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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上海浦东飞达拉斯15个小时，达拉斯转机飞圣地亚哥9个小时，圣地亚哥飞复活节岛5个小时，单程累计29个小时。

目标——聂鲁达。

02 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聂鲁达，作为西语世界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有点像1961年凭《德里纳河上的桥》获诺奖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先后出任过智利驻多国领事、总领事、大使，同时又是一位热血沸腾的政客，当过参议员，被智利共产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与阿连德总统过从甚密，是“智利革命”前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甚至连死亡之谜都笼罩了浓重的政治迷雾；而在个人生活中，他一生有过三任妻子和无数情人。其卓尔不凡的人生经历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海明威有得一比，可以说，聂鲁达是一位极其复杂的男人。

但通常情况下，人们热爱聂鲁达，还是因为他的情诗写得好——从20世纪到21世纪，几乎横扫全球。新中国成立后，聂鲁达是较早来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外国作家之一，于1951年和1957年先后两次访问中国。那时他在中国以政治诗闻名，但自80年代之后，中国年轻人也都奔向他的情诗去了，年轻人对他的情诗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更重要的是，他昂扬的激情是一贯的，不只年轻时如火如荼，老来更是炉火纯青，不减分毫，不像海明威，最后实在撑不住了，一枪自杀了之。正如《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译者杨震所说：“如果一个人只在二十多岁写情诗，他可能只是个发春的动物；但如果他到六十多岁还写出遒劲的情诗，那么，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一条大河奔腾而下，不管路途如何阴晴不定，充满了多少艰辛和痛苦。聂鲁达始终坚定不移地奔腾着，似乎不知彷徨犹豫为何物。他说：“如果有来生，我仍将这样度过。”

我们在此看到生命本身蓬勃的热度，看到一切生命赖以永恒轮回的力量，推动着无数的聂粉走进南美洲，走进智利，走近聂鲁达，如同我和月光走向心心念念的黑岛。

03 走向黑岛的路径可能千差万别，但理由似乎只有一条——无不受了聂鲁达情诗的蛊惑。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在中国有着数目庞大的读者群。我手头这本《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同时还收录了《船长的诗》和《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台湾作家陈黎、张芬龄夫妇译，从2014年6月到2019年3月已印刷了24次。他的情诗甚至成为恋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手册”。

还有一类聂粉，可能之前并未读过聂诗，而是从电影中找到了兴奋点而心生膜拜。根据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邮差》，讲述流亡中的聂鲁达和意大利卡普里岛上一名青年邮差之间的动人友谊，它源自聂鲁达情诗启发聂粉青年成就聂粉爱情的真实故事，1994年上映后，获得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等多项提名，为聂鲁达圈粉无数。无数恋爱中的青年看了这部电影都渴望自己能成为邮递员马里奥，渴望从聂鲁达情诗中取得恋爱真经，至少可以装点一下情调，使之成为一种酵素。许多恋人因此不远万里走向意大利卡普里岛，寻访聂鲁达与邮递员马里奥这对忘年交故事的发生地，转身又进一步追逐到聂鲁达的故乡去，想要看看究竟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如此伟大的诗人，让他写出如此动人的情诗。

不瞒你说，我的旅行经历之所以包含走向黑岛这一重要篇章，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来自一部名叫《南极之恋》的电影，女主荆如意生命垂危时独白了一首聂鲁达的情诗《夜》，一直在我心头缠绵缱绻，挥之不去——

愿你的耳朵继续将风儿倾听，闻着我们共同爱过的，大海的芬芳。

继续踏在我们一起踏过的海滩上，愿我的所爱，继续活着。

我曾爱你，曾为你将万物歌唱。

也许是我亲历过《南极之恋》的真实场景，共鸣感更强一些，观后便一直在寻找《夜》的出处，想要弄明白此诗究竟出于聂鲁达的哪一部诗集。但多方搜索也未能如愿。问了几位喜欢聂鲁达的诗人，也给不出答案。我想，有可能尚未翻译成中文吧？比如聂鲁达后期比较重要的诗集《元素的颂歌》目前就找不到完整的中文版。一般来说，情诗总有受献对象，尤其是颂歌，找不到出处犹如隔靴搔痒；逮不住痒点，越搔越痒，是一件很难受的事。这大概也是我要为聂鲁达情诗确立一处文学地标的原因之一。不能说拨开迷雾见太阳，至少有一些硬实的干货，可以为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供一个方向，为接通滋养我们心灵成长的泉源，提供一个可奔赴的去处。

