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能瞧得上的人没几个，但他曾经说：
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1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在北京，原籍重庆江津。阿城的父亲叫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
阿城在家中行二，上边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诸事不争，唯独吃肉，寸土不让。阿城吃起肉来，眼放绿光。小时候时家里穷，偶尔吃顿肉，会把一块肉平均分成五块，肉上拴线，熟了以后，大家找自己的线，分头拎着吃。
每次他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妹妹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阿城的童年过得不太顺，三岁时就染上了肺结核。八岁时，父亲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电影的锣鼓》，随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级别从10级降到了17级，去了渤海边的劳改农场管厕所。
他们一家留在北京，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了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母亲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同时还供着姥姥和正在上大学的舅舅，实在拮据，有时要靠卖书维持生计。
阿城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阿城做什么都没资格了，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不能去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只能去琉璃厂翻翻古书，看看字画儿，研究研究古玩。
反倒因祸得福，学了不少东西。阿城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虽然便宜，但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管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他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
阿城在琉璃厂待得很舒服，那种舒服，他还记得，「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燥。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他每天混在玉、瓷器、字画儿、印章这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里，伴着
啸音，
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学杂。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份，他后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也与琉璃厂有关。
2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城十七岁，已然一身本领，却背着「黑五类子女」这口黑锅翻不了身。1968年，家里有门路的都留城了，他只能下乡，辗转山西、内蒙、云南三地，前后十一年。
在山西雁北桑乾河边的一个村子里，阿城遇到一个叫运来的高三学生，也是北京的，长得像关公，他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这句话，阿城说他一直受用到现在。
阿城在云南插队时还是有过一些快活时光的。当年阿城身体不好，干不了粗重农活，组织便安排他到10分场的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数外，体美劳，没有不教的。
每天晚上，大伙儿都会聚到阿城的屋里，听他边抽烟边讲故事，讲《基督山伯爵》，讲《悲惨世界》，讲《老高头》。煤油灯下，遍地人头。讲到关键处，阿城就会停下来休息，顺便吊他们，这时就会有人迅速递上一支春城烟，同时再来一个人赶紧往茶缸子里倒水。一切就绪，阿城继续。
当时，阿城的女友罗丹同在农场教书，也是北京知青。从云南建设兵团回来的人，会传一些阿城的轶闻。比如他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音响，用来听BBC的古典音乐广播。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听上一天。
阿城还穿过边境，到对面的山上看过美国和平队放阿波罗登月纪录片。
阿城爱音乐远胜文学，他曾带着三十倍放大镜专门飞到广州，只为了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型的唱头。，
1979年，阿城回到了北京。刚回去时，阿城只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后来，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活儿，随后又到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
罗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了老师。罗丹一直在等阿城，经常去看他的父母。
那一年，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正式平反，出山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母亲也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十八岁那年，钟惦棐对阿城说了一句话：「咱们是朋友了。」得知父亲要被平反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1979年，阿城开始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抽空还给北岛、芒克等人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画插图。同年，他也在和黄锐说、艾未未等人一起办「星星美展」，展览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参观人数超过十万人。
后来，阿城和罗丹结婚了。借了同事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60年代的简易居民楼，12平米左右，设施简陋，生活不便，吃饭得用煤油炉。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小屋未能久住，主人要用房，阿城夫妇搬到了定福庄二外的办公室，继续暂住。
再后来，他俩又搬到了德胜门内大街临街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小东屋，屋子有些年头了，白天和晚上一样昏暗，柱子、椽子散发着霉气，但好歹算是落听了，这是阿城在单位轮换分房所得，14平米。接着，罗丹回娘家生了孩子，是个男孩儿。
阿城爱子，溢于言表：
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3
阿城写《棋王》那两天，诗人芒克正好在他家借宿。天气有点冷，阿城的小东屋紧挨马路，他们经常天没亮就被无数只羊蹄子敲马路的声音敲醒，芒克不知何故非要半夜赶羊。
