中国人，是在抗战和内战两个大动乱之中成长的。这时代的印记，莫名其妙影响了一生。”陈方正说。

7岁，他随父母从重庆到南京，经交通部长俞大维出面，被安插进一所“邮政储金汇业局员工子弟学校”。近70年后，他到南京再次寻访当年的小学，在校史里看到，这是1946年地下党市委为“积蓄力量，开展党的活动”而创办的一个“党的据点”，才发现当年误打误撞进的学校，委实不寻常。

1949年全家从桂林迁往香港，他9岁，插班就读不过半年，也生离愁。坐在车里往机场去，隔着车窗，忽见班主任朱老师在街上走，脸上安详。他想，这是最后一面了吧，后会无期。他随身揣一个香烟铁盒，扁平，里面有一片瓦，瓦片上是好朋友刻的“努力”二字，还有一撮院子里的泥土。到了香港赤柱，老师注意到他的作文――经历过动乱的孩子，口气到底不一样。

陈方正是物理学博士，一路经哈佛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研究院，后者是犹太裔为纪念美国第一位犹太人最高法院大法官Louis Brandeis而设的小型大学，理科极强。2009年，我被一本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的《继承与叛逆》的副标题吸引――“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作者是陈方正。借为书作序的余英时先生的话，这其实是对另一个重大议题“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的答复，也是李约瑟问题“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一体两面。在这部用力颇深的718页大书里，陈给出了“胜义纷披”、“体大思精”、“出色当行”（余英时语）的质疑和精梳，留下一部中国人书写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史；更难得的是，基底上还铺垫着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他的关怀，其实是科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至少有三位优秀学者这样向我描述过陈方正：能够如此横跨科学与人文的，不多见。“小的时候很喜欢文学，想象会当作家的。”见面时他说。

2016年，辗转通过朋友得陈先生赠随笔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气读完，方悟书名为什么借用纳兰性德的名句，那是多少回“沉思往事立残阳”的集结和沉淀。后来，在陈克文日记里，读到主人于“国破山河在”之际独立嘉陵江边，看山城夜景，看薄雾满江繁灯如星的情与状，便确信有某种令人刺痛、焦灼、叹挽的东西，在两代人之间传续着。比如，父子二人相隔半世纪的同一天。

1939年5月4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市区进入第二天。警报短暂解除时，陈克文入城去探几个朋友的安危，途经被炸地点，“有些死尸还没收殓，灾民抱着婴儿在破瓦烂木堆中，一面哭泣一面扒打甚么东西，惨状不能笔述。”下午五点，空袭警报又来。六点，“敌机闯入市空，炸弹声、高射炮声，防空洞里塞满了人”；十分钟后出洞一看，“火光烛天，黑烟直冲霄汉，号哭之声震天……相对太息，愤慨欲绝，嗟呼，此仇此恨，何时可雪耶。”

连续两天的轰炸，伤1676人，死1572人（日记中注：实际不止），毁房屋3999栋。5月5日记：

蒋总裁于（国民政府五·五）纪念会里，特别提出昨晚本市被敌机轰炸和大火的事，对于避难同胞流离失所表示无限悲痛，对于政府防备工作之不周到，再三责备。说话沉痛愤慨，大家都感到十分的惶恐惭愧。总裁说，“我在路上看见避难的同胞，琐尾流离，我真要马上下车子，让他们乘坐。我们现在要实时把一切公私车辆共给输送难民之用。我们要集中力量，来救济这些避难同胞。”此外他还指示了许多其他办法……

在沙田吐露港湾初春的暖风里，指在时间年轮的同一刻度上，陈方正娓娓道来――

明年就是“五四”100周年了。我给你讲讲70周年时候的事。

我们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是前所长）、香港大学中文系、走向未来编委会（金观涛主持），再加上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主持），四家在北京西郊卧佛寺开了一个纪念“五四”的会。会大概在5月1日、2日开的，来了很多人。

（对照文字记述：来了140多位学者。有大陆的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孙长江、朱维铮、包遵信、金观涛夫妇、陈越光、董秀玉；来自美国的周策纵、林毓生、舒衡哲、蒲安迪；来自台湾的韦政通；香港的赵令扬、郑子瑜、陈万雄等等。如今，季、任、汤、朱、包、周、韦都过世了。）

