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海鹏
来源丨《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原文标题“
《中国近代史》教材(“马工程”系列)编写的有关问题与思考 ”
编者按：许多人在关心的问题，推送一篇
相关文章，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什么是“马工程”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作出部署。
2004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程工作会议，确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重点学科教材，形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是马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2005年5月11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首先抓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由沙健孙主持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2007年年初出版。
2008年年初，教育部发出《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招标的通知。重点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九家投标，经过教育部组织的教材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由我来主持这部教材的编写。
2008年7月，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了马工程第三批重点教材编写课题组的组成，《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是其中之一。
《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是：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杨胜群（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主要成员是：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新（当代中国研究所）、王顺生（中国人民大学）、黄修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邱捷（中山大学）、刘伟（华中师范大学）、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
编写过程
1.教材定名。我们接到中宣部的通知，是组建《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课题组第一次会议，是讨论教材的定名。按照学术界已经形成的看法，中国近代史是1840~1949年间的历史，1949年以后是中国现代史。鉴于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已经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再编“中国近现代史”就可能重复。课题组正式向马工程办提出了更名的请求，马工程办正式回复，将原定《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更名为《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
2.调查教学情况。课题组成员中有一些人不在大学教书（包括我在内），我们首先通过在大学教书的课题组成员调查了北京、武汉、广州地区各大学历史系专业基础课《中国近代史》教学情况，了解到以往的实际是：1919年前的历史讲一个学期，1919年后的历史讲一个学期，每个学期大体上在30万字以内合适。这是我们
编写新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规模的基本依据。
3.起草、讨论《中国近代史》大纲。2008年10月，我在几位课题组成员提出的编写提纲基础上综合了一个编写提纲，提交课题组讨论，2009年1月初，形成课题组通过的编写提纲第一次送审稿。按工作程序规定，这个送审稿首先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办和院科研局约请国内四位专家审查。到2009年5月初，先后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老教授魏宏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送来的书面审读意见。
专家审读意见对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大纲做了全面肯定，认为大纲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态度鲜明，观点正确；结构严谨，逻辑清楚，对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清晰、合理的线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总体思路与要求。同时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修订建议。我们参考这些修订建议，对原提纲做了文字修订后报送马工程办公室。到2010年2月后，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召开了两次面对面的审查会，还加一次咨询委员书面审查。每次审查后，课题组都召开会议，根据咨询委员会审查意见进行修改。2010年5月，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这个编写提纲。
4.编写和审查过程。2010年6月，课题组召开了《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根据马工程批准的编写提纲，我们约集了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了教材编写队伍。确定撰写人员名单，大体上本着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初稿作者具有高级专业职务，对所承担的撰写内容比较熟悉，并且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二是初稿撰写作者的政治倾向和理论方向较好，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有正确的认识；
三是注意选择中青年学者，尽可能照顾到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中国近代史研究基础较好的单位。
如鸦片战争部分请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
太平天国部分请了南京大学陈蕴茜，
早期现代化（洋务运动）部分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
中法战争部分请了广西师大黄振南，
戊戌变法部分请了北京大学房德邻，
义和团部分请了山东大学胡卫清，
辛亥革命部分请了华中师范大学刘伟和中山大学邱捷，
北洋军阀部分请了天津师范大学李学智，
五四运动部分请了北京大学欧阳哲生，
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部分请了北京大学王奇生，
土地革命部分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
局部抗战部分请了南开大学江沛，
全面抗战部分请了南京大学陈谦平，
解放战争部分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
还有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对外贸易、金融方面，分别请了清华大学陈争平、复旦大学吴景平等。
应该说，这个
编写队伍的阵容是可观的
。以上人员，大多在大学历史系任教，掌握历史系教学情况，少数人在研究机构，都是对相关领域有研究的学者。
2011年1~10月之间，陆续收到各章节作者原稿。经过课题组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修改，课题组在2012年1月初向马工程办送交了《中国近代史》教材第一次送审稿。2012年2月，马工程办组织了
马工程咨询委员审查会议
，又组织了各大学历史系教授对这部教材送审稿进行了背靠背的审查，后来我知道这些教授是沙健孙、李文海、宝成关、马敏、陈振江、朱汉国、茅海建、朱英、王先明、李金铮、戴鞍钢、蔡乐苏等。
参加书稿审查会议的咨询委员是：徐光春（主席）、王维澄、郑科扬、虞云耀、邢贲思、李君如、金冲及、李捷、孙英、江流、汝信、侯树栋等。
这次审查的总的意见是：“
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史》（送审稿）较好地将唯物史观和学科特点有机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阐述中国近代史，结构合理，脉络清晰，史料翔实，文字流畅，是一本基础较好的教材。但从工程教材的标准和要求看，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
3月初，课题组召开了全体编写人员会议，布置了修改任务。集中在3月用1个月时间，根据审查意见，对教材初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三位首席专家集中时间分工做了修改。3月底，将修订稿送交工程办。4月，马工程办又另外组织有关专家对课题组提交的修改稿进行了修订和润饰。
5.出版。经过马工程办批准，2012年11月，《中国近代史》教材由高教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以上可见，《中国近代史》马工程教材是在马工程办主持下，在马工程咨询委员会指导下，经过教材编写课题组和全体参编人员努力，并征求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后定稿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教材，不是个人著作，而是马工程办领导下的集体著作。
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意图