后来终于找到了，《南极之恋》中的《夜》对应于聂鲁达献给玛蒂尔德的《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的第89首，并进一步查实这首诗创作于黑岛，真是好一阵兴奋啊！很显然，电影里的中文诗句不是出自哪一位名家的翻译，而是经过了改变的。翻译原本就是二次创作，尤其是诗歌，同一首诗，此译与彼译往往大相径庭，粗心大意者对不上号也在所难免。但若没有黑岛的召唤，我也不会那么细心去寻找。

找到了，似乎逮住了痒点——

泉源在那里汩汩流淌，你不来，我来！

在踏上为全球文学经典寻找文学地理坐标的漫长的游历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家，他们各自都有其独特而多面的隐秘岁月，我在试图撩起这些神秘面纱的历程中更像一个探子，充分享受着其中的乐趣。

初次接触聂鲁达情诗的人们，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比较保守的人们，往往会被吓一跳——

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

初次接触的人们因此被震惊到了：到底是多浪漫多奔放的“流氓”，才能把少儿不宜也说得如此文艺？

聂鲁达就这样携带着《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横空出世。这是聂鲁达第一部情诗集，也是聂鲁达的成名作，上面引用的诗句摘自该诗集的第1首和第14首。

那么，这部诗集又是献给谁的呢？

聂鲁达的情诗主要就是《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船长的诗》和《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三部，现在我们知道后两部都是献给玛蒂尔德的，但《船长的诗》1952年首版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时，却是匿名出版的，之后几次再版也都是匿名的。为什么要匿名出版？诗人当年究竟在顾忌什么？我们不希望隔靴搔痒，便总想深入探一探个中缘由，真是好奇害死猫。

聂鲁达身后留下了三处故居。按购买的时间先后看，第一处萨巴斯蒂娜（La Sebastiana）坐落在港城瓦尔帕莱索，是聂鲁达和第二任妻子卡里尔的居所。第二处黑岛（Isla Negra）坐落在瓦尔帕莱索南部一个滨海小村落。此处是聂鲁达死后几经波折最终如愿归葬的长眠之地。第三处查丝寇纳（La Chascona）在圣地亚哥郊区圣母山脚下，是聂鲁达结束流亡生涯返回智利当年为安置尚处在情人期的玛蒂尔德而购筑的爱巢。这三处故居相距都不算太远，都各有故事，广为所知的自然是黑岛，堪称聂鲁达前世今生之情感缩影，是洞察聂鲁达隐秘岁月的最佳窗口。

黑岛不是岛，只是海边一处极富聂鲁达个性标签的居所。

名字是聂鲁达自己取的。为何取名黑岛，似乎同样逮不住痒点，众说纷纭。

一说是因为近岸礁石是黑色的。聂鲁达初遇黑岛是在某天傍晚，岸边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破败的石屋，嶙峋的礁岩在日落时的涛声中如千百双黑色的眼睛在白色的泡沫中时隐时现，甚是荒凉而寂寞。似乎未解因由，入眼便似知心。聂鲁达就这样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

那么，取名黑岛，岛从何来？

有说是为了怀念东方的一座小岛。这一说法倒是多少还能搔到一些痒处。

聂鲁达青年时代曾赴东南亚出任过多国领事。1930年他出任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领事，在那里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带有爪哇国血统的荷兰裔女子哈格纳尔相识并结婚。但那段婚姻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那时的聂鲁达“身躯是一堆孤独的篝火，在那里的热带海岸日夜燃烧”，可能更多建立在远离故土独自漂泊的孤独感之上。聂鲁达自传中也只有可怜的一段话提到哈格纳尔：“我很喜欢她，她身材高挑，性情温柔，对文学艺术界毫无所知。”1934年哈格纳尔为聂鲁达生了一个女儿，因体弱多病，9岁就夭亡了。随着聂鲁达在外交官生涯中的四处流转，随着1934年他第二任妻子卡里尔光芒四射地登场，哈格纳尔就被逼退了，1936年他们解除了婚姻关系。

