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微信15天，你会怎么样？

1.1 研究问题

“社交网络对人的影响”尚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领域。在对其界定之时，我们参考了既往研究的主要方向，并聚焦于当下社会问题的焦点。由此提出本研究着重探讨的三类问题：

①个体幸福

心理学的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最佳心理机能和体验，通常由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反映。社交能带来诸多愉悦与益处，促进幸福；但当下社交网络相关的“焦虑”、“压力”却频繁出现。因而我们想要重新审视“社交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

②社会联系

社会交往搭建社会联系，缺乏日常人际联系往往使人孤独和疏离。社交网络为联系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低头族、人际淡漠等现象出现，衍生出对于社会性“疏离”的担忧。因而我们想要重新审视“社交网络对疏离感的影响”；

③工作/学习投入

分心是我们在碎片化时代的一大困扰。连接的便利能促进沟通效率，却使人更容易受碎片信息所扰，专注和投入度堪忧。我们想要重新审视“社交网络对工作/学习投入的影响”。

1.2 研究路径

既往研究中，社交网络与幸福感、孤独的关系已有不少探讨，但争议颇多，而对新形势下的疏离、分心等问题关照不足；国外对Facebook等社交平台的研究广泛，国内却缺乏对微信等平台的影响研究；研究方法较为局限于量化调查，缺乏对影响的内在根源探究。

另外，社会中的一些“斋戒”案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斋戒”可简单解释为一种暂别。如停用Facebook数日、关闭朋友圈、甚至将手机置于“飞行模式”等。斋戒的原因，有特殊时期需要“自我隔离”；也有不堪其扰“冲动离去”，还有一种特别的自我探索——既然受到困扰，那就离开数日，看看生活会不会变好？

这种颇具实验性的自我探索，给我们很大的“方法”启示：

可知，既往研究中广为存在的调查法，本质上无法回答关于“影响”的因果关系；实验法是研究因果的不二之选——通过施加某种干预，衡量干预前后的变化，就能评估影响是否存在。但是，社交网络早已“干预”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很难对原始状态进行评估。

而“斋戒”就如同一种“反向干预”——撤离社交网络这一影响源，衡量撤离后的变化，以此反观社交网络的影响。在这里，斋戒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实验方法，所谓“以不用（斋戒）反观其用（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社交网络的影响非一朝一夕，很难在短时间内体现，这项实验必然要走出实验室，回到生活现场。实验的历时性可以使我们充分介入，不止获知影响是否发生，亦探索影响如何发生、问题根源为何。

1.3 简短的概述

综上，本研究关注社交网络对个体的影响，将以微信使用为研究对象，关注当下社交网络使用中的诸多问题，着重探讨社交网络对幸福感、疏离感、工作投入的影响。

研究采用现场实验法（field experiment），将“斋戒”作为一种反向干预，判断斋戒前后的各变量变化，评估斋戒产生的效果，反观社交网络的影响；同时以质化研究结合量化测查，探索影响的成因和问题所在。

2.1 实验干预

2.1.1为期15日，每日使用微信不超过30分钟

理想状态下的“斋戒”是彻底不使用。但这对微信研究存在困难：对许多人而言，微信牵涉到一些重要信息源和必要沟通。本实验将调整为“尽可能少使用”，经预实验考量后，最终设定为每日使用时长不超过30分钟。

2.1.2获取每日使用时长，每日晚8点截图汇报

微信使用时长可通过第三方软件或手机自带功能进行查看。被试每晚8点收到短信提醒，将当日使用数据进行手机屏幕截图后发回。

这一机制的作用有二：其一，通过获知精确的使用时长，可对斋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其二，汇报数据可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激励被试更好地执行斋戒。

2.2 数据收集

2.2.1量化研究

预调查与基线测查：实验前对被试进行预调查，评估人口学特征、微信使用特征、参与意图等；并在斋戒前进行4日的“基线测查”，期间被试正常使用微信，并汇报使用时长，以此评估被试的初始使用情况。

分组前后测：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15日斋戒期内，实验组接受干预（斋戒），控制组正常使用微信；干预前后，两组均进行测查（即前测与后测），测查内容包含幸福感等三类研究指标；分析各组前后测数据，判断影响是否发生。

