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刘猛：两个良心|王世杰的政治人格

两个良心：王世杰的政治人格

作者：刘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2期。

责编：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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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5日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中研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立成群龙无首之态，尽快选出下一任院长成为迫不及待之事。按照相关法规，院长由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出院长候补人三名，呈请国民政府就其中一人任命。选举院长候补人成了3月22日召开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的主题。对于继任人选，众人比较瞩目的是胡适、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其中以胡适为最，但因其在驻美大使任上，负有更重要的国家使命，不可能回国就任。

3月16日，陈布雷在给翁文灏的信函中说蒋中正盼望能选出顾孟馀来做院长，这个建议可能是王世杰提出来的。选举前王世杰约傅斯年等去商量，并未得到其他人赞同，王氏也觉得“此事无法运动。这一般学者，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是无补”。可是开会前两天，蒋中正下条子，要求把顾孟馀举出来，此一做法招致了评议员们的逆反心理，纷纷不投顾孟馀的票。“顾之一说，若是翁、朱、王三位大卖气力，作为自动的自让，再有充分的时间，也许可以做到，但条子一下，即无法挽回。”最终，评议会选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为院长候补人。至此，选举风波尘埃落定。

其实，顾孟馀亦是学者出身，他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北大教授经济学，还做过北大的教务长、国立广东大学校长。其后以学者身份从政，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教育部长、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只是侯门一入与学界再无瓜葛。后来追随汪精卫，汪氏叛国后他拒绝附逆，蒋中正想留他在重庆“藉以影响外间对汪之观感”，企图以安置他做中研院院长作为政治上的回报。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孟馀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其办教育，有欧洲大陆之理想，不能说比朱、王差”，评议员们对他不甚了解固然是一个不选他的原因，蒋中正的条子则是关键原因，他们实则是以忤旨来昭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拒绝政治对学术的直接干涉。

在评议员的心中，王世杰在这件事中扮演了负面的角色，以至于他的得票比较少，但傅斯年解释说此事王世杰“亦是为研究院”。3月17日，翁文灏在日记中记载：

下午，在中研院与傅、任、李、汪及王雪艇又谈选举院长事。王言，彼有二个Consciences。

雪公宦海一生，辗转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在走马灯似的民国政治洪流中之所以大节不亏，依凭的就是这“二个Consciences”。他一方面要忠诚于自身的学术科学化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一方面又要尽到为官之道为事情的实行可能性考虑、为当政者的脸面着想。个中两难，如人饮水，冷暖惟有自知。

王世杰（1891~1981），巴黎大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宪法、行政法等课程，并携手北大同仁编辑《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传授最前沿的西方法政理论，用学理的、理性的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六年后南下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其后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外交部长等等职务，抗战时期身兼数个机关的首长职务。处身于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那一辈学人都想把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他们“从道不从君”，没有选择北京政府，选择了国民政府。恰如胡适所说，他本来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能够好好把中国统一起来，能够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家，我们虽不入党，也应该在党外以全力支持它。王世杰党派色彩远较胡适浓重，但在此事上他的态度与胡适应该相去不远。

学者从政，往往都有自己的先前规划，他们不是为了做官去的，他们是为了实现自身抱负去的。从政之后的王世杰，有了把自身所学施诸实践的机会。教育部长任内，他着手各种改革，因部中无健全的学术审议机构，怕审核权落入司长、科长等行政官僚之手，不同意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聘任权由大学转入教育部。（1942年4月8日日记）他“以为中国教育之病，在尚未能彻底现代化”，（1937年9月3日日记）因此严厉遏制种种与现代化相背的趋势，如中小学读经、设置中医学校等，竭力提倡西医学，增设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在教育部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以为全国医教设计及监察机关；并严守信教自由原则，禁止任何学校以宗教为必修科目或强迫学生参加礼拜等仪式。抗战初期，他以敏锐的国际眼光坚请蒋中正勿轻言和，因为“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条约。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1937年12月31日日记）他求学任教时以比较法的视野研治各国宪制，考察出英美的法律制度较德、法、日更加注重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他觉得英美式的民主、自由会是世界潮流，先进战胜落后、民主自由战胜独裁专制将是大势所趋。所以，抗战时期他坚持原则主张联合英美，不因一时的国际形势强劣变化而变更，并多次在高层会议上据理力争，影响当局决策，与政府内联合德国的主张有异。在做中宣部长期间，王世杰主张划分党管和政府管的界限范围，任期三年秉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未尝停一报或封一报，因此不获见谅于党部和军事方面的很多人。还建议蒋中正对于图书及不以记载政治新闻为目的的杂志，废止强制送审办法。（1944年4月22日日记）而对于国民政府，他谋求制度上的若干重要改革。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他，认为“参政会能否有贡献，要看我们是否真心扶植民治。”（1941年12月12日日记）他不无天真的认为政治的发展会迫使中共接受民主政治。对于国共问题，他主张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是以战争争胜。在中苏谈判收尾时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外交部长，其中亦不乏主动，他以“回狂澜于既倒”的心态，希望用自身学识做出点成绩。诚如顾维钧所言，“王一直想当中国外交部长，以便以他自己的方式执行外交政策。”虽然历史给机会的这个时刻不太美好，王世杰还是接受了，他岂不知其中风险，他只是“为国为党，均一本至诚”，不计个人得失罢了。后世月旦，颇多责难，但蒙古岂是一个外长就能卖掉的！迁台后，他献言献策，“维护十年来辛辛苦苦所奠定之法治微弱规模”。（1959年8月31日日记）1960年代并“以民主必须从实行中求进步为理由，力主即时实行地方自治”。（1963年5月8日日记）在立法委员攻击史语所诸人编纂上古史时，书面答复“任何政府机关无权干涉私人著述史书之权”，（1964年5月1日日记）坚决的捍卫学术自由。