那么，多少年后，黑岛的涛声中是否还回响着爪哇岛的影子？

进一步说，是否还回响着更早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有人问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的女子究竟是谁？他直到在黑岛写回忆录时才坦诚相告：诗中交替出现的女子是玛丽索尔和玛丽松布拉，几乎每一页都能见到玛丽索尔欢乐明丽的身影；玛丽松布拉则是聂鲁达在智利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头戴灰色贝雷帽，身上永远散发着飘忽不定的校园忍冬花那般持久的芳香。因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原因，这两位女子最终都未能跟聂鲁达走到一起，留给聂鲁达“一首绝望的歌”。

按照我的理解，黑岛就是一个意象，是诗人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聂鲁达用一生的时间制造的一只诗眼。意象的强大正是诗歌最大的魅力所在，其中似乎总有一股力驱使着将我们引入一部穿越剧。仿佛听见主人自己在说，黑岛“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于我诗中的一切——从远处传来的海浪声，野鸟的啼鸣，像永不枯萎的黑莓那样永不枯竭的炽热的爱”！

黑岛非岛，冥冥之中却似乎注定要与岛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04 走进黑岛，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发生在遥远而浪漫的意大利卡普里岛上的浪漫故事。

买下黑岛，名义上是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个中真实的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那时候玛蒂尔德也尚未出现在聂鲁达的生活中。然而，当聂鲁达与玛蒂尔德的风流韵事如地下岩浆一般涌动时，生活在瓦尔帕莱索的卡里尔，那个逼退哈格纳尔的卡里尔，竟和哈格纳尔一样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据说玛蒂尔德出现后，是和卡里尔轮流入住黑岛的，由此可见聂鲁达真是一个十足的情种，等到卡里尔发现隐情愤愤离去时，一切为时已晚。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命里注定。

回望瓦尔帕莱索，让人感慨万千。

瓦尔帕莱索是一座背山面海的港城。我们沿着滨海大道前行时，山坡上大片大片彩色的房子，如层层叠叠的梯田次第绽放。据说这座港城有21座山丘，每一座山丘都有这样密集的阶梯式建筑。聂鲁达曾经写道：“如果走遍瓦尔帕莱索的所有阶梯，我们的路程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周。”我们走累了，坐古老的竖式电梯，又坐现代山坡电梯，我们在电梯上吃着现买的车厘子，想到杭州也能买到新鲜的智利车厘子，也是从这里海运去的，深感世界确实是小了，原本遥不可及的聂鲁达和卡里尔的瓦尔帕莱索生活，此刻就在头顶辨不清鸽子还是海鸥的声声鸣叫中一幕幕闪现，我们的旅行生活也随之色彩斑斓起来。

可以想象，聂鲁达和卡里尔的瓦尔帕莱索生活是幸福的，卡里尔光芒四射，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她赤诚的政治信仰深刻影响着聂鲁达，并引导聂鲁达于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完全可以说，卡里尔是聂鲁达的革命引路人。

聂鲁达一生，热爱女人和献身政治的热情像被搅拌机搅在一起，这也是从卡里尔开始的。他在那个阶段写的诗，几乎每一首都主动交给卡里尔先睹为快，并听从卡里尔的意见修改。热爱女人的激情与火焰般燃烧的政治热情在这里互相转化，其能量如火箭助推器，让他找到了施展魔力的更大舞台。至《马丘比丘之巅》问世，聂鲁达的政治诗已成为智利共产党的战斗号角。

玛蒂尔德的出现，对于卡里尔来说，是命里注定的魔咒。

聂鲁达出生才两个月零两天，母亲就死于产褥热。卡里尔比聂鲁达大20岁，在聂鲁达与卡里尔的家庭生活中，卡里尔既像“母亲”，又像“导师”，偏偏又完全缺乏家务能力，而当她愤愤不平离开黑岛时已是70高龄老妇。玛蒂尔德尽管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却是“一个出色的管家，一个好厨师，细心照料衣物，是经济与其他事务的良好管理者”，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歌手，还当过电影演员。