《中国近代史》教材是马工程办主导下的49种重点教材之一。由马工程办主导编写高校重点教材，体现了中共中央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材编写的努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2010年8月有关教材编写会议精神，教材编写应立足实践，充分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串其中，借鉴吸收新知识新成果。教材编写须注意通俗性、可读性、思辨性和创新性。教材要贴近学生，改进文风。在内容和形式上要适应年青人学习和阅读的需要。
1.《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我们在编写中，强调把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体现了党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精神。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成，不是个人的成果，是马工程认可、批准的集体成果。
中国近代史教材是历史系学生的专业课教材
，不是政治理论课教材。教材要给学生提供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知识，要使学生受到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基本的专业训练，要为大学历史系学生打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知识基础，从而为大学历史系学生正确认识“三个选择”的正确政治方向，使大学生培养成为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提供一本好的教科书。
课题组和编写组对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提出了
五点原则
。
这五点原则是：第一，教材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第二，中国近代史教材必须符合1840~1949年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实际；第三，教材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对近代中国国情所形成的基本看法；第四，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研究实践中所形成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第五，教材要反映三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研究的积极成果。
咨询委员在审查提纲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好的原则性意见。概括他们的意见，大体上是：
第一，总起来看，提纲编得很好，应充分肯定，观点鲜明，脉络清楚，大事无遗漏。有的委员认为提纲“既坚持了传统观点，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提纲相当成熟”。
第二，与党史有区别，
是近代史
，不是党史。
第三，提出了若干需要加强的意见。主要是观点还应该再鲜明一些。提纲编写很客观，是对的，但过于客观就淹没了基本观点的鲜明性。要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要强调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性质，符合反帝反封建的就是对的，历史主线不能动摇。重大历史转折要突出，重要历史人物要突出，孙中山要突出，毛泽东也要突出。通过近代史，要看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要告诉学生基本的历史观点，告诉学生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近代史要联系国际背景，要讲清楚历史背景。
课题组会议逐条讨论了咨询委员会专家的意见，认为咨询专家的意见要在教材编写中认真贯彻。同时也要认识到
《中国近代史》教材是历史系专业课教材，不是思想理论课教材，要把握历史专业教材编写的特点，结合历史教学的实践，重效果
。马克思主义指导，唯物史观运用，都要贯彻在编写过程中，要恰当地运用史料，写出历史的本质特点，让历史系学生从历史叙述中体会到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受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基本训练。
2.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大体上是形成共识的。说大体上，是说可能还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我已经看到有的教授发表过不同的意见，有的教授当面向我提出过询问。
我接到教育部的招标通知，是《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我在应标时，也是按照中国近现代史设计的，即从1840年写到20世纪90年代。当中宣部宣布课题组组成时，我发现马工程办抓的重点教材中还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史。这将与我们的教材相冲突，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重复的。这使我认识到，教育部招标提出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所给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原有的学科认识，没有考虑到学术发展的新进展。如前已所叙，为了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负责，我向马工程办提出了将《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改名为《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的说明，得到了批准。
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近二十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以1919~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那时分期的根据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理由在当时是站得住的。尽管当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所长、刘大年副所长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1840~1949）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未为近代史学界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
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
。
1
997年，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我本人也多次在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阐明胡绳同志的建议。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
第一本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学科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由我本人主持，在1999年出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大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也在2007年年初出版。这本近代通史，就是包括了1840~1949年间110年的中国历史。
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撰和出版。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经过中央批准，已经进入全国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堂。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这句话极其重要，它定义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
。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长期讨论，并已取得基本共识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对象问题，经过中央同意，已经固定下来。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
因此，应该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年代的极其重要性。还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这种主张貌似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较之辛亥革命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明确中国近代史包括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是时代前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全部近代中国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熟的表现。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科6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值得加以肯定。
这些就成为我们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学科根据。
3.