详细测查指标如下：

①主观幸福感：情绪+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可通过“情绪+生活满意度”整合评估（情绪代表幸福感的情感层面，生活满意度代表认知层面）。本研究采用邱林修订Watson的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PANAS）和Diener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进行测查。

②疏离感

采用Jessor的一般疏离感量表（GAS）进行疏离感测查。

③工作/学习投入

采用简化版乌特列支工作投入量表（UWES）进行测查。由于被试包含学生群体，量表中所有“工作”均替换为“工作/学习”。

2.2.2质化研究

质化研究被试将与实验组接受完全相同的斋戒和测查，但需额外执行两项工作：

• 日记：参照指定模板进行每日记录，涉及每日生活经历、社交情况、斋戒感受等；

• 深度访谈：在斋戒中期及后期接受1-2次深度访谈，访谈内容涵盖个体特征、使用行为、斋戒经历、影响与改变等多方面。

需指出，经过日记和访谈，质化组被试将深度参与到研究中，不免对后测结果产生干扰。故质化组的测查数据不纳入量化分析。

• 被试招募

在北京地区招募实验被试，通过微信公众号、论坛贴吧、校园海报途径，共计报名177人；筛除后，预约见面会100余人。

• 见面会

线下见面会包含：实验简介、前测问卷填写、操作说明。实际到场88人，会后3人退出，85人进入正式实验。

• 实验执行

85位被试中，22位参与质化研究，其余随机分为实验组32人，控制组31人；实验期间控制组3人退出，其余全部完成。

• 数据回收

  
  

实验组与控制组共63人，一共回收前测数据63份，后测数据60份；质化组22人，回收日记20份，完成访谈31场，单次访谈约为1-1.5小时。

3.1被试概况

①人口统计特征

被试总体中，男女比例约为1:3，女性较多；学生与非学生比例约为3:2；平均年龄在25-26岁之间（M = 25.64，SD = 5.262），以20-29岁区段最为集中（80%），最高年龄44岁，最低年龄18岁。

非学生群体中，月收入在5001-20000元的占83.4%，百分比加权计算后人均收入超过10000元；行业分布方面，IT/通信/电子/互联网类占27.8%，整体较为均衡。

学生群体中，本科/大专及以下16人，硕士25人，博士8人，整体教育程度较高；专业分布较为均衡，理工类稍多（20人，占比40.8%），社科相关专业人数有限。

②微信使用特征

基线测查中，被试的每日微信使用时长平均为107分钟（M = 107.20，SD = 61.81）。被试平均微信好友数量为456位（M = 456.25，SD = 341.371）。最低为69位，最高为1845位，受到高位极值的影响较大。各功能的使用情况，即时通信占总时长的43.8%，朋友圈占30.3%，公众号占23.3%，其他占2.5%（包括支付、扫码等）。

3.2斋戒执行情况

①使用时长变化

组间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初始使用时长无显著差异，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分配是随机的。斋戒后出现了十分显著的差异（t=-6.473***），说明微信使用时间的干预是有效的。

组内比较：实验组初始每日使用时长为86分钟，斋戒开始后日均时长为37分钟，有显著的降低（t=-5.985***）；控制组则无显著变化，再次说明实验干预是有效的。

②使用方式变化

• 暂时关闭朋友圈

在22位质化被试中，近20位关闭了朋友圈或表示使用极少。

• 较少查看公众号

约2/3的质化被试表示未看或极少看公众号，其余表示只看固定几个或看得少很多。

• 集中处理消息，区分重要程度

大部分人改为集中处理消息，甚至每日固定2-3个时间点查看，使用频率和碎片化程度降低；回复消息时对重要程度有所区分，“重要消息回电话”，“只看@自己的群消息”等；除此之外，较少主动发起对话，说话时变得“更直白”、“长话短说”等。

4.1 样本偏差、参与意图与需求特性

本实验被试的人口特征总体符合主流人群，但依然存在一定的样本偏差。如女性多于男性，学生较多于非学生群体，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水平偏向精英。其中学生群体比例值得注意：本实验中学生与非学生比约为6:4，但由于学生占社会总体比重较小，相较之下实验结果可能包含了较重的学生属性。具体而言，学生群体的娱乐性使用可能更多；对于弱关系的理解和需求与在职群体不同；学习场景的分心问题可能比工作场景更重等。