由于政治的原因，智利共产党被当局宣告为非法组织，聂鲁达被迫冒着生命危险，策马翻越风雪交加的安第斯山小径逃离出境。1952年结束流亡返回智利前，他背着卡里尔，和玛蒂尔德一起潜入了意大利的世外桃源卡普里岛，享受了一段激情浪漫的美好时光。

问世间情为何物？这段时光不只为电影《邮差》提供了素材，更诞生了聂鲁达中年期情诗代表作《船长的诗》——

我几乎无法测量天空最宽广的一双眼睛

我俯身向你的嘴，亲吻大地。

值得庆幸的是，这段激情火焰在之后的日子里始终不曾熄灭——直至聂鲁达自卡普里岛回来、秘密为玛蒂尔德购筑爱巢“查丝寇纳”，直至1955年与卡里尔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直至晚期情诗代表作《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诞生，直至1966年完成与玛蒂尔德的婚姻合法化手续，直至我们来到黑岛，在他和玛蒂尔德合葬的墓穴献上鲜花，聆听他们携手守望大海的歌声。

玛蒂尔德最终成为聂鲁达这部大片中的女一号主角。

请注意一个细节，聂鲁达与卡里尔的婚姻存续了20年，而聂鲁达与玛蒂尔德自1946年相好至1966年完成婚姻合法手续同样用了20年。这中间，聂鲁达与玛蒂尔德的恋情有10个年头发生在他与卡里尔的婚姻存续期内。

聂鲁达在晚年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一书中是这样为《船长的诗》匿名出版问题进行自我解密并回答读者的：“这本书是我最有争议的书之一。这本书的封面上很久都没有印我的名字，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秘密，好像是我不承认它，又好像这本书自己都不知道谁是它的父亲，和私生子一样，《船长的诗》也是一本私生的书。”“这本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玛蒂尔德的爱。”“唯一的真相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卡里尔（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未分手——笔者注）。在我写出最动听的诗歌的岁月里，她是捆住我双手的钢和蜜编成的绳子。”“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热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击中她柔弱的身躯。”最后，他又不无自豪地说：“后来这本无姓无名的书终于长大成人，成长为一个私生的勇士，他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他。现在，署上船长真名的《船长的诗》，已经在大路上。”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

透过黑岛诗眼探黑岛诗人的隐秘岁月，真假缥缈，虚实相生，千秋功过，是非对错，自由后人评说。

01 “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这是中国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聂鲁达1951年访问中国，和当年中国文坛的几位大佬一起吃饭交流时，艾青向他介绍他的中文译名的“姓”的繁体字由三只耳朵组成，他听了饶有兴趣。诗人毕竟是诗人，出口成诗，且一语道出了他热爱大海的心声。各种报道很快将之传播。之后但凡说到聂鲁达，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句话。在我们走向黑岛的日子里，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来此句，几乎成为聂鲁达热爱大海的标签。

但即便有了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黑岛后所见所闻带来的心灵冲击还是极其巨大，还是令人深感意外。这样的冲击我们在走进古巴哈瓦那和佛罗里达基韦斯特海明威的两处故居时都曾遭遇过，但也没有达到这次的程度，聂鲁达真的将自己的热爱推向极致，令人不可思议。

各种资料记载，1938年聂鲁达从一位海军少校手里买下黑岛时，荒凉的黑岛只有孤零零一座破败的石屋，建筑面积仅70多平方米。聂鲁达精心打造黑岛，前后花了18年时间，至1956年才初步形成我们眼前所见这栋船形别墅的模样。是的，在一座石屋的基础上，“船长”将黑岛打造成了一艘船。深入内部，所有的设计都营造着船舱的效果，连拱廊都刻意模仿船上的过道。窗口都是小小的，踩在地板上会咯吱咯吱作响。船上餐厅也是低矮逼仄的，因此看上去并不高档，更无富丽堂皇的装饰。只有前舱上层的卧室和书房有大玻璃窗，相对宽敞明亮，入室仿佛置身于船长室，聂鲁达在那里指挥着航行的方向。