开完会，“五四”那一天正日，我同周策纵、港大的同事一共四个人，到北大看看学生的队伍去。可是一路上交通不顺畅，到那里一看，学生们很早就出发了。

可是既然来了，怎么办呢？我说好，我们去拜访校长。校长我认识，丁石孙，数学家。我以为他很忙，没有功夫见我们，谁知道他很空，就在办公室聊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原话：学生闹事总是会有的，可是我看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平定了，没事了。聊了大半个小时，还拍了一个照。

校园里很安静，因为学生都走了，就看见有个人在演讲，猜是谁？是陈岱孙。陈岱孙在为西南联大抗战多少周年的纪念致辞，大概有一百多人围着听。正对着陈岱孙，有一个老人家坐在轮椅里面听演讲，是谁呢？你应该可以想得到，是冯友兰。他也是西南联大的，当然这个仪式他要参加。我拍了照，有纪念意义。

完了我们就要去天安门广场，可是不能去，因为都路封起来了，人太多。后来我想到一个主意，我们打的到北京饭店，那里是不会封的，从北京饭店走去广场就得了。到了北京饭店，从正门出来刚好走出来一个人，你也想不到，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社长许家屯。因为我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长，跟他经常见面，很熟，所以拉着他在北京饭店门口拍了个照，5月4日。

我们走得蛮远的。周策纵那个时候70来岁，还能走，就走到天安门，一直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他是专门研究“五四”的，他的成名作就是刚去美国的时候作为研究生跟着费正清写的，写五四运动。他看见那么多学生，万头攒动，兴奋莫名，立刻就发表演讲，讲“五四”精神，大概有20分钟，很多人在拍照。还碰见中文大学的学生，打着学生会的旗子。

接下来三天，我们就在城里的社会科学院开了一个纪念“五四”的会。主办方请了很多外国学者，包括当时苏联的，开大会。重要的是那个讨论，大家各讲所见，讲了很多很多。在那个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李慎之，当时他是社科院副院长。我记得很清楚，末了第二个发言人是汪晖，那时候他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讲完，我看已经到尾声了，跳起来最后一个讲。我那个话是反潮流的：我们年年纪念“五四”，年年中国还是有问题，不长进，为什么；我们想要改革，推动中国前进，是不是只有发扬“五四”精神？是不是应当研究一些结构性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五四”的意义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客观地再想一想。讲完一出门，周策纵一把抱住我，说，怎么昨天我才跟你到天安门广场去，今天你就背叛“五四”了？我大笑。

5月9日晚上到汤一介家里吃饭，很多人，有金观涛、刘青峰、汤一介，汤一介的太太乐黛云，聊得很兴奋。那个时候大家有点盲目乐观，只有孙长江（他在中央党校工作，参与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场大辩论，阅历丰富）说，这样一番闹腾，往后肯定有个小小的回潮。

那天晚上，我记得跟Vera Schwzrcz，就是舒衡哲，美国很有名的女教授，聊到两点。当时她在研究张申府，住在北大，后来写了《张申府访谈录》。第二天，我就回香港了。

讲起来，30年了，很快啊。

1990年7月，陈方正到北京，又见孙长江等人，共进午餐。

这一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的《二十一世纪》创刊。发刊词是陈方正写的《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创刊号阵容：许倬云、高锟、张灏、李亦园、金耀基、刘广京、李欧梵、李强、杨振宁、刘再复、刘绍铭、汤一介、刘小枫、厉以宁……陈方正邀请杨振宁做杂志编委，他没有立刻应允（ 1992年加入，因“杂志办得认真” ），但为创刊号写了《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此后十年间，他发表了7篇文章，有后辈学人读后说：才知杨先生也是散文家。杨振宁又引来陈省身、王浩、李远哲和徐立之。

紧接着，一个主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研讨会在夏威夷举行，余英时、林毓生、张灝、杜维明、汤一介、李泽厚、刘再复、甘阳都参加了。陈方正对甘阳“充满挑战性的发言”特别难忘。

在那一段大陆知识人苦闷、离散、审时度势从而选择了今天纷呈的思想道路和个人样貌的十字路口，陈方正和他的朋友们（主要是金观涛、刘青峰和金耀基）提供了一个思想的“茶馆”，令两岸三地的知识人有了一处精神上的栖息之地。