关于“革命史观”或者“现代化史观”问题的处理
近20年来，学术界有“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或者“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提法。有人主张否定“革命史观”（“革命范式”），提倡“现代化史观”（“现代化范式”），有人主张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确有重视革命历史的一面。但是，用“革命史观”（或者“革命范式”）概括或者评价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范文澜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来不是只讲革命，反革命也讲了，中间势力也讲了，经济、思想文化都讲了。刘大年批评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认为这些著作一般带有记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我认为，这个批评在学术上是很中肯的。说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偏重政治史，而不说偏重革命史，这要比批评“革命史观”更为客观一些。
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是革命（费正清也指出过），革命的多次发生以及革命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1990年代“告别革命论”出来以后，提出所谓“革命史观”概念，就有全面否定以往近代史研究的意思。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实际上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的。1938年在抗战热潮的武汉，前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国民政府处长的蒋廷黻在等待国民党政府新的职务的任命，有闲暇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主题，一个是中国要独立，一个是中国要富强。
这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国弱民贫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
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主调，但如果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是不完全的认识，近代中国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生产力因素已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入、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正在发生。主导中国两千年的儒家学说面对西方传入的思想政治学说（包括资产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学说），并无招架之力。
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因此，现代化史观把现代化进程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妥当的。按照唯物史观，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
因此，《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既不采用“革命史观”，也不采用“现代化史观”，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按照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来编撰历史。
4.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规律性认识
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前些年，一些文章发表了一些意见，与以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有较大的差距。有些文章认为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或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还有的作者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是一个失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设想或新的理论基点。
我看过一本讨论晚清变局的书，作者明确地在后记中说，他在书中特别地用“中世纪社会”或“东方社会”来代替国内经常使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我觉得，这些说法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不妥当、不科学？是不是真的需要一种新的说法来代替它？
我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是我们观察近代中国历史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奋斗和努力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出了这个看法。孙中山曾经提过“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这个社会性质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一直到三四十年代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已过世的百岁老人陈翰笙先生当年领导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农村作过许多调查和考察，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作过许多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以致引起了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上，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认识的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0年代末，毛泽东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并以此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据，一个出发点，认为只要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能够确定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正确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正确地在战略和策略上处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事实证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特别是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对这一认识的正确性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当然学者们的这种研究并不总是很好的，也有不少缺陷，但是如果因为过去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妥之处，就要对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基本论断提出否定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妥的。实际上这些否定的意见也没有拿出新的观点，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种看法现在有逐渐蔓延之势，值得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行认真考虑，并寻求新的论证，新的说明。
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铁的事实证明它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应该再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占有来进一步论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不然的话，前述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可能会继续蔓延下去。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础，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因此否定这些基本分析，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中国近代史》教材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出发点上面的。
有人会批评这是观点先行。
应该说，这不是观点先行，你这个批评是没有说服力的。研究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完全新的问题，研究者首先需要搜集大量史料，尽可能是全部史料，从大量史料的比较研究中寻找出复杂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找出影响事件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主要的因素、次要的因素，从这种研究中得出基本的结论。
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研究的结论或者说基本观点，出现在研究之后，这就是论从史出，这是正确的研究过程。在这样的研究中，如果有观点先行，那是不妥的，是需要指正的，是需要批评的。
但是，对于编写中国近代历史教材来说，这样的批评是站不住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它所提供的知识，基本上是学术界大多已经取得共识的知识，对于专家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知识，或者常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几代学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复杂的研究过程得出的认识，这个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认识。
