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家以前没有合作过的杂志写了这篇小文，结果第一次遭遇退稿。理由是观点和叙述不符合大众的情感和思维。只好发在自家公众号里，这里是小众。）
一场席卷全球尚无尽头的疫情促使人们行动，也促使人们思考。思考自身的处境，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思考文明的前景世界的未来。
紧急的事件催生紧迫的思考。紧急，意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匮乏。一颗子弹射过来，你最匮乏的资源，是躲避的时间。一场瘟疫袭来，急需的资源必然更多，医疗机构、救护人员、医疗设备、公卫设施等等。或许还有一项急需：道德资源。
资源的匮乏限制着我们做出选择的范围，选择的余地越小，选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都会随之增大。当一个医生问你，医院里还有一百名肺炎患者，却只剩一台空闲的呼吸机，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这不是假设。在疫情肆虐的各个国家，呼吸机都严重匮乏。几天前，一位72岁的意大利牧师把呼吸机让给了年轻的病人，自己放弃了生存的机会；纽约州州长承认，他们需要三万台呼吸机，而实际数量只有6000；一名西班牙医生哭诉，在马德里65岁以上的老人被移除了呼吸机，好让更多的年轻人活下来。
人们凭什么做出谁生谁死的抉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道德问题。因为在艰难抉择的背后，是一种对生命的终极评判——一些的人的生命比另一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这难道不是对“人人平等”的一种讽刺？
寻常的医学伦理在紧急状态下不再适用了。医生们不会按照挂号单上的号码顺序来决定先救谁后救谁，尽管这符合程序公平的原则；用抽签的方式来践行基于实质公平的随机选择多少显得书呆气——纽约州在2015年颁发的一份医疗指导手册写着如此建议，可是处在危重和隔离状态下的病人有没有能力做出选择呢？
我读过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编撰的《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灾害中的伦理学》，那是一本医护人员的培训手册。在他们的指南中，“尽可能地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是医护工作的首要任务，但我认为把它称为道德原则太过空泛。关键在于如何做？对操作没有指导意义的信念不能叫做原则。
德国七个医学协会联合通过了一份针对新冠疫情的医疗伦理指南。他们认为，“病人在经过重症治疗后存活的几率”应该成为医护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他们回避了“功利主义原则”这样的字眼，而事实上它就是。把仅有的那一台呼吸机留给生存机会更大的人，这就叫功利主义。因为这样做，不但对那个被救的幸运者有利，也让群体的利益（健康）最大化。72岁的牧师让出呼吸机，65岁的老人被移除呼吸机，奉行的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原则。
然而人们只有在相互指责的时候才使用“功利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不仅早已“黑化”了，而且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违背。我们近乎天然地认定，救死扶伤必须一视同仁，老弱妇孺应该优先得到照顾，社会应该关注弱势群体而不可抛弃他们。所以当英国政府起初宣布用群体免疫的办法来对付疫情之时，最常见的批评就是功利主义——政府不该牺牲最容易感染病毒的老年人来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个20岁的人就真的比50岁的人更有价值吗？”这样的价值评判让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内心舒服。
可是正如哲学家边沁所言，“当一个人试图挑战功利主义原则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也要在同一个原则里寻找理由。”冷静地想一想，在如此紧急的状况下，除了功利主义原则，我们真没有多少凭借的理由。金钱、地位、权威、政治、种族、国别、亲疏，没有哪一种评判的理由比群体利益最大化在道义上更站得住脚。
一位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学者观察到，“没有完美的方法来选择谁能得到挽救生命的治疗。在这种时候，社会可能对功利主义的决策更宽容。”的确如此，人们这样做，但不这样说。
我无意为功利主义辩护，没有真空中的道德原则。我们基于原则的行动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展开，这里的情境包括现实、历史、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也包括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针对疫情，公开透明地讨论并制订一个比较完善的医疗伦理指南，供医护人员使用。不能让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来承担他们不该承担的道德重负，生死的战场上，他们已经非常辛苦，以后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