陈方正因而交游甚广。那个下午，我们像对暗号一样报出一些名字，他便讲出一段往事，真是春风拂面。谈到一个朋友这半生的轨迹，他说：“我就笑他，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里，有个很不得意的人说，我们像那些苍蝇停在一个地方被人扰动了，就飞了一个圈，结果还是回到原地。我说他有点像这个。”

附：《在酒楼上》片断――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吕纬甫）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您什么时候听说父亲有日记，什么时候打开它们的？”

“父亲有日记，他生前我只是隐约感觉。他过后，我打开经常上锁的书桌抽屉，这才发现。”

“12本日记本都长什么样？”因读到，1938年的日记本与蒋介石日记所用同款，是国民政府下发的办公用品，装帧精美，但不耐写。

“日记本子变化很大，有专用的日记本，也有普通的笔记本。书写有用钢笔，也有用毛笔。我以后可以拍照给你看。”

“整理、出版这些日记，令尊生前可有留话？”

“他生前从来没有提过写日记，当然更不会谈到出版。”

2010年，陈方正告诉老友余英时，他在整理父亲日记。余先生兴奋且从旁鼓励“赶快完成，为中国现代史增添一种最可信的史料。”同年3月，《万象》杂志上发表了陈方正辑录父亲日记的一篇“前言”，它也包含在正式出版的繁、简体《陈克文日记》的“编者序”里，其中交待了“为什么公开出版”――

先父克文先生（1898－1986）辞世已经足足四分之一世纪。他留下了十二册日记，载1937-1952十五年间事，主要是八年抗战和国共战争期间他在国民政府的见闻，特别是国府两度撤离南京的始末。这些六十年前旧事已成沧桑，所牵涉人物绝大部分也都物故，相信现在是将日记公之于世的适当时候了。父亲在1923年加入国民党，经历北伐、农民运动、宁汉分裂等重大事件，1935年加入国民政府，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他地位不高，但交谊甚广，又长期负责实际政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政府运作以及政坛人物的言行，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记中对那十余年间惊心动魄事件的记载和评论，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兴味的。

这价值和兴味，在我细细阅读上下两卷1495页、130万字的过程中，无数次涌现。很可能因为主人生前没想过发表，叙事之平实，景深之开阔，细节之生动，将我牢牢吸附了三个多月。其中涉及人物数百，战况、物价和日常生活，官场形状乃至所思所想；仅那些年阅读的中西书、看的电影话剧，就整理出近百条。难怪史学家马勇说它是“富矿”。

余英时对照了吴宓日记、50年代陈克文主持《自由人》半周刊期间与胡适的部分交道，也归结出日记主人人格的可信，所记之事的可信。他写道：“在长期阅读（日记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日记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基本上可以信任的，另一类是未可尽信的；前者可以《吴宓日记》（正、续两部共二十册）、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册）为代表，后者则以《郑孝胥日记》（五册）和《周佛海日记》（两册）最有典型性。克文先生的日记便属于前一类，而且是其中的上乘作品。”而且，它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从“衰”到“亡”的一个相当可观的提纲。”

国民党政权的由衰而亡，史家早有著述充栋，我试着在这部日记里提取一些具体而微的末梢，来呼应神经中枢的病灶――

蒋介石其人

每逢开会，蒋公多半要“训话”；每逢年节团拜或不得不离开南京，蒋公多半要谒中山陵；日记中也有1937年底戴季陶离南京时到中山陵哭别，蒋介石比他撤离得晚。

1949年元旦，新年团拜，蒋谒中山陵，精神健旺，绝无悲观颓丧的样子，陈克文评，“不失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

他表抗战决心；他讲礼乐的重要，痛切处，甚严厉；他在青年团训话，焦灼至于落泪。他演说的态度坚定沉痛，诚恳坦白，至足动人。

他的《中国之命运》是一篇较长的训话，（孙）希文说，体例不甚谨纯。

他的《西安半月记》是战胜张学良后的回顾，陈克文读完，认为“对蒋先生人格之伟大，得作更深之认识”，“魅力之伟，胆量之大，眼光之远，处事之镇定精细，当世真无与匹。不作历史看，直可作处世令身之宝鉴，惜尚未能普遍传播耳。”

