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摘 要：
宋代漸普及的寵物飼養是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豐富的重要表現，同時，商品經濟和社會文化也對寵物飼養有著回應和適應。以宋代馴貓史爲切入點可觀察到： 貓已被各階層普遍飼養在家，發揮著從捕鼠到相伴生活等作用，貓的寵物化進程在推進和加深，捕鼠的工具性職能在淡化和抽離，出現覆蓋各階層的典型的寵物飼養特徵；帶有傳統色彩的“乞貓”“聘貓”在延續和發展，貓的交易大量出現，形成了與貓相關的各類市場，市場中亦有爲寵物貓提供的專門服務。家貓的寵物化與宋代商品經濟相結合，表現出較高的寵物化程度。
關鍵詞：
馴貓史；宋代社會生活；貓的寵物化；市貓
貓是當今人類的主流寵物之一，學界有關中國馴貓史的研究成果已有了一定積累，其中不少學者判斷宋代是中國馴貓史的關鍵時期。但總體看來，目前研究尚缺少宋代家貓寵物化的專門的系統論證。由是，本文以宋代馴貓史爲切入點，以家貓飼養與宋代社會經濟爲視角，系統研討宋代家貓的寵物化問題。
古人若認爲某種動物有著特别的意義或地位，常通過“祀”來體現。祭祀貓源流久遠，早在先秦就有天子大蠟八之祭，《禮記·郊特牲》記載“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也”。由此可看出： 早在先秦時就有對貓的祭祀，謂迎貓；其次，祭祀貓是因其有功于田稼，“貓”這個名稱也同田稼有關，宋人釋貓時以爲“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另外應當明確，早期貓的形象與後世有很大不同，《詩經》言“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貓作爲一種猛獸與熊、羆、虎並列。到宋朝時，迎貓的傳統仍然被很好地延續著，蠟祭有詩云“祭列坊庸，禮迨貓虎。有功斯民，祀乃其所”，地方寺廟的壁文提到“貓虎之屬莫不有祀，大抵皆民事也”，宋人“貓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
古人迎貓而祀，這種出於田稼之功的情感本是與虎同享，但貓與虎，終有著較大差異，一者走進室内被人愛而近之，一者咆哮山嶺使人畏而遠之。及至宋時，世人對貓的喜愛之情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與普遍，家貓寵物化也出現了明確的痕迹。
貓的身影頻頻出現在宋代文人的記叙中。詩云“貓跳觸鼎翻”，有人“嘗燒金鼎，宫貓相戲觸翻。因舉前詩曰：‘詞人作詩，信無虚語。’”此外，《揮麈後録》言宋孝宗被選爲皇儲與宫貓忽然出現有關。以上現象的基礎正是宫中常畜貓。事實上，飼養貓已不止限於宫中。丞相吴育能借貓眼辨認時辰，修習煉金術者剛要點火有“一大貓據爐而溺”，禪修僧人會“傳來鐵缽盛貓飯”，士人讀書時常見“亂葉打窗貓上案”，趙蕃在給親友寫信時更提到“寧無捕黄口，亦有聘狸奴”，聘貓養貓已不限階層。
高士自有雅興，市井小民與貓的日常接觸同樣普遍。有人吟詠：“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説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在文士看來“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是高雅縹緲、求諸心性的佳句，而世俗之人結合自身日常生活經驗套説了一個最常見的情形： 更像是貓丢了找貓。衆人“皆以爲笑”，既是被此事的娱樂精神所感染，也是對“説者”所言乃家常瑣事而一語破題的認同，其間機妙是民間飼貓之普遍。