在国民政府里，除了蒋中正，他基本上不买其他党国大佬的帐，他的固执性格加上处事原则强的作风，得罪了很多人。在教育部长任内，他因费力遏止欲假学校扶植个人政治势力者和提倡复古者、取缔不合格的大专院校，树敌甚众，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中对他不满者即有四人。到了一九四八年行宪时，孙科敦促王世杰出任行政院长，他因为“党中意见不齐一，且多反对我的人”，没有接受。长期的科层制作业，使其难免官僚化的作风，但是他很尊重读书人，向不打学者专家的官腔。曾做过下属的李亦园说：“我个人非常敬佩王院长对学术立场的坚持，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更可以看出他的坚持，他两次拒绝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研究所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三民所成立后，有一次我到王院长家中探望他，对于三民所的成立，王院长直摇头，认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他心中，学术的价值还是高于一切。”据他的学生说，“雪公晚年闲谈时最乐于道及的，不是从政的回忆，而是关于北大、武大、故宫博物院和中研院的事情。当他谈到这四个文教学术机构事事物物的时候，一番深挚的亲切感，徐徐流露于他那怡怡如也的神态中。”应该说，知识人出身的政治家往往都对学术怀有恋恋不舍的情感，因为学术文化教育里存有他们的梦想和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从王世杰对于学术文教经历的眷恋，也可看出他在官场的不如意。他的性格，极不适合官场，“官场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从政不久后，他就想返回北大任教，，可是“侯门一入深似海”，哪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而且，他自身对于国家和时代的使命感也不允许他打退堂鼓。

政治不是总与理想重合。从政后的王世杰，处身国民党诸多派系之中，不得不变得圆融，不断挤压自己的梦想，或许这是一切为官者的不得不然之举；因为他们不仅要考虑事体的正当性，还要顾及实施的可能性。除了忠于自身理念的良心，他还有一个忠于最高当政者的良心，这也是为官者的应有品质，特别是在派系纷呈的民国年代。他“从未以代表任何派系自居，且极不愿自己之主张与行动，偏袒任何一派一系或某一学校，而不顾公道与公益”，（1938年1月21日日记）他中立于国民党纷繁复杂的派系，他只是忠于最高当政者。顾维钧曾经评论抗战时期的王世杰说：“他深切了解委员长对所有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每当出现争论时，他都能提出建议，而且总是迎合着委员长的意图。”顾氏这前后两句话真是王雪艇“两个良心”夫子自道的最好注解。长期在政治最高领导人身边做事的王世杰，做事不得不变通，以便用自己的看法去影响领导人的看法和决策。故他一方面要考虑领导人的想法，“迎合委员长的意图”；另一方面还要顾及自身的抱负，“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事情。所以才有两个“良心”，既要做事，又须委曲求全，这种心情令人叹息。一九五三年蒋中正以两航案为借口罢免了他总统府秘书长的职位，此事他本无过错，可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保持缄默，他觉得在那时的环境下“任何辩护都是有损国家的”。他为了顾及蒋中正的面子做了“替死羊”。

虽然王世杰仕途一生颇受指责，可他并非没有原则之人，也并非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一味的迁就领导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妥协，但却不会执行与梦想完全背反的领导人决定。在中研院院长选举中，顾孟馀和他早年是北大同事，也是学者出身，办过教育当过大学校长，并非玩弄权术之人，所以王世杰才把他举出。当政者介入后，他曾说过，“要把孟馀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这就是他的两个良心在同时起作用了，适之无疑是最适合的人，这是他的“学术良心”，孟馀是为当政者考虑提出的并不违反学术自由却非最适合的人选，这是他的“政治良心”。撤迁台湾之后，当时知识人处在白色恐怖氛围下喘息不得，他和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在被免职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去见蒋中正，因这桩葫芦案的无理摔门而出，从此淡出政界。可见，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彼时很多从政学人一样，他们从政的目的在做事而不在为官。若是无法做事了，官位又有何用！

中国近百年的发展为一大事因缘，即“再造文明”；其具体表征，在学术方面是科学化，在政治方面是国家现代化。近代中西交冲以后，随着留学生回国带来那种叫做“赛先生”“德先生”的火种，学术科学化“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还是“让科学在中国生根”，都是此学术科学化的口号和内容。国家现代化也成了几代人不懈奋斗的目标，富强、民主是近代知识人念兹在兹的主题。王世杰在治学、从政期间所做一切，其宏观的指导理念无不是推进学术科学化、政治现代化。