军政部请示该部工作人员应疏散到何处，蒋批“成仁”二字。

徐道邻任蒋经国老师，蒋称之“先生”。

1944年，蒋发现自己家每月家用五十万，管家仅以五万对，怒。

1944年8月31日，蒋至重庆征兵机关查验，见兵士困苦受虐待，执手杖痛殴兵役署长程润泽，立置之狱，责参谋总长何应钦。

整部日记里，蒋下令枪毙数十人。

1944年2月27日记：蒋宋冲突，要民主还是独裁？郎舅龃龉，屡传不鲜。

1944年4月21日记：（传蒋）与某女子发生恋爱，至与夫人龃龉，近六十老人……

参政员周炳琳批评现时政治混乱，政府应采纳反对派。蒋对王世杰说：周某的话对我太侮辱了，我要和他决斗。陈克文评：蒋总裁对于民主政治的诚意虽是无可怀疑，对民主政治的习惯和涵养还是很浅薄，很不足的。

1949年3月16日记代总统李宗仁召集的一次谈话会：谈话会进行得异常和谐，发言异常坦率，大家吸烟吃茶，也异常随便无拘无束。代总统静耳倾听，说话极为客气。做结论的时候，亦极合民主的原则，绝无专断命令的神气。使人想起从前当着蒋总统面前那种严肃拘束的空气，说话顾忌保留的场合，真是两种极不兼容的作风。

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与民生

陈立夫带队出巡陕甘宁青四省，花费近七万元。蒋廷黻同样领队政务巡视团，同样这四省，路线相似，花费九千多元。

蒋廷黻巡查中发现：农村经济大为进步，百姓生活较以前优裕，不因战争痛苦。

青海省府人员均为主席家属，省府委员每月支薪35万元，陈评：畸形。

杨全宇囤麦三百石，被枪毙。

重庆抬滑杆的轿夫，每月收入四五十元，纳税五元；公务员每月薪金百元的，亦纳税五元。陈评：他们把肩头给人做路走，太不公道；可他们说话时很慷慨，没有不平的口气。当政府统一管理轿夫收费时，轿夫们拖着手不理客人。

陈克文观察那些从防空洞钻出来，接着嘻嘻哈哈的男女，都没有怨言，“未见得是复兴力量的不弱，听天由命，顺受罢了。”

保甲组织、壮丁训练均有名无实。新政不切实，慕虚名，上下相欺，中国政治根深蒂固之病。

赈济委员会流出内部黑幕，名誉不好。

经济部和农本局高级官员多人被捕，司长处长办理平价购销和粮食购销有舞弊，经济部长翁文灏递辞呈。

教育局长祝秀侠贪污。陈评：卑鄙贪劣，叹观止矣。

粤人集资购高射炮，每尊价八万，经手者嘱洋商列单十四万元，洋商怒而毁约。又洋商运输军火，经手人索扣头（回扣），事亦决裂。陈评：亡国之象耶！

有传：孔祥熙以一切公文交未满十六岁之女儿处理；孔令文买飞机。

外交部长王亮畴乘公车，每日严稽来往途程及用油量，不许夫人随便乘坐。

路遇五六十个工人扛抬大汽锅，寸步不行，没有一个指挥的人。

壮丁、征兵、维持治安，三者机关不统一，命令分歧，时时冲突。

女权运动家有时候很令人讨厌。武汉模范区明庐，妇女运动大本营，麻雀牌声无日无夜不听见。

中国政治全是人治的气味。国民党宣传能力薄弱，原因似在组织之不健全，无策划无计划，而党内各派互相猜疑，亦足以自削能力。政治上分层负责的精神是没有的，有责的人无权，权责不分明，养成“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风气。

孔（祥熙）院长说：共产党那种宣传方法，不必与其竞争。

老于公事的人，他们总有一套周密苛细的想法使到一件事不能办，或者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用意。虽不是有心捣乱，是思想作风和环境使然。这也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