宋人普遍畜貓，田舍常畜馬、貓、雞、犬，家中貓狗走失亦成爲民間理訟的重要部分，家貓的境況也一定程度映照著百姓民生。金州有廟名望仙觀，時人認爲觀中天尊理訟尤其靈驗，多求天尊理訟解難，“其邑中失走貓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諸多走失貓狗類事求神靈理訟，反映出當地飼養貓狗風氣頗盛，主人也對貓狗較爲珍惜，急欲尋回。戰亂災荒時，宋代史家曾把貓的境遇作爲城市衰敗的表現之一。靖康城破日，《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將其慘狀表述爲城内“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城中貓犬殘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胔所在枕籍”，城陷兩月之後，丁特起嗟嘆“小民樵蘇不給，饑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貓鼠，甚者雜以人肉”。城池遭遇兵燹，城中飼養的無數貓犬被殃及，亂離中家貓的遭遇已同城中百姓的命運相互映照。
（一） 捕鼠
正如迎貓是因其食田鼠，宋代大部分人養貓的最初動機是利用它的捕鼠特性。雖同是捕鼠，這時的貓已經同前代有了區别，它們更多地從田間走向居室，文士們對貓的稱讚也主要從保護田稼變爲看家衛厨、護持經卷。
1.居家捕鼠
貓在居家生活中辛勤捕鼠、居功至偉的形象在宋人詩文中存留豐富。黄庭堅以西漢名將周亞夫作比，言貓是“將軍細柳有家風”並“一簞未厭魚餐薄，四壁當令鼠穴空”，不計獎酬又屢立奇功。陸游給貓起名“粉鼻”，誇它“連夕狸奴磔鼠頻，怒髯噀血護殘囷”，寫詩盛讚其“鼠穴功方列，魚飱賞豈無。仍當立名字，唤作小於菟”，既用魚餐犒賞，又將虎的别名贈予家貓。宋人希望家貓捕鼠能威猛似虎，張耒曾爲一幅虎圖賦詩：“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雖有畫虎似貓的嘲弄，確也側面表現出家貓居家捕鼠的功能。
宋代詠貓詩廣受歡迎，論流傳閭里要數黄庭堅的《乞貓》，其文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將鼠擾居所，唯乞一貓方能平息的情形描繪得生動清新。宋代詩論載，該詩“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明白體現出詠貓詩的流行和時人對貓的喜愛。
2. 護持經卷
一般人家養貓是爲了衛寢護囷，而文士家中通常滿藏經卷，往往擔憂鼠患猖獗，“嚼齧侵尋到簡編”，於是“生計惟黄卷”的“腐儒”只好“乞取銜蟬與護持”。家貓捕鼠護持經卷的功勞，爲士大夫喜愛讚賞且津津樂道，其對貓的感情也在這種價值欣賞中逐漸升温。“狸奴當努力，鼠輩勤誅鋤”“屋頭但怪鼠迹絶，不知下有飛將軍”，從勉勵到誇讚再到欣賞，類似詩文在宋人筆記文集裏頻頻出現。陸游案上書遭鼠害，産生“向能畜一貓”的强烈需求，需求引導行動，陸游“裹鹽迎得”一隻貓，不負期待發揮了“盡護山房萬卷書”的顯著貢獻。功勳在此，陸游爲無法給它舒適生活而覺慚愧，感嘆家中條件有限，讓貓“寒無氈坐食無魚”，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狸奴護簡編”讓陸游越發欣賞，贊道“人間有俊物，求買敢論錢”。
價值欣賞催生情感，梅堯臣言“自有五白貓，鼠不侵我書”，同樣記下了家貓護持經卷之功，而他在貓死後“祭與飯與魚”，用懷念親人故友式的行爲表達思念，已不只把家貓當作捕鼠工具，而是對其産生了更親近的情愫。
（二） 相伴生活
清人黄漢將養貓的好處歸納爲“四勝”，除了捕鼠護衣書、不用太多照顧、餵養簡單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冬床暖足，宜於老人”。宋人講“貓暖眠氈褥”“顧有狸奴同席温”，意在年老體衰、孤寂清寒之時，幸好有狸奴相伴，共度長夜，暖足禦寒，人與貓“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衾共足温”，顯露的是朝夕相伴又親密無間。