从理论上说，知识人负有批判社会和政府的职责，他们是以在野的、中立的姿态用其专业对抗政治的。但是那较适合常态国家，非常态国家更需要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且中国知识传统中世间与超世间不即不离的“内向超越”特色决定了与西方不同的知识人的基本性格，他们几千年来“不忘情于政治”，将己身学识与人间治道勾连，将政治秩序的重建作为最终目的。所以民国知识人大量从政与这一传统观念关系很大，且那时的政局和国民党招揽知识人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政治不过是建立和维护一种政治秩序，以划定群己界限，保障私权和公益。如何实现政治，如何打理政治，蕴含了人类的最高智慧。从古到今的知识人，作为秩序中的一份子，都为良善政治秩序的建立苦心焦思，为建构一套良善的人世规则、一种惬意的人间秩序敝精劳神。政治秩序的建立者，也大都依循“马上得之下马治之”的道理，他们不得不借助知识人实现精英之治，于是知识人参与乃至主导政治就成为了历史的常态。在春秋战国时代，纷繁呈现的各个学派“皆务为治者也”，都可说是政治学派；其后政治也都需要文官治理，赵宋一代更是达到极致。这一格局在近代稍有改变，科举制废除后，新式的知识人所学的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分科的科学知识。因为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绝大多数的知识人不再具有进入政治所需要的知识、视野和格局。但是，其中习法政、历史的知识人却最具有参与政治的优势。前者缘于自身的专业寄托就是国家或政府这一实体，如王宠惠、王世杰、钱端升等；事实上，清末之际留学生多入法政科就和这一专业和政治、仕途最为接近有关。后者则因其具备“从史实中求史识”的专业思考，如蒋廷黻等。无论专业知识有何差异，意见观点有何不同，他们的目标是同一的，那就是推动中国的国家现代化。

王世杰在北大任教时，面对北洋政府治下的混乱秩序，作为一个法学家深深体会侵犯私人权利的法令、侵犯言论自由的法令层出不穷，保障个体自由的法律严重缺少。彼时相对而言，法学学术的发展并非当务之急，国家尚无确定的成文法体系，实在法的阙如使其提升不得其道。彼时中国所亟需的是先进法制的尽快落地，将私权和自由予以制度化的保障，用先进的制度建构起一个现代法制民主国家。王世杰的所学恰好因应了时代需要，所以他弃学从政，参与政治。后人常菲薄其学术人生，岂知哪里是一个“做官去了”所能打发解释的。从政后，从王世杰的政治作为看，他所秉持的理念决定了其不断推进民主和宪政的政治努力。王氏甚推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曾发愿撰文表扬其反对君主制与主张法治之学说。（1940年5月31日日记）这亦可以表征其推动民权法治限制最高权力的知识构成。

然而，知识人作为政治的主体，却永远不是最终决策者，他们不得不像古代的士大夫一样期待“得君行道”和“同治天下”，以建立起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中国。可是那个非常态的时代不可能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就像丁文江所说，他们这批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王世杰们虽然尽心辅佐蒋中正，却不能换来完全的信任，处处掣肘不能放手去做事，因为他们和他在基本理念上是冲突的。虽然，聚拢现代知识人的国民政府，在很多方面知识人从政后的所为超出了当政者的预想设计，在意想不到的层面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是，近代的知识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梦想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他们只能且行且观望，在时代的夹缝中挪步前移。可是时代使命感又让其欲罢不能，他们只能尽人事的在妥协中部分实现“同治天下”的设想。

王世杰百年之后，他的学生如是总结：

近代西方的民主宪政，是雪公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古儒臣“致君于尧舜”的传统，是雪公政治实践的轨范。 

可以说，这正好契合了雪公的“两个良心”之说，点明了他从政的理念支撑和实践作为，构成其宦海一生的主线。

据王世杰的女公子王秋华所述，他向往陈继儒《风中柳词》中所述模样的生活：

 燕燕于飞，补茸旧巢堪宿，草堂宽，何须华屋。水儿一曲，山儿一幅，翠微中须眉皆绿。  柱杖敲门，有客来看修竹。但家怀，园蔬溪籁，菊花酒足，松花饭熟，日三竿图些清福。

雪公的一生，由学术转向政治，重心在做事而不在于为官。可是，处在历史三峡惊涛骇浪中的转型中国，国家建设尚未完成，他“居安不苟一笑，临危不辞三命”，既不能舍弃时代赋予的使命，哪里有机会去寻得这样一个田园式的图景生活呢！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人面对的两难，有一次，考古学家李济和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闲聊，

我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答覆。他却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很明显，那一代的知识人都期待做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青山青史泽被后世。但事实是他们都做了张骞，这与时代有很大的关系。古往今来，修身齐家的简单愿想都需要稳定的环境，在世事不稳之际知识人都想进入政治一展身手，按自己的设想塑造一种秩序。可是，这个过程成败难测，李济所问无解的问题道尽了那一辈知识人的彷徨。他们的尝试，无法复选，只能随时代的风一起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