参与意图是另一个需重点关注的问题。调查发现，约三成被试明确为了减少社交网络使用而来。有此需求的人多为重度用户（前期测查也印证了被试整体略偏重度），使用中受到的困扰较多。如对斋戒抱以好感，干预本身满足了其诉求，就更易获得正面感受和评价。因而实验结果可能体现了更多重度用户的反应，存在一定的“虚高”风险。

需求特性（demand characteristics）是实验法的普遍问题。被试若揣测实验目的，认为斋戒后应当变好（或变坏），测查结果则会受到一定影响。

4.2 实验规则与干预强度

有效干预是影响产生的前提。但为保障可行性，实验的干预规则作了一些折中：

其一，限制使用并非完全不用，由于存在每日30分钟的可用时长，使得微信使用的影响是不完全受控的。例如，一些重要的沟通联络将首先被满足，如此类行为受限，对正常生活将造成困扰，长此以往，对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投入的消极影响则可能发生；

其二，斋戒周期为15日，并非一个长效的阶段。情绪、工作投入等状态性指标较为易变，但对于疏离感、生活满意度等特质性、稳定性指标而言，未受影响不等于无关联，可能是干预强度不足以使之发生显著改变。

4.3 斋戒的影响与社交网络的影响

本实验出发点是探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由于社交网络早已“干预”了我们的生活，实验采取了反向干预（不使用）操作。但其实，不使用的状态不等于未使用过的状况，因为在过往使用中，一些内在和不可逆的影响可能已经发生。如，无线上社交时，我们的线下社交可能较为丰富；而斋戒社交网络后，虽缺乏社交，但主动寻求线下社交的人并不多。社交网络已经培养了我们如今的社交模式和意识，这是短期斋戒所难以涉及的。

总的来说，斋戒实验对短期状态性影响有较好的反映，如需对更为长效、内在的影响进行评估，通过追踪调查进行早期介入或是更好的方式。

5.1 主观幸福感的量化分析

5.1.1积极与消极情绪

• 消极情绪：干预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变化趋势差异显著（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时间×组别交互效应F=4.321*）；其中，实验组消极情绪显著降低（t=-2.617*）；而控制组变化不显著（t=0.295）。

• 积极情绪：实验组与控制组组间变化趋势不显著（时间×组别F=0.297）；且实验组（t=0.870）和控制组（t=1.482）在干预前后的积极情绪均未改变。

数据结论①：斋戒后被试的消极情绪显著降低，但积极情绪未发生改变。

5.1.2生活满意度

实验组和控制组组间变化趋势不显著（时间×组别F=0.365）；且实验组（t=-0.236）和控制组（t=-1.227）在干预前后的生活满意度均未改变。

数据结论②：斋戒后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未发生改变。

5.2 主观幸福感的质化研究

在斋戒期的深度访谈和日记中，反映幸福感的情绪类描述被频繁提及，涉及的情绪类别和产生原因较为多样。梳理后，我们将社交网络斋戒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分述如下：

5.2.1 社交斋戒对情绪的正面影响

①“社交卸妆”：印象管理与社会比较的强制下线降低了消极情绪

朋友圈状态更新属于典型的社交网络互动：广播式、非即时、多媒体。这种可控性能使我们更灵活地展示表达的同时，也可能更加注重印象管理、关注他人的评价。但如果对他人的关注与评价过于关注，容易带来负担。

另一方面，通过朋友圈了解他人的生活，常会产生潜在的社会比较。由于大多数人都趋向于在社交网络中发布正面信息而隐藏负面，这种社会比较往往会高估他人，对自己产生较低的评价，使心情受到损害。

②“群信息卸载”：离开“人情重灾地”的群，使焦虑感降低

过多的消息、好友、资讯都会造成信息过载。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自主地选择和控制信息；但由于加杂了“人情”、“面子”等关系和社会规范因素，社交网络上的信息管理有时并不那么“自主”。信息过载会使得信息处理困难，带来焦虑；社会规范的限制亦会使人产生强迫和束缚感。

③减少“泛社交”疲累，“有营养”的交往滋养情感满足

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邓巴数假说，根据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案例中有拥有几千好友的被试员，在人际管理成本超负荷，将对情绪产生负向的影响。

另一方面，过度频繁的弱连带交往, 从时间上稀释了强连带交往的密度，而人们真正可以获得“情感滋养”的途径来源于强连带，如家人、密友等，这让人们的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