貓既能護衣護糧護書，又能在寒夜共寢，禦寒暖足，使得貓與主人的感情逐漸升温，關係越發親密，平常閑時“睡貓隨我懶”，儼然成爲生活伴侣。吕本中將家貓取名爲“師奴”，師奴“竹輿游歷遍諸方。火邊每與人争席，睡起偏嫌犬近床”，隨他游歷、伴他生活。不僅如此，貓還“受戒不捕鼠，聽經如欲應”，仿佛有了靈性，“能與兒童較幾許”。潦倒愁苦、困頓寡居時，有“狸奴伴寂寥”，與主人“娱晨暮”“共茵席”“争席隈”，這時家貓是可貴的陪伴者、情感寄託對象。
（一） 純粹情感寄託——家貓核心功能的變化
貓既可發揮實用功效，又儼然成爲生活伴侣，讓人越發愛憐。在貓成爲生活伴侣，寵物化愈漸推進的過程中，生活的舒適、主人的疼愛也使其漸漸失去了一些工具性作用，最初爲人所求所“祀”的捕鼠“天性”便趨於隱退消失。富貴人家的貓“日飽魚飱睡錦茵”，享受著優厚待遇，同尋常百姓養貓捕鼠似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家貓不捕鼠卻仍不減主人愛護，這樣的趨勢已經走向民間，貓的寵物化更爲普遍。
家貓不再用心捕鼠，從馴貓史視角看，實質是適應了寵物化的飼養方式。以前鬥鼠的剛猛一去不返，自得於“惰得暖而安，饑得飽而馴”般舒適安逸的寵物生活，飼養者對這種“聰明”的性情也由惱怒轉向無可奈何。家貓不再捕鼠成了一種常態，“看君終日常安卧，何事紛紛去又回？”主人漸少了抱怨而更關心寵物貓的日常行蹤，不再捕鼠最終並未影響家貓與主人的感情。“狸奴不執鼠，同我愛青氈”，兩者依然相伴生活，親密無間。
愛貓情節在宋人文集中常有體現。胡仲弓家“瓶中斗粟鼠竊盡，床上狸奴睡不知。無奈家人猶愛護，買魚和飯養如兒”。胡家貓對鼠害倡狂已然充耳不聞，雖然胡仲弓有些許無奈，但家人對貓卻愛護倍至，似親子般照顧，家貓飼養已經表現出典型的寵物化特徵。如此狀況下，貓對鼠的威懾力也有所下降。“癡兒效貓鳴，此計誠已拙”正是對世情變幻的調侃，許多人家畜貓已漸脱離其最初用來捕鼠的工具性目的，家貓的主要職能已存在被“生活伴侣”取代的趨勢。
上述詩文雖體現家貓的寵物化趨勢，但仍不自覺將養貓同捕鼠相聯繫。宋人張至龍曾以爲“犬眠蒼玉地，貓卧香綺叢”確是可喜可愛，但“倘無鼠與盜，貓犬命亦窮”，捕鼠依然是家貓存在的立足之本。然而，宋代家貓的寵物化已經出現突破性發展，呈現純粹的情感寄託，家貓的寵物特徵愈發成爲獨立價值。
不同上述，宋代文獻中有不少記述突破了養貓捕鼠的固定搭配而專論主人對貓的“特見貴愛”。張邦基對貓的華美可愛讚不絶口，言其“銜蟬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綿亦不如”，以至於自己減口也要讓貓“從今休嘆食無魚”。一名官員的母親高氏養了只大貓，寵愛非常，幾乎片刻不離，“貓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高氏偶得“饑疾”，狀況嚴重到“每作時，如蟲齧心”，卻“取鹿脯自嚼而啖貓”。張邦基和高氏的飼養已體現出强烈的寵物情結。
受到特别的悉心照料是家貓寵物化後的重要表現。主人早晨起來首先“欲營貓飯”，突降大雨擔心的是“饑貓避誰屋，竟夜不能歸”，家貓繁育幼崽主人興奮欣喜，感覺“卧看跳嬉亦一奇”。建康有“鬻醯者”養有一貓，“甚俊健，愛之甚”，因爲貓長得漂亮尤其喜愛，後來貓不幸死亡，“不忍棄”，仍然念念不舍地把貓放在自己身邊“數日”，直到有些腐壞發臭才“不得已，攜棄秦淮中”，奇異的是鬻醯者竟然覺得貓好像活了過來，“下救之，遂溺死”，爲了自己養的貓，死不肯離，捨命相救，主寵情深不言自明。又有桐江民，對貓“愛之甚，坐卧自隨，但日觀其食饑飽，暮夜必藉而寢，或持置懷抱間，摩手拊惜，出則戒婢謹視之”。桐江民自隨其貓，可謂極致愛憐、視同珍寶，是宋人把“貓”極端寵物化的例子。宋代皇宫中對貓的喜愛亦打破了帝王禁忌。“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貓”，宋神宗趙頊本命爲鼠，按五行相克文化本應避開天敵，如果貓没有較爲深刻的寵物化趨向而只是作爲捕鼠工具使用，打破這樣的禁忌並非易事。
（二） 宋代畫作與墓葬中家貓的寵物化表現