聂鲁达在智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条“船”上度过的，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许多写到大海和船的重要诗篇也是在这里完成。航海梦是他一生的宿命，似乎早在青年时代就曾埋下预言：

这是我的命运，我的渴望在那里航行。

——《一首绝望的歌》

但令人震惊的不是建筑，也不是船上的设施，而是充塞舱内的各种收藏品和装饰物——墙上、桌上、地板上、卫生间、楼梯上、阁楼上，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角角落落，这些东西无处不在，包括散布在海滩乱石堆和灌木丛中的各种点缀，包括已经制造成纪念品在一楼商店出售的冰箱贴、钥匙圈等各种有代表性的黑岛标志物。它们无不弥漫着浓重的大海的气息，简直就是一个航海博物馆。当然，这是张扬着聂鲁达个性的博物馆，每一件物品都有其神秘的故事，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深刻的情感意义，诠释着造船的极致，诠释着主人的梦想。

我们不妨试着来解剖其中三类。

一类是船头雕饰。聂鲁达自己也曾在自传中重笔浓墨并不无夸张地炫耀过，他说：“确实应该谈谈船头雕饰。它们是有胸怀的人像，是海的雕像，是迷途的海洋的化身。”他所说的人像，是指十九世纪法兰西安置在船头的半裸女神雕像或头戴红色弗里吉亚小帽的共和派妇女雕像。雕人像的目的大概跟古时雕图腾或神话里的野兽一样，出自宗教信仰。我们一进入会客厅就看到了不少此类看似眼熟的人像，之前在一些国际旅游杂志上看到过，也在不同版本的聂鲁达诗集封面上看到过。

其中最著名、最珍贵，也是聂鲁达自己最喜欢的，是一尊小小的、用圣栎木雕成的、大航海时代的玛丽亚·塞莱斯特的雕像，就安放在会客厅的壁炉边。小妇人似正在飞舞，仿佛有风被雕进了她那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漂亮服饰，衣袂飘飘。小妇人双颊的酒窝上方，瓷珠镶成的眼睛仰望着天际，由于年代久远，已色泽暗沉。奇怪的是，这双眼睛每年冬天都会流泪。聂鲁达说：“这两只法国眼睛确实会在冬天流泪，我每年都看见珍贵的眼泪从玛丽亚·塞莱斯特的小脸上滚落下来。”也许这是一种物理现象，古旧的黑褐色栎木有微孔，在多雨的冬日或许能吸收潮气，但参观的人们和聂鲁达一样，宁可相信谁也解释不了这种现象。据说，与聂鲁达过从甚密、于1970年大选中当选为智利总统最后又死于政变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曾多次想从他手里夺走雕像，他都没给。不为别的，只因“它曾在我们罪孽深重的星球罪孽最深重的汪洋大海上航行过”，可以说，它维系着聂鲁达深刻的海洋情结。

第二类是海螺类贝壳。聂鲁达痴迷海螺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一书中，至少有三个章节写到他痴迷海螺的故事，其中有一节小标题就是：《我，软体动物学家》。他说：“我收藏了一万五千多个海螺。我的藏书室里到处是贝类学或软体动物学——随你爱叫它什么——的书。”后来他把这些藏品送往智利大学，捐赠给了他的母校。但我们在黑岛船形别墅内依然能看到有一间小屋专门用来陈列海螺。这是他后来继续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通过交换、收购、接受馈赠等途径，其中就有他在中国访问时北京博物馆赠送给他的两个奇异宽肩螺标本。他还坦言也走过偷盗途径，得不到心里就发痒。说到底，还是因为痴迷大海。当成千上万扇海底知识的小门为他打开时，“神秘的细瓷如月光般皎洁，奇妙的结构使我心旷神怡”，他这个自封的“船长”不免沾沾自喜，会像孩子王一样得意忘形。