④摆脱“社交麻醉”并付出真实的努力，提升正向情绪

对压力的逃避和拖延在成本低廉的在线社交上得到了“缓冲”，但这只是缓冲，并非解决。没有被解决的根本矛盾依旧存在在现实中，不仅在情绪上得不到真正的缓解，还会因为损失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而更加焦虑。因而斋戒后，部分被试感到充实愉悦。

⑤摆脱“失控感”，重拾社交主动权，显著降低消极情绪

作为重度使用用户的被试在斋戒头几日，被试常条件反射地打开软件，为担心错过消息而焦虑；这种状况在斋戒两三日后逐渐减轻至消退：一方面因为养成了新习惯，另一方面，意识到消息数量和“秒回”必要性并不如预想的高。放下了强迫性使用的负担，缓解了焦虑感。

⑥暂离“中国式社交”的“人情赞”与“面子赞”，降低情绪负担

人情与面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不可小觑的分量，在以“关系”为原料搭建的社交网络里，人情与面子依旧占据着交往伦理中的重要位置。“人情赞”、“面子赞”在重视“关系”的“中国式”在线交往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这道风景如果过于频繁，将加重人们的情绪负担。

⑦“碎片拼图”重拾“深度阅读”， 带来情感共鸣与知识上的满足

一部分对阅读质量有要求的受众无法满足。他们要求更深度，对自己成长更有裨益的内容，并因为在“浅阅读”上投入大量时间而感到负担和烦恼。

另外，我们在一些极具内省精神的受众那里还得到了似乎有些“耸人听闻”的观点，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使用者，讲到浅阅读对自己的影响，是关乎逻辑的，她认为长期沉浸在浅阅读中，会慢慢减弱深度思考的能力，理解事物停留于表面，而非追问真实，追求深刻。

⑧拒当“情感垃圾桶”，不让负面情绪“隔屏传染”

不仅仅是个人，甚至公众号，都可以渲染“屏幕情绪”，从而传染到自身，这样的表达在访谈中多次被提及。社交网络上表达态度与情绪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而当你的朋友圈里充斥负面情绪时，自身的情绪也会受到牵连。

5.2.2 社交斋戒对情绪的负面影响

⑨无法参与公共讨论，游离于网络共同体之外，焦虑感上升

在我们实验斋戒期内恰逢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参与到社交网络斋戒中的受众无法通过微信群、公众号、朋友圈中得到相关资讯，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一关切自身利益的公共事件的参与者，无法加入到公共讨论中，影响斋戒者积极情绪的上升。

清华大学马向阳研究员在阐释雾霾等公共事件与社交网络关系时讲到，雾霾是超大型城市生活的特有体验之一，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像是一种文化隐喻。人们透过网络媒介进行社会交往，重新思考和面对自己正在经历的集体境遇。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情感连接器”角色。

⑩没有“轻社交”来润滑“硬需求”，无法继续维持高水平的安全感

“突兀”是一个不太口语化的词语，在访谈中常常被斋戒者比较“正式”地提出，他们认为长时间的离线将可能带来人际关系的疏远，即便是弱连带关系依旧需要一定频率的情感维护。

在非常重视“关系”与“人情”的中国社会，我们长期受到传统人际交往观念的影响，认为维持相当量的“人情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为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便利。如果强行暂停了这种在线、廉价，大部分人都采纳的“人情输出”方式，焦虑情绪进一步上升。

⑪“情感刚需”无处寄托，会提升不良情绪的累积

大部分斋戒者都有表达情绪宣泄的诉求，情感交流、情绪宣泄是大部分人的精神刚需，在斋戒期内，无法完成线上倾诉，又没有条件转到线下渠道的人群，消极情绪有上升的现象。

⑫失联的恐惧，升高了焦虑情绪

通讯从来都是双方，乃至多方的行为，不能因一人的改变而随意转变。所以当斋戒者进行15天的微信斋戒时期，即便下定决心实践15天的“微信断食”，也还是没有办法从其他途径满足基本的通讯需求，原因不言自明，不参加微信斋戒的人的行为是不能干预的。所以访谈发现，大部分斋戒者都有提到，因为无法满足基本的通讯需求而焦虑，也因为担心失联而失去安全感。