正如上文所見，寵物化過程中，家貓漸漸淡化了捕鼠能力，把貓當作寵物來看待的主人亦將關注點放在了貓的觀賞、陪伴和玩樂上，這在藝術作品中有更直觀的反映。宋代繪畫作品中，貓的形象往往以觀賞和玩樂爲主，多體現寵物情趣而少見捕鼠姿態。以北宋官方編修的《宣和畫譜》爲例，五代李靄之“尤喜畫貓”，徽宗御府共藏其所畫十八品，均爲畫貓，其作品有：“藥苖戲貓圖一，醉貓圖三，藥苖雛貓圖一，子母戲貓圖三，戲貓圖六，小貓圖一，子母貓圖一，蠆貓圖一，貓圖一”；王凝“工爲鸚鵡及獅貓等。非山林草野之所能，不唯責形象之似，亦兼取其富貴態度”，御府藏有一“繡塾獅貓圖”；何尊師“尤以畫貓專門，爲時所稱”，御府共藏其作三十四品，其中三十三品皆爲貓畫，有：“葵石戲貓圖六，山石戲貓圖一，葵花戲貓圖二，葵石群貓圖二，子母戲貓圖一，莧菜戲貓圖一，子母貓圖一，薄荷醉貓圖一，群貓圖一，戲貓圖五，貓圖一，醉貓圖十，石竹花戲貓圖一”。金人元好問曾得見何尊師所畫醉貓圖，其間“牡丹花下日斜初”，景致美不勝收；貓“飲罷雞酥樂有餘”，其神態“側輥横眠卻自如”，可謂閑適至極。總之，統計《宣和畫譜》所記録的貓畫，以觀賞和玩樂爲主題的佔絶大多數。除官方所收名畫外，民間畫作亦有同樣趨勢。劉克莊曾見楊樸所畫《移居圖》，其中“一童子肩貓，一童子背一小兒”；宋代豫章畫扇上有“牡丹三株黄白相間盛開，一貓將二子戲其旁”，楊萬里爲其題詩：“暄風暖景政春遲，開盡好花人未知。輸與狸奴得春色，牡丹香里弄雙兒。”
貓寵物化後主供觀賞玩樂而不再捕鼠，引起部分人的不滿，故這一現象也被用於諷刺時政，如“道士李勝之畫捕蝶獅貓，以譏當世”，又如蘇軾言“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然而，跨過不滿與譏諷的理念争端，出於愛憐而以“戲”爲題的貓畫，已然成爲時代欣賞與追逐的風尚。考古發現的宋代墓葬裏，正可以捕捉到這樣的風尚。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著市民文化興起，墓葬世俗化特徵明顯，墓葬中的壁畫與陪葬物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反映，也是對死後未知世界的構建。貓作爲代表安逸生活的意象，出現在了宋代墓葬壁畫裏。宋墓壁畫中繪有貓的圖像裝飾“有著較爲固定的搭配模式，通常與侍女、直欞窗和其他一些日常家居用品搭配出現”，是生活場景中的一個元素，而位於侍者之列亦有侍奉主人之意。畫中貓“以蹲坐者居多，頸部均繫有絲綫或鈴鐺”，呈閑適之態，當是觀賞玩樂之用。此類風格的壁畫，表現出墓主不僅生前愛貓，在死後世界也想要其陪伴。在河南新鄉公村宋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在棺床南部靠近墓主人骨架處清理出了一批動物骨骼。經過專門研究，這批動物骨骼被認定屬於同一家貓個體，“呈現一定程度的豢養雜食性特徵”，係“特意安置在墓主身旁”，起著在死後世界陪伴墓主的作用。
宋代家庭養貓的盛行擴大了對貓的需求，也催生了與貓相關的市場。獲取貓的一大途徑是求取於近鄰和親友，謂之“乞貓”。清人黄漢引《丁蘭石尺牘》言“古人乞貓，必用聘”。以聘乞貓，主要是用魚或鹽去交换，所謂“貫魚乞狸奴”“裹鹽迎得小狸奴”，“聘”固然有著禮節和習俗的意思，魚可做貓食亦自不必説，對於“裹鹽”，古人以爲“聘貓用鹽，蓋亦取‘有緣’之意”。乞貓的“聘禮”並不限於魚與鹽，有用笋即“以笋乞貓”，更有“青蒻裹鹽仍裹茗”“更令女手綴紅繻”，這裏除了鹽外還有使用茶和紡織品，有著以物易物的味道，這不單是人際交往的一部分，也應存在著實際收益。正因如此，乞貓之人需費心聘貓，養貓之家也會特意繁育，講究養母貓爲佳，等到“他時遂生育，鄰里轉相予”，同今日的家庭貓舍已大致相似。可見，聘貓既帶有禮尚往來的傳統色彩，同時也存有交易買賣的因素。