两起民诉政府案，均涉随意没收财产。陈评：离法治的政治不知多远。

到（武）汉以来，报上载征婚、征女友、结婚、订婚之启事，目不睱接。一似国难姻缘，更比平时来得蓬勃。战时姻缘、恋爱、纳妾、迷妓，不误。

某小姐与某先生解除婚约，得偿金一千五百元。郁达夫言：变乱时期，男女离合，本无所谓。

行政院某秘书为某人谋一职，某人以稚龄女（儿）为酬品，与某秘书同居。

罗隆基昆明当街调戏妇女，被人打耳光。

罗隆基太太（王右家），众称“总司令”，送别时鬓上束小红带，加两指于鬓作军礼。招摇。

有一阵，男女传闻少了，因见面不易。

（1938年6月间）马路上伸手索钱之妇稚难民，日见增加，五步一遇，攀车追随，哀声呼号，惨不忍闻。

1945年5月5日－21日，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已十年未开），共历十七日，公私耗费20万万元以上。选举其实是假民主之名，行集权之实。

（1948年12月间）新行政院长孙哲生的新居，传二十万美金造，吴铁城（新立法院长）的古林寺新居，不相上下。陈评：党国人要这样的享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做了甚么工作，值得这样的报酬？

1949年4月23日，周六：昨夜十一时以后，炮声大起，行政院来电，立刻到故宫机场。上午9：30离开南京，10：30到上海。国民党政府竟这样的垮台！

我也试着就日记部分对陈方正做了一次书面采访――

问： 父亲对国民党左派做过梳理，在《邹海滨与知用中学》一篇里，提到早期国民党左派的精神风骨――受传统文化熏陶，读书人气味重；亦有“薰莸不同器”之断。让我想起早期的共产党员，如孙冶方那一代人中的几位。您与老共产党员打过交道么？对国共两党里的最优秀的那一小部分人，有没有一些观察？

答： 我说不上认识“国共两党里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更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或者对他们有深入观察。要勉强回答这问题，我只能够想起新华社的许家屯、科委的于光远、上海的汪道涵，也许还有社科院的李慎之，他们显然都是意志坚定（对许而言，这自然只是到某个程度，下同）、头脑灵活、也很有理想的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但他们在知识底蕴上颇为不足，还停留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缺失了50-80年代那一大段，因而眼光和心态上也不可避免地囿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共产党。至于国民党方面，我听闻的多，直接接触则一片空白了。

问： 下册1260页，1952年四月十六日篇，有“此处删去78个字”，哪78个字？

答： “惟毛又郑重告彼等说，若印度尼西亚发生社会革命，在新的革命政府之下，君等之生命财产中华人民政府概不能加以保护。梁语苏云，余闻毛此一番话，对新中国甚为失望，仅以告君，幸勿宣扬云。”因没有其他证据，毛的话不能够直接征引。

问： 陟岩女士是谁？（注：日记主人颇有好感的一位报人，有大略家世背景：东三省首屈一指大地主的女儿，“九·一八”前家有武器库。）

答： 这是个谜。其他人也有此问，我们多方研究都找不到答案。

问： 令尊所记的汪、蒋、毛，各路豪杰，我都分类一一记号，叠加在一起，人物形象便渐渐清晰起来。其余史料，您一定读得比我多，综合起来，对这三位，有哪些您是认同父亲的，哪些，又不那么同意？

答： 我对1937-1949年间的史料其实并没有下过什么功夫，粗略印象很大部分就是从父亲日记中得来，所以说不上什么独立见解。但可以提议你留心两点：（A）日记中对蒋和汪的看法是有很复杂的转变过程的，基本上都是从正到负，最后是极负面。（B）父亲和毛接触，是在写日记（包括日记附录）之前十多年而非当时，而且是被“分共”这个traumatic（创伤性的）的鸿沟隔开了的，所以他对毛以及当年的武汉经验当有很复杂的心情，这些在日记中恐怕都没有显示出来。

问： 始于1949年的XXXX可是“第三势力”？1949.8.7日记中有：“现在许多人对国民党失望，对共产党反对，希望有民主自由的组织出来做领导……”第三条路没走成，是天时地利人和不配套的缘故，还是有更深层的障碍？

答： 应该就是“第三势力”。现在看来，它的不成功是必然的，道理在于这个想法既没有“势”更谈不到“力”，等于是空中楼阁，说穿了是美国人所玩的小把戏而已。

问： 由同人之迈，令尊对美国式修养颇有微词。您负笈哈佛好多年，对美式修养可有体察？对一个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叛逆”，您有没有什么主张？