第三类酒瓶船是最不可思议的。从黑岛回来后，我反复琢磨，依然不解其中的奥妙。酒瓶船就是装在酒瓶子里的帆船，聂鲁达拥有不止一艘，可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当斜阳透射到列队于窗口玻璃架上的酒瓶时，瓶内的帆船栩栩如生，甚至战火纷飞。这些船各有其名，各有出处。队列中有强大的“波托西号”和壮丽的“普鲁士号”那样著名的船的拼装版。最漂亮的一艘是从西班牙送来的，抵冲了聂鲁达一本颂歌集的版税，为此赠送方还刻意要求制作者在主桅顶上挂起了一面智利国旗。队列中最有意思的，是一艘与前面说到的玛丽亚·塞莱斯特有关、以她名字命名的“玛丽亚·塞莱斯特号”，该船1882年起成为明星号。奥朗代大师为聂鲁达制作了两个它的模型。

聂鲁达的好朋友卡洛斯·奥朗代大师是一位老海员。奥朗代如何将如此精妙的各种部件放进易碎的透明空酒瓶子里去，并将它们组装起来，甚至达到连一缕烟都能逼真呈现的极致，至今还是个谜，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聂鲁达肯定是知道的，但为了达到神秘化的目的，他始终抗拒解密。他自称是个职业骗子。

有人因此称聂鲁达是个大玩家，称这些丰富多彩的藏品为玩具，称聂鲁达的三个故居为玩具屋。按聂鲁达自己的说法：“不爱玩的孩子不叫孩子，但是不爱玩的男人就永远失去他心中的童真了。”也许，灾难深重的大海才是始终保持童心的象征，无论平静还是狂风暴雨，无论航行其上的船只所向披靡还是搁浅或者沉没，大海始终保持着它原始而又质朴的本真。

从船形别墅里出来后，我们下到海滩上去玩，操纵无人机航拍。

海浪在礁岩丛中轰鸣。湛蓝的天空下，雕刻在大岩石上的戴着贝雷帽的聂鲁达头像，始终坚定不移地注目于无边的太平洋。不可思议的是，聂鲁达可能患有先天性臆想症。他不仅不会游泳，还对下海怀了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据说读本科时他报过游泳课，差点溺死在游泳池里。可是，就这么一只“旱鸭子”，居然一生都对大海充满了激情向往，一生都渴望驾驶船只扬帆远航！也难怪他要将酒瓶里的航海梦演绎到极致了。

因此我想，假如黑岛是个意象，那么，船长或许更是个意象。

俯瞰船形别墅前沿甲板的位置，是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合葬的墓地。小范围看，墓床也是一艘船，船头围着铁链栏，中央矗立着高高的旗杆，彩旗飘扬。不断有游客站立于船头，展开双臂，上演“泰坦尼克号船头秀”。在极其朴素的、覆盖着黄色海沙的墓床上，安置着一张双人靠椅。热闹的人群中，仿佛可见聂鲁达和玛蒂尔德正依偎在靠椅上，面朝大海，窃窃私语，分享着人们对他们的怀念。

大海是不朽的，而我们，是否可以期盼海洋带来永恒的教诲？是否有幸汲取哪怕一丁点儿来自海洋的能量？它自由奔放又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又无所不包。谁不想当一回船长，做一回无边的海洋梦呢？谁不想和聂鲁达一样，身前身后都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某个早晨醒来，看见大海上漂来一块船板，他立即叫醒熟睡的她：快起来，看，我的书桌来了！那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如此浪漫一回？将漂来的船板捞上来，做成书桌的面板，从此便在大海上写情诗，把情诗写在大海上！

这时，我仿佛又看到了惠特曼船长，这位聂鲁达眼中“偶像级”的老师——黑岛书房墙上至今仍悬挂着惠特曼的巨幅画像。有人问过聂鲁达：这是您的爷爷吗？

“老船长”在那里高声吟唱：对我，对你，不可抗拒的大海隔开了我们，能隔开我们一个小时，却不能永久隔开我们，别急——只消一会儿——你知道每天日落时，我都向天空、大海和陆地致意，全是为了你，我爱的人。

聂鲁达回应：

——《船长的诗·岛屿之风》

02 聂鲁达好酒也是出了名的。世上的酒是那么不同，聂鲁达说：“我的葡萄酒经过你的嘴唇变得更甜蜜”。没有谁比聂鲁达更适合做智利葡萄酒的形象大使了，聂鲁达的诗歌，与智利葡萄酒单纯、浓厚、新鲜、不涩的特点是相通的。在某种意义上，聂鲁达就是智利红葡萄酒，是自然的造化。装在酒瓶里的航海梦是一种极致，可我们千万别忘了，酒瓶首先是用来装酒的。