除以實物爲聘之外，還有直接以錢交易的例子。宋人講“狸花最直錢”，“譬之人家，市貓於鄰”，描繪貓的獲取時使用“市”“購”等語；又有貓走失“購求竟不獲”，後來發現是被人偷捉到店，店内“其物則市之貓犬類也”。價值上，貓因品種不同價值差異較大，唐時便有“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袪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及宋時，《夷堅志》中載孫三與其妻將白貓染紅，設計了一出以貓爲核心的詐騙伎倆，並最終哄得宫中内侍高價收購，“以錢三百千取之”。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時貓的交易還有了“契約”，如《類編曆法通書大全》收録“貓兒契式”，其内容如下：
一隻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在民間。行契〇〇是某甲，賣與鄰居某人養。三面斷價錢〇〇〇〇隨契已交還，買主願如石崇福，壽如彭祖禄向遷，倉禾自此巡無怠，鼠賊從兹捕不閑，不害頭牲並六畜，不得偷盜食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莫走東邊與西邊，如有故違走外去，堂前引過受笞鞭。年月日，行契人。
這紙納貓“契書式”明言“賣”“買主”“三面斷價錢”，可見貓的買賣確實存在，而且已經比較規範。當然，“貓兒契式”與一般契約有較大區别，還表達一種吉祥、祝福之意，可能也是宗教儀式滲透民俗的表現形式。
以貓爲物件的普遍交易還可從宋人對産貓地的叙述裏窺見。時人“謂海州貓爲天下第一”，亦言“今海州貓最佳，俗云海州貓曹州狗”。貓的寵物化，也可在宋人對産貓地的描述中表現出來，《嘉泰吴興志》與《咸淳臨安志》記載了其地專有不以捕鼠爲務的“寵物貓”，《嘉泰吴興志》載“貓，又家畜以捕鼠，近有黄斑者，有毛長如獶者，雖似可愛但不能捕鼠，實無用也”，《咸淳臨安志》則更清晰地把握住了寵物貓的特性，謂“都人蓄貓，有長毛白色者名曰獅貓，蓋不捕之貓，徒以觀美特見貴愛”。
宋人既有市貓需求，相應也便漸催生出了“貓市”。北宋時，相國寺作爲貿易繁榮的首都中心市場，“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其中有專門的動物售賣區，“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在這動物市場中，貓便是主要交易品類之一。貓的品類也有增多，“虎斑，舊時罕有，如今亦不足貴”。除卻交易市場，都城有針對買貓和養貓者的特别服務，城中居民住户如若養貓，會有商家每日“供魚鰌”“供貓食並小魚”，這些特别服務推動了寵物貓飼養食品的專門化，“纖鱗餵乳貓”已經成爲養貓人士的講究與潮流。南宋的貓市更存在進一步的發展，臨安“貓市”其經營項目有“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犬”，包含著針對寵物貓“吃、穿、住”甚至養護等方面的專門服務，宋代貓市的繁榮和宋人飼養寵物貓的盛況已可見一斑。
個人之於世界同太倉稊米，飼養寵物便是社會與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人們選擇克服孤寂感的方式。從馴寵史看，唐、五代有一些零星的記載表明貓已存在被作爲寵物豢養的趨勢，而宋代正是貓在中國寵物化的關鍵時期。考古證據顯示新鄉宋墓出土了我國迄今可確定的第一隻寵物貓。分析宋代文獻亦可見，無論王室權貴還是平民百姓，都在家中普遍養貓並時常將其作爲寵物。宋人與貓的互動關係是多樣的，既有承襲農業傳統的祭祀，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捕鼠、護糧衛書、暖足禦寒、相伴相隨，可以觀察到一些家貓核心功能已發生變化——成爲主人純粹的情感寄託。在這種互動中家貓的寵物化程度日益加深，伴隨著這種寵物化，催生出了相關聯的交易與服務，宋代社會生活在這裏呈現了一個較爲具體和微觀的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