阿城告诉他：「这是从塞外赶来的羊，专供北京人吃的，正直奔屠宰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放这些羊进城，不影响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坏，要吃人家吧，还让人家大老远的自个儿把肉给背来。」说完转身又睡了。
1984年7月，阿城的小说《棋王》发表在了《上海文学》七月刊，瞬间引爆全国。阿城的小东屋每天应接不暇，接待全国各地各路文学刊物前来求稿的编辑，有时一天能来好几拨，一拨能来好几次，几天光景竟喝掉五斤茶叶。
《棋王》一开始其实是投给了《北京文学》，被退了稿才给的《上海文学》。阿城说《棋王》是用三四天时间写出来的，但罗丹回忆，要比三四天更短一些。
据阿城自己说，王一生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在生活中确有原型，但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凑成的。主要原型是他在云南景洪农场下乡时，一个叫何连生的北京知青，那人在景洪下过棋，把当地下棋的全镇了。
《棋王》最早的结局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现在的结局是《上海文学》嫌调子太灰，让改的。原先的结局阿城在动笔前给几个朋友讲过（大意）：
多年以后，
「我」
到云南出差，听说王一生已经调到了体委，成了专业棋手，
「我」
刚进云南棋院，就看见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出来。
「我」
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
一次，又有人来约稿，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大陶瓷碟作烟灰缸用，烟头如山。那人开口问：「抽这么多烟，胸口憋得慌不憋得慌？」阿城悠然答：「不抽就憋得慌。」
二人一笑。那人除了稿子，还要一份小传，阿城说我过一天给你。第二天，阿城交了小传：
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
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
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作家止庵感慨道：「阿城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
「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也五体投地：「阿城的文字在我读过的中国作家中文字最为俭省、凝练，我认为克制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因此，王朔、冯唐与阿城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长安街，而且还没有斑马线。」
陈丹青说得最明了：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
过了一年，罗丹被组织安排到二外的姊妹学校日本京都大学去教一年汉语，走前她还在担心：「走上一年，这屋里又该下不去脚了。」
1985年，阿城已经从单位辞职了，和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公司，一通折腾，也没赚到什么钱。那两年，阿城又写了一些小说，《树王》给了《中国作家》，《孩子王》发在了《人民文学》。还有一些短篇，散乱给了一些杂志，后来收到了《遍地风流》里。
他计划是要写八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拳王》、《车王》、《钻王》等，都是写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他爸更是平添一趣，连小说集的名字都起好了，八王倒置，就叫《王八集》。阿城后来把《车王》写出来了，投给了《钟山》，赶上寸劲儿，居然寄丢了，导致至今都没人见过车王的轱辘长什么样。
再后来一个阶段，阿城的创作好像已经变成了慈善写作。他有选择地给一些地方小刊物投一些别处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说，一个短篇可以让一个借用编辑从县城调到省城，让他们夫妻团圆，成全好事。
这个时期，阿城就已经向朋友表述过他对文学的腻烦了。阿城认为文学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他说他靠手艺来吃饭，靠手艺吃饭的人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
三王陆续发表后，来阿城小屋的人就更多了。阿城最喜欢吃面条，自己在家几乎顿顿吃面，主要是挂面。朋友们经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一斤挂面满目春潮，大步进院。
全国各地的人都向阿城涌来，阿城以面待客，最高创下过一天下面十六次的纪录。有时他离家几天，也会在自家窗上留字：「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
但这种热闹阿城并不喜欢，他插队回京后其实一直不适应：
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30岁的人，（刚回去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
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你知道在北京，在中国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生活下去。一个人如果认识什么人，那是他的资源，可没有关系的话，就跟那个民工一样。
有记者采访阿城，觉得当时《棋王》那么轰动，他在中国也可以活得很好。阿城完全不这么看：
你必须有关系，还是这个问题。靠那个书其实养活不了自己。作家是一回事，出书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王朔可以，他的发行量可以养活他，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畅销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把作家两个字印在名片上，因为对别人很不礼貌，那意思就是说：我是要饭的。
4
1985年到1986年间，阿城去了两次美国。第一次去是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1979年之后的十年间，白先勇、萧乾、艾青、王安忆、张贤亮、冯骥才、汪曾祺、北岛、刘索拉等许多中国作家都参加过这个计划。
阿城去了美国以后发现那边不需要关系，完全不是人情社会，你不需要认识人，就能找到活儿，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国，阿城就留下了。
阿城刚到美国时住过一段时间房车，给人刷过墙，送过外卖，什么都干。阿城从来没有瞧不上体力劳动，他的动手能力极强。他是好厨子，也是好木匠，能打全套结婚家具，能修护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他最早横越美国的二千美元旅费就是靠木匠手艺赚来的。
后来有记者一脸不解地问：「你以前在美国主要靠打工维持生计？」他回呛道：「我在美国打了很多份工，主要是刷墙。刷墙不用动脑子。我为什么非要去做那些费脑子的工作？」
阿城也不是一直待在美国，他经常满世界转。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闲逛。之前一个意大利人翻译了《棋王》，看疯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会从世界范围内选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个月，然后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国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