聂鲁达情诗里有智利葡萄酒的酒魂，总也抹不去那片女人乳房般饱满、香唇般甜蜜而又鲜艳的红色。世界上最红最红的那瓶红葡萄酒，成为聂鲁达情感世界的化身，成为聂鲁达的又一个标签：老了老了，居然还身体力行地开始卖力推广智利葡萄酒。人们说，聂鲁达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期间，还有另一个兼职的身份——智利葡萄酒推广大使。

据说，近年间中国进口葡萄酒最多的国家不是法国，而是智利，不知是否属实。智利葡萄酒走俏中国想是跟两国关系密不可分。智利与中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是南美洲国家中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第一个与中国达成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回望历史，聂鲁达本人和聂鲁达诗歌的影响力也在无形中为两国关系发展、为智利葡萄酒在中国的推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直绵延至今。聂鲁达诞辰100周年时，智利驻华使馆曾在北京举行仪式，授予四位中国知名人士“聂鲁达百年诞辰总统勋章”。他们分别是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赵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景冬以及新华社记者张广森。

我不喜欢葡萄酒，但智利葡萄酒还可以接受。除了口感，或许还有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我曾说过，任何事，只要你发生了兴趣，钻进去都是个无底洞。兴趣折腾人，也成就人。能把无底洞钻透的人都了不起。我们为全球文学经典寻找文学地标，为聂鲁达确立黑岛地标，同样需要这么一股子钻劲。

因此，我在告别黑岛后，最终还能够确认题写在黑岛酒吧墙上的诗句系聂鲁达亲笔题写，且出自《葡萄酒颂歌》一诗，至今想来都觉得是件幸事——

白墙红字，题诗下方靠墙竖立着一只铁箍已生锈的橡木桶，桶顶并肩立着两瓶红葡萄酒。那天傍晚天气晴好，海风猎猎，彩旗飘飘，锐利的阳光贴着太平洋海面横扫过来，正好击打在好像兄弟般并立的两个瓶身上，烛照通透，似有灵光浮动，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可惜百度有时候很不靠谱，上传的资料泥沙俱下，往往经不起检验。甚至有些专家论述，包括某些传记也不一定靠谱。搜索到的资料指认聂鲁达题写在黑岛酒吧墙上的这首诗是《皮斯科颂歌》，害我云里雾里折腾好一阵子去求证，都觉得不对劲。葡萄酒是指通过发酵酿造的低度酒，皮斯科酒是在发酵原料基础上通过蒸馏提取的蒸馏酒，是高度烈酒。而眼前这两瓶显然不是蒸馏酒，如何认定为皮斯科酒？查证这两瓶酒，发现它们来自智利安第斯山脉中央谷地德马丁诺酒庄，与聂鲁达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有密切关系。如此颇有仪式感的摆设，黑岛相关工作人员显然是懂得聂鲁达的。

也许问题还是出在翻译，于是回到杭州后进一步求助于远在北京的吴子桐先生。我把聂鲁达题墙诗的照片传过去，子桐先生极其认真，先自己翻译，后又请西班牙语博士帮忙查找有没有现成的翻译，没想到最后居然惊动了北大西语系的赵振江教授——就是前面说到的被授予总统勋章的四位之一，他曾将《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赵教授说墙上这几句只是《葡萄酒颂歌》的开头几句，全诗约有80行。赵教授据此找到了西班牙语全诗并帮助做了全译。至此才得以确定，这是《葡萄酒颂歌》，而不是《皮斯科颂歌》。