答： 文化对于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而取舍之间也只纯出于感觉好恶，存乎一心。

问： 令尊与钱穆先生相识，听说您上中学时去过钱先生家里。在老先生那里可有收获？

答： 父亲的确和钱穆相熟，但好像没有带我上过他家，记忆中没有。中学时对钱先生印象最深的是爸爸邀他来我们学校演讲，让我做记录，这在《当时只道是寻常》第三辑里面“人间积毁能销骨：钱穆离开新亚之谜”那篇文章的开头提过，就不细说了。倒是钱先生来我家的事情印象深刻。那应该是1978年金耀基兄刚刚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创办“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把钱先生从台湾请回来，主持第一届讲座的时候，我也刚刚搬到中文大学的宿舍去住。某天下午下班之后，我换了运动装带上球拍正出门去打羽毛球，却在家门口碰到穿了长衫，彬彬儒雅的钱夫子上门拜访父亲，好不尴尬！他来过大概不止一趟，因为另一趟我在场，他问起父亲搜集罗旭和爵士（那是圣保罗中学校长罗怡基的尊大人）的资料、准备为他编传的事情，频频说这很重要，值得仔细做。

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我们几个爱好文史的同学在高中时爱读的书，受影响很大；他的演讲生动有魄力，感情充沛，只要能够克服语音（无锡口音）之困难，没有不被打动的。同样，他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和好些其他文集我也仍然经常翻阅，感到回味无穷。但不必讳言，钱夫子是我们上一代人，他的学问、为人都深深浸淫在传统意识、观念之中，和今日史学以及史学家的风格、理念、追求可谓大相径庭。想起来，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问： 1937年7月7日，1949年10月1日，等等，日记中都没有找到预想中的记述，可见历史发生“当时”与事后命名之间的巨大缝隙。还有，读了令尊笔下的罗隆基，我特意去重温章怡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不禁一笑。林林总总，不知您对“历史与写历史”可有话要讲？

答： 你讲到的这个关于罗隆基的反差我也注意到了，很有趣。其实诸如此类的还有很不少，例如父亲对梅兰芳毫不欣赏，他对邹鲁的看法也前后截然相反。但是往往，历史会被写历史的人定于一尊，也难免会被文学化。

问： 读到那些写“小孩子”、“阿恩”、“正儿”的段落，您心里？

答： 父亲过世我才打开那些日记。里面提到自己的部分，对我而言自然是极其珍贵的。

问： 1949年以后，令尊再不愿回大陆；而您，几乎山川行遍。隔与不隔，因在哪里？

答： 父亲坚决不愿意回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书信得知，家乡里面许多亲人在“文革”中遭遇极惨，而我对此既不知情，和那些人更从未见面。此外，年纪和其他经历、记忆的差距也是决定性的。

问： 香港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对您知根知底，这些人的面目和作为，模糊又迷人，可否稍作展开？

答： 我接触到的只是一个人，即罗承勋，也就是罗孚。他是中共在香港的头号统战人员和情报高手，为人、修养和经历都十分传奇，是很有名的，你去查找一下便知。

2002年，陈方正退休，“时间忽然间多出许多”，于是有了中科院“竺可桢自然科学史讲席”之行，引来了三联书店的编辑，才引出《继承与叛逆》这部大书。眼下，他在为增订本忙碌，想把此前书里一带而过的牛顿之前的几位重要科学家整理出来，比如十六世纪的英国磁力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英国皇家科学院物理学家），十七世纪的医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以及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另几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的是让大家了解“牛顿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以及“西方科学发展的这一段渊源”（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开视频，听陈先生讲课）。

我们坐着说话的前一天，“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刚好在中大开讲，请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张玉法院士，讲的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启蒙运动”。两年前，陈方正和家人筹资、捐资，在中大文化研究所设立了“陈克文纪念基金”，一年一讲，“以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父辈、子辈与下一辈，就这样以某种形式相联。

去年我爸爸的讲座是请了章开沅来讲，然后他弟子讲老师的学术成就，之后自由讨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章先生你中学没有毕业，大学也没有毕业，可是你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对学术那么执着，又培养那么多弟子，你的学问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念金陵大学的时候那些外国老师教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