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从这个规律性认识出发，展开历史的叙述，对于读者，对于大学历史学科的学生，更能够掌握近代中国历史的本质，而不致为某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所左右。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还要重新论证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基本结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只有运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基本观点来指导教材的编写，才能事半功倍，才可能把教材编好。
5.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已故刘大年先生曾经说过，历史向近代中国提出了两大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富强。近代中国是一个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国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争取，就是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在近代中国始终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
争取民主和富强，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在近代中国突出暴露了它的弱点，暴露了它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暴露了它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颟顸腐败，不能有效阻止外敌侵略，反而为了保持政权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一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也是近代中国始终存在的一个斗争任务。
争取国家的独立与民主，是为争取国家的富强开辟道路，扫清障碍。在近代中国，在完成独立和民主以前，争取国家的富强还难以成为第一位的历史任务。但是，在发展实业上、在开展科学研究上、在教育和文化发展上做出了努力的先贤，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忘记的。把他们的贡献抬高到独立和民主之上是不妥的，贬低或者忘记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妥的。
争取独立和民主，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的富强，就是努力发展实业、科学和文化教育。这是贯穿《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总的思想。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为了民族的复兴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把体现这个思路的历史事件贯串起来，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6.近代中国的革命高潮问题
以往6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一个“革命高潮”的概念。
1954年
胡绳
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提出“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概念，为近代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习惯上，大家多习称为“三次革命运动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
1984年
章开沅
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主张放弃“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运动高涨，实际上它所列出的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的标志与胡绳所说三次革命运动高涨的标志是完全相同的。
戚其章
在1985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反对“两个过程”的提法，认为“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他虽然回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实际上并无反对之意。
李时岳
是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他于1980年、1984年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基本线索的标志，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有不少商榷，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务运动”列入，称为“四个阶梯”或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而已。
1988年
陈旭麓
在《历史研究》第3期著文，明确主张支持“三次革命高潮”，但认为应从革命的本来意义来定义革命高潮，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来观察革命高潮，这三次高潮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
1989年夏东元在《历史研究》著文，认为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全体，主张“‘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
我在1984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没有对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见。但1998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作用，把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次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
七次革命运动高潮
的看法。这七次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1937~1945年全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我认为，这七次革命运动高潮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是具有主导作用的。我在主持《中国近代通史》的写作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加以讨论。鉴于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我在《中国近代通史》中，没有把七次高潮列入章节标题，但是在写作中贯彻了这一思想。
此次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在导论初稿中写进了七次高潮。在咨询委员会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为什么不列入。我考虑了这一意见，把土地革命加上去，成为八次革命运动高潮。但是在咨询委员的多次讨论和征求意见后，没有形成共识。所以导论最后没有写进七次或者八次革命运动高潮的提法。我个人是觉得很遗憾的。因为不是我个人的学术著作，我不能强行把这个观点写进教材。
《中国近代史》教材导论一开篇写了这样一句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掀起了一次次革命高潮，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洗刷了百年耻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当代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基础。”从这里看，近代中国存在着一次次革命高潮的观点，原则上还是保留了下来。实际上，这本教材全书贯穿了这一观点。
7.全书各章设计与编撰特点
教材的设计，基本上按照历史演进的顺序，分章叙述近代史上的大事。
第一章“鸦片战争”，叙述19世纪40~50年代的历史；第二章“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叙述19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第三章“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叙述19世纪60~90年代的历史，这一章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叙述；第四章“边疆危机与中法、中日战争”，主要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叙述19世纪60~90年代的历史；第五章“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叙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历史；第六章“辛亥革命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叙述20世纪开头十余年的历史；第七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叙述辛亥革命失败后十余年的历史；第八章“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上与上章大体重合，叙述北洋军阀的对立面——五四运动和中共成立的历史；第九章“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叙述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历史；第十章“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土地革命战争”，叙述1927年国民党南京建政后，国民革命分裂国共斗争的历史；第十一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中国局部抗战”，主要叙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与国内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第十二章“全民族抗战的坚持与胜利”，主要叙述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第十三章“国共谈判与全面内战的爆发”，主要叙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和内战爆发的历史；第十四章“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叙述1947~1949年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