不过有必要在此说明，《皮斯科颂歌》影响确实也很大。拉美国家有三大蒸馏酒名扬世界，以甘蔗为原料的朗姆酒是古巴国酒，以龙舌兰为原料的龙舌兰酒是墨西哥国酒，以葡萄为原料的皮斯科酒是秘鲁国酒。此三大蒸馏酒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中国茅台酒、俄罗斯伏特加齐名，而且又是全世界调制鸡尾酒的三大基酒。皮斯科酒的影响之大，曾引发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争端，很长一个时期内，智利和秘鲁两国一直在打架。在聂鲁达心目中，皮斯科酒无疑是属于智利的——“每一滴都浓缩了百万年的光辉”。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后裁决，确认皮斯科酒的国籍权归秘鲁所有，但智利肯定是不服气的，至今依然不服气。这大概也是导致百度网友们错将《葡萄酒颂歌》认作《皮斯科颂歌》的原因之一。

在此附录赵振江教授所译全诗，以表达我对赵教授的敬意。

加在爱的吻上。

落在我感官的清爽。

记住传播这葡萄的颂歌。

03 据史料记载，1971年1月7日，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去了复活节岛旅行，行程10天，这是他和玛蒂尔德第一次踏上复活节岛，也是最后一次。我说过，聂鲁达一生，总是与岛有着千丝万缕的难解之缘。于是在相同的季节里，我和月光又飞越太平洋，追踪他们的足迹去了复活节岛。

对于聂鲁达来说，那是非常挣扎的一年：这个前世的情种又出轨了，大概从他65岁那年起，居然在黑岛家里出轨了玛蒂尔德喊来家里帮忙的侄女儿艾里西亚，而且又一次爱得极其疯狂，亚当·费恩斯坦在《聂鲁达传记》中称之为“最后一场激情的爱”。玛蒂尔德愤怒至极，黑岛家庭搞得一团糟。为了修复婚姻，远离艾里西亚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聂鲁达向新当选的总统、好朋友阿连德紧急请求：“让我离开这里，把我任命为驻法国大使。”这一年，他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之前疑似的前列腺癌得到确诊；这一年，阿连德新政府危机四伏，政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的预感比他的婚姻现状更糟糕；这一年，他在驻法大使任上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激情演讲的背后，一切都不容乐观。

他的生命行将走到尽头。

由此可以想象，聂鲁达和玛蒂尔德一起走向复活节岛时，神秘的复活节岛，梦中的复活节岛，多少人奢望的遥远的复活节岛，并没有留给他美好的印象；尽管他在那里跳舞，尽管他在那里为电视台录制节目，尽管他又可能在那里见了美丽女性就风流，但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奇怪的是，他的诗心依然是活的，就如他眼中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女性依然是美丽的。这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基因，也唯有他的诗，如同复活节岛上蓬蓬勃勃的天然植物，是自然的，是灵动的，也是昂扬的。因此我丝毫不怀疑，在如此糟糕的状态中，他还能写出一部《分离的玫瑰》，一如我在复活节岛海边见到的——平生所见最高最大的一株龙舌兰。这位在《爱的一百首十四行诗》中开头就将玛蒂尔德比作天然植物的诗人，依然可以在那样的状态中关注像龙舌兰一样“跳着拉帕努伊韵律舞蹈的无邪美人”，而且在无形中提升着诗的境界，希望以人与岛之间对话的形式表达对超越时间的自然力之伟大的崇拜，以及人类相对于自然的脆弱与迷茫。

那株龙舌兰高高坚挺的花茎，比黑岛海滩上的几株高数倍，那里的礁丛比黑岛更黑，浪花也比黑岛的白，环境更寂寞、更清朗，视野更宽广。龙舌兰株型不高，就那么矮矮壮壮一丛剑叶，高不过一米，通常情况下是很难看到其毛竹一般高挺的花茎的。一丛强悍的叶片，穷其一生，只为晚年开一次花，抽一根茎，养育一件修长而富有艺术感的作品。感觉欧洲的铁艺图案就是受了这个卷曲的样子的启发。但你得有耐心，可能一等就是一甲子。但花箭一旦形成，长速非常快，夏日里趁热打铁，不出三个月就能长到九米多高，长得比春天的竹笋还快。

他必须快，耗尽一生能量，完成一件杰作，同时留下种子。

人生不过百年，龙舌兰的个体寿命跟人类个体差不多。

1973年9月23日晚上10点30分，聂鲁达留下最后一句话：“我走了”，然后他走了，虚岁七十。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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